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所謂編年體史書，就是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記載重大歷史事件的史書。寫成這部著名史書的，是我國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也是北宋最有名望的大臣司馬光。
司馬光於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生於一個官宙家庭。當時，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正在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兒子取名“光”。根據史書記載，司馬光從小就聰明好學，但他不喜歡佛老學說，而是對歷史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歡《左傳》，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在很小的年紀，司馬光就不僅能夠熟練地背誦《左傳》，而且能把兩百多年的歷史概況講述得清清楚楚。《左傳》對司馬光的影響很大，他能寫出《資治通鑑》，是和《左傳》對他的影響分不開的。
史書中留下了很多司馬光小時候的司有趣故事，例如被後人傳為佳話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司馬光從小就具備機智勇敢的品質。
眾所周知，司馬光以“誠信”聞名，而這一品質的養成，跟其父親司馬池從小對他的教育分不開。
司馬池從小就教育司馬光，做人要誠信。司馬光五六歲的時候，某一日，他拿著幾個青核桃要姐姐幫他去皮，因為他自己不會，但是姐姐嘗試了幾下也去不掉，就離開了。後來，一個碑女用熱湯幫司馬光將核桃皮去掉了。後來姐姐問司馬光，是誰幫他去的核桃皮，司馬光騙姐姐說是自己。父親知道這件事後嚴厲地批評了司馬光，後來司馬光將這件小事寫到紙上鞭策自己。司馬光生誠信，清代大學士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後人對司馬光蓋棺定論，也是一個“誠”字。
司馬光二十歲時考中了進士，開始擔任奉禮郎、大理評事一類的小官，後經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人京擔任館閣校勘、知同禮院、幷州通判等職，後升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人仕後，司馬光繼續刻苦鑽研歷史。後來，司馬光發現，在當時已存的浩繁的歷史著作中，缺少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通史，使人讀了之後能瞭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於是，他決定自己編撰一本。
後來，司馬光花了兩年時間，寫了一部從戰國到秦末的史書，名叫《通志》，共八卷，記述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主要寫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的盛衰興亡，供皇帝參考。司馬光將這八卷《通志》呈給宋英宗，英宗看了以後非常滿意，立即下令設立一個書局作為編書機構，由司馬光親自挑選編寫人員，輔助他編寫這部通史。司馬光邀實趙曙像請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班、劉恕、範祖禹等加人他的編寫團隊，共同編寫這部通史，而且對幾個人的分工做了比較明確的劃分：劉班撰寫兩漢部分，劉恕撰寫魏晉南北朝部分，範祖禹撰寫隋唐五代部分，最後司馬光來彙總，由其子司馬康擔任文字的校對工作。
《通鑑》開始編寫的第二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繼位。宋神宗看過《通鑑》八卷後，認為這本書可以幫助帝王瞭解歷代王朝的治亂興衰的經驗，書中所載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可以給今天的統治以借鑑，“鑑於往事，有資於泊道”，所以，宋神宗將書名改為《資治通鑑》，還說要為這部書作序，這體現了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的自覺意識增強。新帝的大力支援給了司馬光的編寫團隊非常大的動力，更加促進了這部史書的編修工作。
這部書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編攢，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編撰完成，前後歷時十九年。為了編寫這部書，司馬光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據說，司馬光為了編書常常廢寢忘食，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長，而且上邊沒有一個草字。夏天悶熱難捱，司馬光便請匠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地下室”，每天在這個“地下室”裡工作。司馬光對史料考核極其認真，追根尋源，反覆推敲，不斷修改。光是《資治通鑑》的初稿，就堆滿了兩間屋子。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雍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由此可見司馬光為了這本書付出的心血。
編成後的《資治通鑑》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部鉅著。它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目張。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錄及考異各三十卷，共約三百多萬字，包括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也包括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內容平實可靠，整部書透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後人。《資治通鑑》所蒐集的材料十分豐富，據估計，《資治通鑑》所引之書多達三百多種。司馬光和其他編者的寫作態度極其嚴肅認真，絲不苟。為了考辨歷史事件的真偽，《資治通鑑》對同一歷史事件往往參考三四種不同的材料。
司馬光熟讀《左傳》，因此《資治通鑑》中也顯示出了《左傳》對其影響的痕跡。跟《左傳》一樣，《資治通鑑》也非常重視寫戰爭。例如對戰國時期的“馬陵之戰”、東漢未年的“官渡之戰”、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東晉的“淝水之戰”等，都描寫得非常詳細生動，讓人讀來如歷其境。
司馬光從正史中節錄了大量史料，但是並不是拿來就用，而是進行了合理的刪改。《資治通鑑》沒有太多生僻字，語言以簡潔明瞭為主。例如《後漢書卷七十八室者列傳第六十八》寫鄭眾時說：“眾獨一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資治通鑑》則改為：“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義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敘述更為詳盡，語言更為簡單易懂。
《資治通鑑》具有非常強烈的正統立場，如在三國時期，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期，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但是也因為立場問題，司馬光在對古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評論時，都是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的。所以，《資治通鑑》在敘述統治階級內部權力之爭的歷史時，般能尊重歷史事實。而涉及農民反抗鬥爭時，就很難客觀評述了。
即便如此，《資治通鑑》的價值仍然是很突出的。這部書系統完整地儲存了我國古代的歷史資料，對研究歷史很有參考價值，是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司馬光也為這部里程碑式的鉅作耗盡了心力，就在書成後兩年，即1086年，司馬光便病近了，享年六十七歲，朝廷贈以“太師”、溫國公”等稱號，派專員扶靈柩返回其原籍陝州夏縣（今山西省夏縣）安葬，溢“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