西漢時期是渭水流域戰略地位形成的關鍵期，這一歷史階段國家向西北開邊拓界，渭水流域人口密度、民族關係、政區劃分以及軍事部署變化均較為劇烈，可以給渭水流域戰略地位的形成提供良好研究範本。
西漢中期以後，恰逢中國氣候史上“先秦秦漢溫暖期”結束，渭水流域氣候發生一定改變，東漢時國家政治中心東移又使渭水流域戰略地位進一步演變並最終趨穩。直至西漢滅亡，渭水流域一直佔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軍事戰略地位。
一、渭水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徵
渭水流域的地貌是歷經數百萬年地質構造變遷最終形成的，西漢時期渭水流域整體地貌結構已與今日類似，隨著時間的推移，渭水流域地貌特徵開始受人類活動影響逐漸改變。
渭水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早在 6000 年前，就有中華民族的先祖在此生活，造就了絢爛的仰韶文明。此後時移世易，渭水流域的自然與人文條件都隨歷史發展而演變。
西漢時期，渭水流域已完全被農耕民族佔領並得到充分開發，成為西漢中央政府統治力量最強的區域。漢政府在渭水流域內安置移民、添設郡縣、建路造橋、部署軍隊，使該區域在西漢獲得了重要的戰略地位與戰略價值。
這一系列建設需要大量人力，渭水流域整個戰略地位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其絕佳人口承載能力之上的，而流域人口承載力的強弱又與其少災優勢與人口分佈、土壤狀況和糧食生產力等多項特徵有關。
渭水流域戰略地位形成於西漢，是自然條件演變與人類歷史發展共同作用的結果。渭水流域內多高肥效、質地疏鬆的黃土壤，且灌溉條件好，氣候溫和，有開展農業活動的基礎。周人、秦人久在渭水流域耕作，積累了豐富的農耕經驗。
春秋戰國時期，秦人發跡於岐山，先後沿渭水向東、向西開拓領土，逐戎狄，使渭水成為秦之內河。最終，西漢幸運地繼承了自周、秦以降，渭水流域上千年來農業發展、地區統一的成果，又恰趕上中國歷史上二次氣候溫潤期的末尾，可謂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西漢時期，渭水流域的糧食產能得到充分釋放，漢政府藉此開始向流域內移民，渭水流域人口的增長成為了其在行政、交通、軍事等方面戰略地位形成的基礎。隴西、天水雖分置，但因渭水將兩郡貫穿，兩郡之民生活環境類似，民俗亦相仿，故史料典籍中，二郡之名往往聯結出現。
西漢時期，隴西、天水之民有秦時徙邊之民後裔，亦有自關東遷來的豪族、“罪人 ”，從本質上講並無同一性，也和“民俗質木”沒有直接聯絡，隴西、二郡的民風，應當是受自然環境影響逐步形成的。
隴西、天水兩郡的徵兵優勢也在這期間一步步顯現。兩郡的首要徵兵優勢即為人口數量眾多，渭水上游地區人口密度屬西北邊地之冠，所以來自渭水上游諸縣計程車兵在西漢時期的重大軍事行動中總是佔有很大比例。其次，西漢朝廷認為隴西、天水等邊郡軍民的戰鬥能力要強於內郡，兼有人心質樸，服從指揮的優點，故多召諸兩郡正卒以應全國兵事之亟需。
第三，漢民遷居邊地，人口與土地的矛盾趨緩。有這三項優勢，使漢政府每逢戰事非常樂於徵調隴西、天水二郡之卒，渭水上游地區藉此成為了西漢重要的徵兵基地。
二、西漢渭水流域的軍事地位與軍事部署
西漢初年，渭水上游地區處匈、羌、氐三異族勢力的包圍之中，東向經由渭水谷道與西漢統治核心區關中平原相連，形成一個標準的突出部。隨著西漢軍事實力的增強，先後在渭水西側和西南側設定了郡都尉和部都尉，配合在渭水北側天水郡轄域內的密艾亭騎都尉，三者形成一個環渭水上游防禦地帶，也可視作渭水西向突出部的延伸和拓展。
相較漢政府以金城郡西部都尉-隴西郡南部都尉-廣漢郡北部都尉三者構建的國家邊疆整體層面上的西邊防線，渭水上游防禦地帶涉域小而聯絡更加緊密，這反映出西漢時期中央對渭水上游地區防禦的高度重視，該防禦地帶的構建，一方面有利於關中安全，另一方面成為西北、西南各邊郡的後盾，維持了西北、西南更大範圍內，更多邊郡較長時間的穩定。
在渭水下游三輔之地，軍事防禦的重點由西向轉為北向。漢五年（前 202）五月，在婁敬、張良等人的建議下，高祖決定定都關中，並置長安縣。
惠帝時修建起的長安城牆將城市範圍整體限制於渭水南側，僅僅利用河流分割區域的功能，將渭水視為長安城北向的一道屏障。隨著之後文帝設細柳、棘門、霸上三營備胡，景帝築東渭橋加強渭水南北聯絡，武帝設三輔都尉及八校尉完善長安城北向防禦體系。
西漢歷代統治者對渭水軍事作用的認識更加明確，渭水軍事方面的戰略意義更加凸顯，西漢長安城北向防禦帶在依託渭水的基礎上，整體越過了渭水一線並且不斷向北輻射。西漢定都長安於經略西北甚為有利，同時也更易受到此向的軍事威脅。由是聯絡關中與西北的渭水在軍事上便兼具進取與防禦兩方面的作用。
渭水上游地區是農耕民族西向延展的突出部，是一塊易於被農耕文明永久性佔領，並逐漸內化的區域，可做為漢帝國向西北拓土的前沿陣地。渭水上游的隴西、天水及渭水亞流域的安定、北地等郡，皆地近胡虜，漢民遷入上述地區之初就帶有強烈的軍事鬥爭色彩。
西漢前期，這幾郡的地方勢力發展尚不成熟，便於中央直接掌控，故渭水上游諸郡子弟被漢政府頻繁徵調，成為“六郡良家子”的骨幹力量，時常遠離鄉土作戰，戰鬥力得到廣泛認可，渭水上游地區就此成為國家重要徵兵之所，也成為保障西漢徵兵制得以存續的關鍵。
西漢一代，渭水流域各區段的軍事部署均與保障京師長安的戰略安全密切相關，尤其渭水下游的京畿防禦帶得到了持續性完善和發展。渭水流域起到了對整個軍事防禦體系的支撐作用。
三、東漢以後渭水流域戰略地位變化
東漢以後，渭水流域的戰略地位產生一些變化。這與流域內民族遷徙，流域自身地理條件下滑以及流域內資源的支配勢力更替等多方面因素相關。
羌人在西漢時慕華夏之旺，多有歸降，西漢政府也採取俾夷為華的態度，使歸降的羌民居住在長城以內，如景帝時內附的研種羌就被安置在渭水流域以西以南的安固、狄道、羌道、氐道等地。
西漢羌人叛亂，多在塞外，與匈奴勾結，神爵元年（前 61 年）漢羌戰爭中主要參與的羌種即先零羌諸豪。至東漢時降羌已廣佈於中國，羌叛發於塞內，遷延久長，終為天下之大禍。
東漢朝廷在政治中心東移、國力衰落的條件下，始終維持住了對河西及西域廣大疆域的控制，渭水流域所發揮的樞紐作用至關重要。隨著歷史向前發展，幾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東漢時期渭水諸郡日益與邊郡為伍，渭水流域戰略地位逐步由西漢時的天下腹心向東漢帝國壓制羌亂，聯絡河西及以遠邊疆的前沿演變。
政治和經濟因素是最首要的，一直倡導以柔術治國的光武帝其實本就不傾向在地處西北而更利王朝取得軍事成就的長安建都。建武元年（25 年）東漢建立之時，劉秀雖有儘快收復西漢故都長安的願望，並先後以鄧禹、馮異為西征主將討伐佔據關中的赤眉武裝，但漢軍卻與赤眉軍在關中長期對峙，長安一度得而復失，直到建武三年才徹底肅清了赤眉勢力。
長安久歷戰火，長遭搶掠，破敗不堪，錯過了東漢初年寶貴的發展機遇，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與洛陽競爭首都的機會，渭河下游平原也丟掉了政治中心地位。
同時，渭水下游作為西漢畿輔之地，往日雖少天災，卻在兩漢之交遭受嚴重的人禍，關中地區城市基礎設施受創嚴重。此後，在赤眉軍與漢軍爭奪關中的戰爭中，又恰逢“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渭水下游地區復遭洗劫。雖然光武帝后來多次“修西京宮室”，最終還是難現三輔前漢之盛。
渭水流域戰略地位的改變應該還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在《漢書》中，漢元帝以後的天災和氣候反常記載開始增加，西漢後期和東漢全期，渭水流域的氣溫應該已經出現明顯下降，這會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首先是渭河的適航期縮短，水量減少，渭河水系漕運功能下降。
降溫可能導致關中糧食減產，關中地區的農作物從西漢後期就開始頻繁遭遇凍害，本地糧食產量亦不復全盛時之數。綜上觀之，東漢時期的渭水流域由於自身政治、經濟、自然等條件全面下滑而失去了“天下腹心”的地位，後來歷經羌亂而進一步衰敗，俟數百年後隋唐之時方得復興。
結語
造成西漢滅亡後渭水流域戰略地位全面下降的外部因素是東漢將大量降羌內徙渭水流域，改變了域內人口的民族比例，又不能加以善待，最終造成渭水流域民族對立情緒嚴重，釀成羌禍，渭水流域受戰亂拖累而衰落。
內因則是東漢渭水上游地區久經開發，已經產生了區域性豪強，東漢政府又將政治中心東遷洛陽，這就導致渭水上游地區對中央的向心力大大減弱，渭水流域內部的趨同性和一體性反而增強。
西漢時，中央對渭水諸郡所出精兵良將如臂使指，東漢以後，這股勢力卻轉而效忠本地豪強，具有強烈武質性特徵的關隴集團遂在渭水流域一體化特徵的催生下登上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