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愛因斯坦為何會給羅斯福寫信,以及羅斯福最後的決定

引言

自古以來不以苦樂為意、閉關自守的日本同西方展開了一場謝建平:殊死的決鬥。這是一齣戲中的第一幕。當時,誰也想象不出結局將會如何,想象不出透視日本過去、照耀日本未來的那令人震驚的最後一幕。首先是漫長的黑夜。在海上,在空中,在每一塊土地上,在太平洋上的每一個群島、每一座島嶼上,將是殘酷的、激烈的、浴血的戰鬥。

太平洋戰役將是所有戰役中最艱鉅的一次戰役。日本人在戰鬥中表現出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不怕犧牲的精神,這使他們成為最令人生畏計程車兵。在希特勒的宣傳中,美國人被討好地描寫為“富足的、追求物質享受的、頹廢的”,但他們接受了挑戰,在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下,經過一週又一週的戰鬥,甚至表現出了十足的英雄主義。四個漫長的年頭即將度過。然而一切都還沒有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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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不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是不放棄這浩瀚大洋之中的一座島嶼的:沒有人當俘虜。他們都宣過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只要活著,就不會讓美國人踏上他們祖國的土地,如果不幸美國人終於走到了這一步的話。但是,為了進攻遙遠的日本列島,富蘭克林·羅斯福可能想象出不讓一百萬美國人去送死的一種辦法。一些核物理學家小組正在進行工作。唯一的問題是時間。

這些小組什麼時候才能實現既定目的呢?如果人們考慮到,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參與實現羅斯福在絕密情況下決定進行的“曼哈頓計劃”這項複雜工作,那麼納粹分子和日本人在任何時候都未風聞此事,這就是相當了不起的了。只有斯大林得到過有關這一計劃的情報,因為到處都有他的諜報人員。但是,他未能理解這些情報,他看不出這項計劃的最終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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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曼哈頓計劃”的結果可能改變整個世界的局勢,那麼它首先就會改變日本的面貌,使它理想化,使它在世界上獲得新生並對科學有了信仰-就像是在一陣痙攣中誕生一樣。阿道爾夫·希特勒對此毫無預感,這一奇蹟的出現主要是由於他的種族主義信仰。然而,他卻最先組織了一個小組,研究“應用核物理的可能性”。

他把這個小組設在柏林第三帝國總理府附近菩提樹大街69號科學部中的一個處裡。他讓人經常向他報告小組的情況。“69號”的核小組中,最傑出的學者是一位奧地利女物理學家,名叫麗塞·梅特納。正是她,在兩位大物理學家奧托·哈恩和弗裡茨·斯特拉斯曼他們兩人都承認她是他們的老師的協助下,從一九三八年起就“用中子轟擊鈾”,並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初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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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在通往那個著名發現的道路上已經遙遙領先了。隨後是德奧合併。一天之內,奧地利就被納粹師團佔領了。麗塞·梅特納和她所有的同胞一樣,自動地成了德國人不再是奧地利人了。她是猶太人,所以受到了第三帝國“種族法”的威脅。她被人趕出了實驗室。她的同事們驚呆了。“69號”主要的德國學者要求集體會見希特勒:無論如何也得把麗塞·梅特納留下。

元首大發雷霆,狂怒使他失去了理智,遮蔽了他的智慧之光。他甚至把那兩個站在他面前苦苦哀求的德國物理學家罵做“該死的白種猶太人”,並把他們攆出門外。德國當局簽發了逮捕麗塞·梅特納的命令。她的同事們安排她逃走了。她永遠地離開了德國。從此以後,像德國所有偉大的猶太科學家一樣,像愛因斯坦一樣,麗塞·梅特納成了無國籍者。希特勒相信自己狂熱的信仰,他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對他來說,和對東條將軍一樣,這正是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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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從一九三九年起,即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兩年半,核物理學家們就悄悄地開始了艱鉅,持續的努力,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決不讓國社黨的第三帝國在原子彈競賽中贏得勝利。義大利人恩里科·費爾米、法國人約里奧一居里、丹麥人尼爾斯·博爾、匈牙利人利奧·西拉德和愛德華·特勒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必須向羅斯福發出警報。如果他理解了利害關係之所在,那就只有他才能在適當的時機動員必要的大量手段,以期及時取得成功。

但是,如何才能見到羅斯福呢?他們誰也不認識羅斯福,誰在他的心目中也沒有足夠的“代表性”,能向他轉達如此奇特的訊息,能將如此複雜、新奇的科學理論灌輸到這位政治家的頭腦中去,因為他已經全神貫注於政權的日常工作和即將舉行的總統競選。這時,一種英勇的舉動出現了。在柏林中心最神聖的“69號”裡,堅決反對納粹的德國物理學家弗呂格,決定在一家專門的科學雜誌上發表他當時已經掌握的關於“用鈾引起連鎖反應的能力和可能性”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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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雜誌叫做《自然科學》。這是一份供專家閱讀的相當機密的雜誌。但是,弗呂格的文章寫得全面而又明確。弗呂格沒有就此止步。他把幾份雜誌弄到了蘇黎世,當地的報刊發表了這篇文章的基本摘要。於是,一切便隨之發生了。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打消費爾米、西拉德和特勒的念頭:他們現在知道他們在柏林的對手進展到了何種地步。

現在,涉及到的是歐洲戰爭的結局,甚至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問題。他們經過思考並同美國同事們私下交談之後,得出了結論:只有一個人有足夠的聲譽和權威,能夠讓美國總統傾聽他的意見:阿爾貝·愛因斯坦。他們決定去找他。愛因斯坦正在長島一個叫做佩科尼克的小村子裡度假。在這個偏僻的村落裡,誰也不知道某個“愛因斯坦先生”住在哪座房子裡。最後,他們在愛因斯坦散步時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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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披著一貫蓬亂的長髮,叼著菸斗,褲子扭在腿上象麻花鑽頭一樣,臉上總是現出一種冥思苦想的神情,他為人和藹可親,但英語卻說得非常蹩腳。這位偉大的人物把他們帶到了自己家中。他換上便鞋,聽他們講話。使西拉德吃驚匪淺的是,本世紀的這位科學天才,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確定和測定核能的基本方程式,但此時卻向他們承認,他從未考慮過某種爆炸反應的可能性。

在這次重要會見的當天晚上,西拉德把這一點記在了自己的本子上。他這樣確切地寫道:“這次談話一開始,我們就感到,愛因斯坦的頭腦中從未出現過在鈾中引起連鎖反應的可能性的想法。所幸的是,這次談話繼續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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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德這樣補充他出色的記述:“當我開始向他講述我們瞭解到的關於在柏林出現的事情的全部經過時,他便理解了這可能會引起什麼後果。於是,他向我表示,需要的話,他願意幫助我們,或者象人們所說的那樣,他願“受牽連'。”於是,這三個人在一起探討應該採取什麼步驟。其中一人建議說,因為愛因斯坦從未見過羅斯福,他可以寫信給他認識的比利時王后。看來,這並不是最好的主意,所以也就沒有再談下去。兩個星期以後,西拉德在羅斯福有限的幾個熟人的名單中,發現了銀行家亞歷山大·薩克斯的名字。

找到他以後,他表示,如果愛因斯坦真的願意直接給總統寫信,他是同意轉交的。西拉德在特勒的陪同下,又回到了長島的那個小村莊。愛因斯坦表示同意。為了對每個詞的詞義更有把握起見,他開始用德語口授致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信,這封信簽署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信的結尾寫道:“我簡單扼要地敘述了核連鎖反應的過程。有了這種反應,便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極大的新式炸彈。比方說,在一個港口用輪船運載一顆這種炸彈,只是這一顆炸彈就足以毀壞整個港口以及鄰近的一大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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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由薩克斯譯成英語,而直到十月十一日,薩克斯才在羅斯福的辦公室向他讀了這封信。羅斯福認為信寫得很長,難以理解。薩克斯也暈頭轉向了。他懇求羅斯福第二天早晨早餐時再和他談一次。他要用更長時間、更耐心地向羅斯福解釋這封信的內容和意義。羅斯福本能地答應了。

結語

第二天,羅斯福聽得更加仔細。聽完後,他未加評論,便召來了他的私人軍事顧問沃斯頓將軍,並對他說:“這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他把愛因斯坦來信的譯文遞給了沃斯頓將軍,把原件留了下來。被命名為“S-1”的秘密行動即將開始。它再也不會停止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