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生於魏齊王芳正始八年，卒於晉惠帝永康元年。潘岳一生仕途偃蹇，位卑才高，受到政治戕害又為世人詬病，這一切集於一身，為了深入細緻地把握潘岳其人其文，我們就先從潘岳的家世家風、仕途經歷、交遊情況等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
家世與婚姻
家庭和婚姻狀況是考察潘岳其人的出發點，家世背景是潘岳文學素養形成的基礎，婚姻狀況則是考察潘岳主要社會關係基本依據，因而論潘岳其人，必先考其生平。
潘岳家系源於楚國公族，潘崇為其可考祖先之最早，潘崇事蹟主要見於《左傳僖公三年》、《左傳文公元年》、《左傳文公十一年》、《左傳文公十四年》，楚穆王時為太師，為穆王弒父即位出謀劃策，而後又助穆王排除異己，是楚穆王之心腹重臣。崇之子虺為楚莊王時大夫，其事蹟主要見於《左傳文公十六年》為莊王之謀臣。旭子黨亦為楚國大夫，其事蹟主要見於《左傳宣公十二年》、《左傳成公二十六年》，擅於軍事。由於文獻資料有限，潘氏家族自黨至謹之間數代之繁衍已未可知。
司馬氏政權是依靠門閥士族的支援而建立起來的，他們為了篡位，借重於權貴勳舊，因而西晉形成了龐大的特權階層。潘岳家族成員在近四代之中均有人在官府任職，但所任職務均屬中下級官吏，在士家大族佔統治地位的魏晉時期，相較於貴族階層，只能算作一般仕宦家族，與有父祖之蔭的門族相比政治地位不高，潘氏家族儘管數世業儒、形成門風但終未進入上層社會。
沒有世祚之資的潘氏家族在士家大族佔統治地位的西晉，仍是庶族階層。潘岳本人進入仕途的道路也是透過察舉制度而被舉秀才為郎的，與憑藉權勢起家即為朝官的世胄子弟有著根本性的差別。
潘世家族具有數世業儒的家族門風。潘岳《家風詩》表現出的家族責任感，可窺見潘家儒業傳承之一斑，潘岳見夏侯湛《周詩》之“孝悌”而作此詩，詩中反覆以儒家教義規範自己的言行，對自己尚未能繼承父業充滿自責，顯示了潘岳深受家族門風的薰陶。
在儒家思想薰陶下，潘家出現一些能文之士，《晉書潘尼傳》所載尼祖與尼父“並以學行稱”，顯儒者風範。從潘岳《北芒送別王世胄》：“彬彬我兄，敦書悅禮。”可知王堪亦為知書好學之人。在潘家諸多能文之士中，潘勖、潘岳、潘尼最負盛名。
潘岳家族中多有文學之士，賴於正統儒學的傳承。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以絕對的優勢佔據著文化主流，並已經正式成為官方維持統治的思想工具。隨著漢王朝統治的衰微，儒家經學作為正統的意識形態出現了信仰上的危機。
於是在對傳統價值觀念的懷疑和否定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世界觀、人生觀，玄學思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但是，我們應注意到，隨著漢王朝滅亡而倒塌的是作為統治工具的儒教，而非儒家傳統道德倫理本身，經學本身的這種穩定性，成就了像潘岳家族一樣的儒學世家的存在。
潘岳的妻子楊容姬，生年不詳，卒於惠帝元康八年，與潘岳相守二十餘年。潘楊感情篤厚，潘岳的一些文學作品表達了對妻子深深的愛戀，主要包括：《悼亡詩》三首、《楊氏七哀詩》、《離合詩》、《悼亡賦》、《哀永逝文》等。
在姻親關係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婚姻被看做是一件關乎家族政治生命的事情，如果“婚宦失類”將被士族所不齒。即使是感情深如潘楊者，其婚姻關係也是與家族利益緊密相連的，潘岳妻子楊氏一家，門第比潘家更盛，魏及西晉初期，都得到當時君主的寵信。
潘楊兩家與當時著名的阮、鄭家族，都有姻親關係。與鄭氏家族關係：據《晉書鄭袤傳》記載，鄭曾任散騎常侍、光祿勳等職，後封密陵伯，又進爵為侯。
鄭袤乃潘岳內兄（弟）之妻的祖父。與阮氏家族關係：潘岳的姑母，一個嫁與東平壽張王烈，就是王堪之父，一個嫁與陳留尉氏阮咸，阮咸的祖父阮瑀為建安七子之一，叔父為正始著名文人阮籍，其本人為正始年間著名的“竹林七賢”之一。
家族的聯姻只是潘楊感情建立的前提條件，真正感動世人的是他們篤厚的感情，於是在潘楊婚姻問題上的疑點便被一再提出，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系年》認為潘岳成婚於晉武帝泰始八年前後，是潘岳二十六歲；日本學者興膳宏先生認為潘岳成婚於晉武帝咸寧元年年，時潘岳十九歲，傅璇琮先生認為潘岳在咸寧元年前後成婚，具體年份不詳。後又有林文月《潘岳的妻子》在興膳宏先生的結論基礎上求證潘岳於二十九歲才成婚的原因為楊氏的年齡太小。
近年來又有胡旭先生的《潘岳三考》、王立芬女士的《潘岳家世婚姻考訂》、王曉東先生的專著《潘岳研宄》也專門在第一章第三節對潘岳的婚姻狀況予以考訂。胡旭推翻了陸侃如的“潘岳二十六歲成婚”說，王曉東又進一步對陸侃如、興膳宏、傅璇琮先生的說法提出疑議，得出潘岳的兩次婚姻所娶皆為楊肇之女的結論。由於缺乏史料的支撐，即使是詳細如王曉東者，也不免有主觀臆斷之嫌。
我們能夠得出確切結論的，一為潘岳有兩次婚姻，有文學作品為證，而潘岳的《悼亡詩》、《悼亡賦》、《哀永世文》、《楊氏七哀詩》均為楊氏所作，又潘岳與岳父楊肇和妻侄仲武的感情，也是潘楊深厚感情的延伸，潘楊的婚姻主要是兩人感情維繫政治和家族的作用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這樣真摯深厚的感情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會、在生活奢侈糜爛的西晉時期是十分難得的，現實生活中的伉個情深成為潘岳創作的源泉，乃至千百年來傳唱不衰。
潘岳的交遊
西晉是門閥士族勢力發展的鼎盛時期，除了少數世家大族的成員外，多數士人想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依附侯門是重要途徑之一，除此之外，與潘岳有過交往的人群主要是以文學為中心所結交的親密好友，和以家族及婚姻關係為紐帶的姻親之交，與這三種類型人群的交往反映了潘岳的主要社會關係。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晉受禪，被封魯郡公。太康三年四月薨，追贈太宰，諡曰武。賈充是西晉的開國功臣，是司馬氏弒君篡權的謀劃者和直接參與者，武帝時期權傾朝野、炙手可熱，為人常遭唾棄，但對於潘岳來說，賈充對他有提攜之恩，當年潘岳因露才揚己而招人嫉妒，在“棲遲”期間或稍後，是賈充看重其才華，不介意其出身，將其留於身邊任職，雖然潘岳並沒有因為賈充的提攜而平步青雲，相反，還受到賈充與其敵對勢力的黨爭牽連而仕途不暢，但潘岳卻一直視賈充為恩人，直至其死後仍感恩戴德，潘岳後來依附於賈謐也與賈充不無關係。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晉武帝司馬炎的岳父，太康中後期逐漸在朝廷黨爭中掌握朝權。武帝在太康時期便逐漸不理朝政，耽於享樂，對皇后一黨寵幸有加，楊駿遂權傾天下。司馬炎去世後，楊駿作為輔政大臣輔佐晉惠帝司馬衷總理朝政，並將另一位輔政大臣汝南王司馬亮排擠出朝廷，大權獨攬。
楊駿為人剛愎自用，為與賈后爭權，乃多樹黨援，晉惠帝永熙元年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史書寥寥數語，便概括了對於潘岳來說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楊駿的獨斷專權引起了皇后賈南風的強烈不滿，她命楚王司馬瑋舉兵討伐楊駿，串通近臣密謀誅殺了楊駿，收其親黨，皆夷三族，並廢了楊太后，貶為庶人，徙金墉城。
作為楊駿主簿的潘岳在其“親黨”之列，卻因事發時“取急在外”而僥倖免死，又得到河陽舊友公孫宏的救助而未被處死。這次經歷令潘岳死裡逃生，潘岳對楊駿的感情較賈充明顯淡薄，僅視己為他的故吏而已，潘岳除了在作品中提到楊駿之禍給他帶來心有餘悸的不安心情之外，鮮有其他資料交代他與楊駿的交往。
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為人慷慨豪爽，有勇有謀，有俠氣，好學不倦。石崇是西晉時期著名的豪奢貴族，與潘岳過從甚密，也是賈謐二十四友中人，潘岳為世人所詬病的“望塵而拜”之事便是與石崇一起。石崇有一別館，名曰“金谷園”，常在這裡宴請賓客，詩酒言歡，潘岳是這裡的常客，元康六年的集會最為著名，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賦詩編成《金谷集》，可惜已經散佚，只有石崇的《金谷詩序》和潘岳的一首《金谷集作詩》完整地儲存下來。
夏侯湛在泰始中與摯虞同時舉賢良，拜侍中，累年不調，這個經歷與潘岳的“棲遲十年”經歷相似，因而二人的惺惺相惜也包含了寒門庶族報國無門的共同悲哀。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在學術上厚古薄今，《文章流別論》是其守舊思想的集中體現。摯虞與潘岳的交往見於兩件事，其一是在其任尚書郎期間，就古今尺何種為度量標準的問題發生過爭論。
其二是潘岳結婚的時候摯虞曾作《新婚箴》賀之，二人雖稱不上是志同道合的知己，也是有過密切交往的朋友。潘岳於“棲遲十年”之際深感寒族背景計程車人出頭之難，結識了孤貧卻有才華的公孫宏而“待其甚厚”，豈料正是這早年得到潘岳禮遇的公孫宏，成了他日後免受滅頂之災的恩人。
結語
從潘岳的交遊情況來看，與之交好者上至權貴下至無任何背景的普通士人，雖不能排除潘岳在與其中一些人的交往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但在總體上，他對朋友的態度是憑藉個人喜好而決定親疏遠近，潘岳的交遊，至少可看出潘岳性格的四個方面：
首先，愛才。
他朋友中的夏侯湛、樂廣、摯虞、公孫宏、自己的侄兒潘尼無一不是好學而有才之士，就連賈謐這樣的貴胄子弟，《晉書》本傳中也承認他是個喜好讀書之人，石崇這樣的豪奢之徒也是“穎悟有才氣”、“好學不倦”的。
其次，重義。
潘岳性格中的這一點最突出地體現在與石崇的交往上。《晉書》謂石崇乃任俠之人，從潘岳一生的經歷上看，石崇並沒有在潘岳最為看重的仕途之路上起到過什麼積極的作用，而常常是詩酒言歡、互訴衷腸，可以說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共同的性情基礎之上的。二人面對死亡之時的從容不懼，也非一般人所能及，再如他對賈充的感恩，賈充當年雖權炙縉紳，卻並沒有給潘岳帶來多大好處，相反潘岳長期鬱郁不得志，與賈充不無關係，潘岳不會認識不到這一點，卻仍感恩戴德，始終視其為自己的伯樂。
再次，重情。
潘岳與任護是為姻親關係，且任護卒年僅二十歲，潘岳與之感情深厚，《寡婦賦》、《為子鹹妻作孤女澤蘭哀辭》的創作都與任護有關，字裡行間的真情流露，非感情篤厚者不能為之。楊仲武為潘岳妻侄，二人情同父子。與夏侯湛更有著超出一般朋友的情誼。
第四，政治上的狹隘與缺乏操守。
潘岳政治頭腦十分拙劣，這一點可從從對陸機的態度中看出，他不懂得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反而在毫無意義的事情上樹敵。潘岳缺乏道德操守，依附於賈謐這樣的人物，當然有他自身的政治目的和私人感情。
但是受賈謐之命而作晉書限斷，最後又成為賈后謀害愍懷太子的劊子手，卻是無從推脫的，這脫離了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完全喪失了“士志於道”的倫理價值評判標準。潘岳的交遊反映了他雖熱衷於政治，但對政治的認識卻十分的淺薄，他不懂得利用和發揮自己的優勢，反為人所利用，他最想追求的正是他拙於用事的，這一切決定了他悲劇且難博同情的一生。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