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統治集團在不斷向外擴張尤其是南下進攻中原的過程中，“中國”觀念不斷強化，逐漸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遼政權前期“中國”化的過程是其“中國”觀形成的物質基礎，研究遼政權前期與周邊政權的關係及“中國”化程序，對於瞭解和研究遼政權前期“中國”觀的形成意義重大。遼太祖滅渤海後，在班師回朝的途中溘然長逝，其子耶律德光繼位，是為遼太宗。遼太宗繼位後，以“混一天下”為戰略目標，繼續南下中原，並在與後晉政權的戰爭中開始了對“中國”的認同。
一、援助後晉、取得漢地
遼太宗執政後，繼承了遼太祖南下中原的遺志，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為戰略目標，積極對中原用兵。天贊六年（928年），後唐節度使王都叛唐，北面副招討、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兵征討叛軍將領王都，王都向契丹求救，遼太宗立即決定援助王都，命令“奚禿裡鐵剌往救之”，南下直達定州。
契丹大軍與後唐軍隊在曲陽相遇
，此戰“契丹兵死者過半，餘眾北走”。為解定州之圍，遼太宗揮師南下，與後唐軍又相遇於易州。是時，大雨瓢潑，契丹軍“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兩次南下中原的企圖均以失敗而告終的殘酷現實，令遼太宗逐漸認識到中原政權勢力尚強，難以消滅，於是轉變策略，決定先蟄伏，等待南下的時機。
隆順元年（934年），中原時局再起動盪，給了遼太宗再次南下的藉口與機會。當時，後唐明宗李嗣源病逝，潞王李從珂發動兵變，自立為王，後唐陷入內亂。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存有異心，“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
後唐李從珂派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
，希望藉此制衡石敬瑭，後又貶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使其遠離政治中心，進一步削弱其勢力。石敬瑭“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帝，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石敬瑭不但“稱臣”、“父禮事之”，還割讓幽雲十六州，不惜代價向契丹求援，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從後唐方面來看，當時後唐政局動盪，除石敬瑭外，其他割據勢力如後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等也想趁亂謀權，奪取中原。在爭權奪勢的過程中，他們都意識到爭取契丹支援的重要性，因此也都不惜代價地討好契丹，如趙德鈞為了獲得契丹的幫助，開出了“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以及“厚以金帛賂契丹主”的優厚籌碼。可見，石敬瑭只有開以更高價碼，才有可能獲得契丹的支援。
其二，從遼朝內部來看，當時反對南下中原的勢力佔上風，其勢力尤以述律太后為首，石敬瑭若不許以重利，契丹缺乏出兵的動力。遼太宗雖然是述律太后選定的皇帝，但遼太宗執政後“事其母甚謹，賞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處處受制於述律太后。早在遼太祖時期，述律太后就極力勸阻阿保機南下中原，遼太祖想以火攻幽州，述律以“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為由阻止。太宗繼位後，述律太后依舊反對南下中原，她認為：“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繳利乎”。遼太宗受限於述律太后，南下中原的進展受到了極大地阻礙。
石敬瑭的求援讓遼太宗看到了南下中原的時機
，燕雲十六州的誘惑又給了契丹出兵的動力。於是遼太宗以契丹敬奉薩滿教、敬天神的習俗為由，勸諫述律太后：“吾常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述律太后才同意出兵。
天顯十一年（936年），遼太宗親率五萬騎兵入雁門救援石敬瑭，後唐太原軍“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之後，後唐將領趙德鈞、趙延壽等也紛紛投降，李從珂回天乏術，兵敗自焚。後唐滅亡後，石敬瑭則如願當上了皇帝，“契丹帝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獻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而遼太宗透過南下援助石敬瑭，獲得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使燕雲十六州納入了遼政權的版圖。燕雲十六州東起遵化，北逾長城，西至山西，南至河間一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契丹得燕雲十六州實則打開了中原地區的大門，使得華北平原門戶大開，無險可守，為遼政權進一步入主中原掃平了障礙。
契丹佔領燕雲地區，改變了長期以來南北民族以長城為界限的戰略局面，北方遊牧民族越過長城駐紮在了中原地區，這對遼政權意義非凡。首先，燕雲地區使得遼政權獲得大量的農耕地區，極大地推動了遼政權農業的發展。
早在遼太宗時期就制定了“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方針
，而燕雲地區又多是漢人的居住地，保留了其農耕的生產方式，所以有“遼自初年，農谷充羨，振飢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的景象。其次，契丹積極地吸收漢地思想與文化，對中原文化的認同逐漸增強。
天顯十一年（936年），遼太宗改此年為會同元年，“會同”古義為聯合、會合，以“會同”為年號，即指萬邦來朝、天朝上國之意，這舉措有遼政權向天下宣佈自己已正式成為天下共主之意。最後，在貿易往來上，燕雲地區是連線遼政權與中原政權的重要紐帶，雙方互市往來極大地推動了契丹與漢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與交融。遼與後晉互相往來，並設回圖使管理邊境貿易，“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可以說，佔據燕雲十六州，為遼政權前期的“中國”化程序及“中國”觀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遼太宗對“中國”的認同
會同五年（942年），晉高祖石敬瑭病故，其侄石重貴繼位，遼晉兩國矛盾重重。晉出帝聽從大臣景延廣的建議，“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遼太宗得知後大為震怒，這也為其“始有南伐之意”提供了藉口。同年三月，遼太宗決定南下滅晉。契丹大軍分三路出發：一路向西，直達雁門，攻並、代二州；一路向東，抵達黃河，攻佔博州；一路由遼太宗親自率兵直搗貝州。但是契丹軍的行進並不順利，在渡河時遭到晉軍的猛烈攻擊，傷亡不計其數，隨即向北逃離。
會同九年，遼太宗又傾國南下
，圍鎮州，擄掠刑、洺、磁三州，“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後晉急招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率兵抵禦，契丹敗退北撤。而後，晉出帝下令親征，與契丹軍戰於陽城，晉軍在危難中“擁萬餘騎橫擊遼師，號呼聲動天地”，大破遼軍而走。
遼軍南下滅晉之戰幾度失利，於是，遼太宗開始假意以“中國之主”為誘餌，引後晉諸將發動叛亂。首先，歸降契丹的盧龍節度使趙延壽見後晉衰弱，早就有取代後晉自立為“中國之主”的念頭。遼太宗見遼晉兩軍僵持不下，便集結五萬大軍交於趙延壽，使其經略中國，並許諾“得之，當立汝為帝”，趙延壽因此傾全力對戰後晉。其次，晉軍主帥杜重威本來就將心不穩，多次拒敵不戰。遼太宗向前來求和的杜重威心腹許諾“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
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杜重威聞之喜不自勝，立即下令大開營門，全軍不戰而降。至此，契丹軍隊迅速突破後晉防線，後晉無法抵擋其猛烈的進攻，最終後晉被契丹所覆滅。事實上，許諾“中國之主”只是遼太宗為快速取得遼晉戰爭勝利的權宜之計，並未真的想要把“中國之主”讓給他人。
遼太宗本身就有成為天下共主的野心
，如在對晉戰爭中，遼太宗曾多次表露出“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吾躬懷甲冑，以定中原”的意圖。從“平定天下”、“以定中原”可以看出遼太宗的野心絕不是止於燕雲十六州的中原地區，其最終目標必然是南下拓疆，進而控制中原地區。
晉開運四年（947年），遼晉戰爭以遼政權的勝利而告終，後晉滅亡。遼太宗進入後晉首都汴梁，百姓們倉皇而逃，遼太宗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安穩民心，鞏固統治。他先以通事告知百姓“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向百姓宣佈他將休兵罷戰，不再起戰事。其後，遼太宗稱“我本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籠絡中原人心，緩解兵民之間的矛盾，以求自己的統治得以鞏固。
同月七日，遼太宗再次進入後晉皇宮，並登基稱帝，隨後還頒佈了新的政令：將東京變為汴州；任命漢臣張礪為平章政事，任命後晉降將李崧為樞密使大臣、馮道為太傅；任命漢官主持當地事務，遣使者籠絡後晉各藩鎮勢力。遼太宗在中原地區的登基與遼太祖在漠北地區稱帝的意義是不同的。遼太祖稱帝代表了遼政權國家意識的形成，而遼太宗在中原登基則表明其認同“中國”的正統地位並想借此把中原地區攏入遼政權的統治下，遼政權開始正式參與爭奪“中國”正統。
除了對“中國”文化的認同，遼太宗在心理方面也表現出對“中國”的認同。遼太宗想以“中國之主”的意識來治理國家，這種意識在與群臣的交流中表現得更加明顯。他向百官詢問：“吾國廣大、方數萬裡、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事實上，遼太宗表面是詢問百官是否需要再立一傀儡國依附於契丹，但其本意是試探後晉官員的立場，
是否願立遼太宗為“中原之主”
。而此時士人的華夷觀並不強烈，並不排斥非漢族的統治者，百官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遼太宗如願登上了中原皇帝的寶座，並自諭為真天子，“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而此時，遼太宗已經有了高於中原政權的心態。據《新五代史》記載：“我在上國，以打食肉食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遼太宗以“上國”和“中國”相比，表明其已經認為遼政權高於中原政權了。
但遼太宗在中原地區展開了野蠻殘酷的掠奪政策，因此其“夷夏共主”的地位並沒有維持多久。契丹軍在初入汴京時就大肆掠奪殺戮，百姓苦不堪言，“民被其毒，遠近怨嗟”。契丹的殘暴行徑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一時間起義不斷，後蜀趁機北伐，劉知遠也自立為帝。遼太宗分身乏術，既要平定各方叛亂，又要派兵守備軍事重鎮，同時還要提防南方諸國的侵擾，他在中原的統治日漸陷入窘境。最終，遼太宗撤軍北還，成為“天下共主”的想法也以失敗而告終。
總結
遼太宗在與後晉的戰爭中，逐漸產生了對“中國”的認同。遼政權在援助石敬瑭後獲得了大片的漢地，這使得遼政權更加容易接收到中原地區的思想與文化，同時也對“中國”的認同逐漸加深，開始認同“中國”的正統性地位。
但由於缺乏統治漢地的能力與經驗
，即使奪得漢地亦不能堅守。遼太宗佔領燕雲地區後，大舉南下擴疆，擴大了遼政權的疆域，積極吸收和學習“中國”文化，加速了遼政權“中國”化的程序，促進了契丹與漢民族的交流與融合，使其對“中國”有了更深的瞭解和認識，遼政權開始正式參與爭奪“中國”正統的戰爭，推動了遼政權前期“中國”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