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皇帝親征共計七次，
親征原因可歸納為平叛、開疆和抵禦侵略三類。皇帝親征時遠離京城，因此親征沿途的佈置及留守官員的選任是皇帝親征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皇帝抵達前線後，除對軍事行動的指揮外，還需要處置投降的敵軍，對己方將校及時地進行賞罰。
此外
，皇帝對於涉戰地區的安撫、傷亡將校的撫卹工作也要適時展開。
同時，北宋皇帝歷次親征中的某些轉變，也從側面映襯了北宋前期政治的變化。下面我們主要來討論一下，北宋皇帝對親征將校的賞罰與撫卹。
一、對親征將校的賞罰
1.封賞立功將校
將領率軍在外征戰，軍功封賞多是待戰爭結束，軍隊還朝後再行封賞。當皇帝親征時，軍功的封賞則相對及時，
這對士氣的鼓舞起到了積極作用
。當然，也有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親征契丹慘敗，而未封賞的例外。
開寶二年（969年）六月，宋太祖在從太原返京途中，
賀惟忠因為守衛邊疆多次立下戰功，
被任命為易州刺史，同時兼任易州、定州、祁州等地巡檢使，令其仍舊駐守邊疆，“遷其秩而不易其任。”
鹹平三年（1000年）一月，宋真宗晉升了田紹斌、李福、石保興、楊嗣、楊延朗、石普、張旦、蔚昭敏、李規、張昭文等人官職，“賞擊退敵騎之功也。”一月丁亥，範廷召率軍在莫州擊潰契丹，斬首數萬，將契丹軍隊逐出北宋境內。三天後，捷報傳到大名府，
宋真宗大喜，當即封賞前線將校
，“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有差。”
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
宋真宗親臨前線，鼓舞士氣，封賞立功將校
。六天之內連續兩次親臨澶州北寨勞軍，“命將校從官飲，犒賜諸軍有差。”召見駕前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鹹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舉酒屬之。”
相州通判楊自牧守城有功，“詔以自牧知州事。”
破格提拔河間縣令睦昭矩、司理參軍李義方及其下屬
，“以河間縣令睦昭矩為右贊善大夫，司理參軍李義方為大理寺丞，自餘幕職、令錄悉授京官，判司、簿尉第遷幕職、令錄，同出身人免選超注家便官，皆賞守城之勞也。”
還朝後，宋真宗論功行賞，及時封賞了立下戰功的高階將官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一月）丙寅，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武寧節度使石保吉、馬軍都指揮葛霸、步軍都虞候王隱，以澶州之功，並加封邑，繼隆特加開府儀同三司。”鈐轄孫全照、張旻、秦翰等人，也“加檢校官及封邑。”
參知政事王欽若戰時外出鎮守天雄軍有功，
宋真宗打破舊有“輔臣加恩無所賜”的慣例
，對王欽若大行賞賜，“加階邑、實封，又賜襲衣、金帶、鞍馬。”隨後又封賞了一批立戰功的中級文武官員，如寧州團練使張凝、單州刺史田敏、康州刺史白守素、虞部員外郎王用和、殿中丞江日新、兵部郎中邊肅等人。
在論功行賞之時，皇帝也不忘低層將官及基層軍士。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四月，宋太宗督軍圍攻太原城，天武軍校荊嗣身先士卒，英勇負傷，宋太宗親自召見他，賞賜他錦袍銀帶。五月，北漢主劉繼元投降，獻出了宮人百餘人，宋太宗將這些宮人“分賜立功將校。”
景德元年十二月（1004年）壬午，宋真宗親臨澶州城南臨河亭，
慰勞鑿破河冰以防契丹軍隊偷襲的軍士
，“賜鑿凌軍士綿襦及緡錢有差。”同日，龍衛左第四軍都虞侯李珂而下六人，憑藉澶州北寨戰勝的軍功，受到了宋真宗的封賞，“遞遷軍職，賜錦袍銀帶。”
宋真宗還朝後對高階文武官員論功行賞之時，
也沒有忘記地方官員的功勞。
對於戰時率兵出城驅逐契丹的河北諸州官吏、使臣，宋真宗也下令“第賜階勳一轉。”此外，諸如高品周文質、神勇員僚劉超等人也因為作戰勇猛而被嘉獎，前者被升為殿頭高品，後者則被補為本軍都虞侯。
2.處罰過失將校
有賞必有罰。既然封賞立有軍功的將校，那麼對違反軍法的將校則當依據軍法處置。然而，根據史料我們不難發現，宋真宗在處罰過失將校時
，會存在從輕處罰的情況。
建隆元年（960年）五月，宋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跟隨前往。
身為文官，趙逢卻也有類似臨陣脫逃的行為，
還京後，又由於其他行為，被宋太祖一怒之下貶為房州司戶參軍。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八月，宋太宗頒發了《責石守信制》，責備他“從徵范陽，督前軍失律”，“責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使、依前兼中書令。”
同時，
還有彰信節度使劉遇、光州刺史史圭等人
，也因“從徵范陽，所部兵撓失律”，而被責授官職。鹹平三年（1000年）正月，宋真宗下《削奪傅潛張昭允官爵詔》，命“並削除在身官爵，潛長流房州，昭允長流道州。”
此外，還下令將“潛二子內殿崇班從政、從範亦除名，隨父流所，仍籍沒其家貲。”究其原因，主要是傅潛、張昭允二人“遷延不戰，畏懦偷安”。
二人之罪按律本當斬，
宋真宗“念其逮事先朝，屢經驅策”，駁回了百官請處二人死刑的奏摺，寬恕他們一命，改為流放。
貝冀行營副部署王榮，奉詔追擊契丹，但他率軍抵達界河南岸後卻臨陣脫逃，晝夜狂奔，騎兵自損半數，宋真宗卻沒有追究其責任，
只是派人前去收殮屍體。
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宋真宗頒佈了《頒臨陣賞罰令於北面諸軍詔》。
其中例舉了諸如剋日會戰不齊、賊兵至可以出軍而不出、臨陣先退、臨陣輒離左右及不受節度等罪名。對於觸犯這些條規的將校，詔書中命以“並斬”處置。
但是在處理觸犯相關軍法將校時，宋真宗並沒有嚴格遵守這一規定。
如知軍王固，在契丹圍攻通利軍時棄城連夜逃跑，本因治重罪。
時逢大赦，因此王固只被責監賀州銀錫場
。又如，王超身為三路統帥，總握禁兵，守衛北部邊界，契丹入侵宋境之時，卻“乏驅攘之效”；奉旨率軍赴澶州，又“違詔失期”。王超上奏請求治罪，宋真宗念其舊日功勞，沒有責怪他，只是“以超為崇信節度使，罷軍職，便道之任。”
二、對傷亡將校及其家屬的撫卹
1.褒獎負傷將校
前文提及天武軍校荊嗣，在進攻太原城時身負重傷，受到了宋太宗的親自慰勞，並賞以錦袍銀帶。由此可見，
皇帝在親征時褒獎負傷將士，
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
如李漢瓊，《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丙戌，“李漢瓊率眾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戰。”宋太宗聽聞此事，立刻將他召至幄殿，親自檢查他的傷口併為他塗抹藥膏。
宋太宗此舉，足以撫慰宋軍將士攻城勞苦之心。
又如，景德元年（1004年），天雄軍都部署周瑩召集洺州騎士一千五百人趕赴天雄軍。據史料記載，這股部隊在趕赴天雄軍的途中，“與敵遇，力戰，有死傷者。”周瑩認為他們消極抗敵，想要將他們全部殺掉。宋真宗聽聞此事，
不僅吩咐周瑩不要治他們的罪，還“詔並賜帛及酒藥。”
此舉無疑極大地攏聚了宋軍將士的抗敵信念。
2.撫慰陣亡將校及其家屬
對待受傷將士尚且如此關心，
那麼當將士為國捐軀時
，皇帝自然更不會吝嗇對他們的褒獎。開寶二年（969年），宋太祖親征太原，橫州團練使王廷義、袁州刺史石漢卿等人均在圍攻太原城時中流矢，王廷義“免冑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顛”，石漢卿“中流矢，溺死”。
宋太祖隨即贈官，贈王廷義為建武節度使，石漢卿為袁州防禦使。
接著又重新起復了石漢卿的父親石萬德
，贈其官“為伴食都指揮使、領端州刺史。”鹹平三年（1000年）正月，跟隨宋真宗親征的樞密副使宋湜突發重病，宋真宗親自探望他，並“詔許先歸，賜以衾褥一副”，派使者供帳護送他。
後宋湜卒於澶州。宋真宗聽聞訊息，廢朝並下詔“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為太祝，純為奉禮郎；弟某為光祿寺丞，湛為大理寺丞；侄孫選同學究出身。”而後宋真宗再次親臨河朔地區，悼念宋湜的同時又追贈他為刑部尚書，並上諡號曰忠定。
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
契丹軍隊攻陷德清軍，戰況非常激烈。
宋真宗憐惜不已，誇讚了胡福、尚祚二人：“眾寡不敵，皆以戰沒，忠勇之節，實可嘉尚。朕遣使訪其遺骸，唯得福屍，已命厚葬之，宜獎其嗣。”
還朝後，宋真宗沒有忘記當時所言，
對守衛德清軍而亡的十四位將官進行了贈官和蔭補子孫
，對於其他抵禦契丹進攻而亡的將官們，也進行了贈官和蔭補子孫。
撫卹將官的同時，
宋真宗對在戰爭中喪命和失蹤的普通士兵
，也進行了應有的善待與安撫。
戰爭結束後，宋真宗專程派使臣前往德清軍收殮陣亡士兵遺骸並祭奠英魂。在戰爭中被契丹擄走計程車兵，宋真宗則下詔給予其家屬一定的補償：“詔通利、德清軍等處行營軍士為契丹所擄者，賜其父母緡錢，有妻子者，以聘財給之。”
三、總結
綜上所述，
皇帝親征乃是舉國大事，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這之中的相關安排，涉及到朝廷的方方面面，也從側面體現出當時執政者的某種態度。皇帝戰時坐鎮軍中，不僅對軍隊士氣的鼓舞起到重大作用，還可以根據將士的表現而及時地進行賞罰。
賞賜範圍覆蓋大，上至統帥，下至軍士，這進一步激勵了將士建功立業的雄心
。懲罰犯有過失的將校時也毫不手軟，對於潛邸親隨也是一視同仁，但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賞罰不明的情況。此外，皇帝在親征將士出現傷亡情況時，也會對其本人及家屬進行撫卹，以表彰他們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