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好幾個角度考察法國統治柬埔寨的這段歷史。一個角度是將這段歷史分為不同的階段，追蹤法國控制力的延續與衰落。另一個角度足從法國的角度考察這段歷史的意識與實踐——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第三個角度可以把這一時期視為柬埔寨歷史的一部分，與法國保護前後相連線。現在法國人已經離去，第三種角度似乎最為吸引人。雖然在資料方面有很多空白，除了王室編年史外主要有價值的高棉語資料非常缺乏，但我還是在此文中試圖儘可能從柬埔寨的角度考察法國統治。
法國的保護
如果我們從法國統治興衰的角度（上述第一個角度）來考察殖民時期，一般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63年法國保護體制建立持續到1884年全國起義爆發。第二階段從1886年起義被鎮壓持續到1904年諾羅敦國王去世，一個更具合作性的君主，諾羅敦同父異母的兄弟西索瓦繼任王位。第三階段一直持續到1941年諾羅敦西哈努克加冕，跨越西索瓦（1904—1927年在位）和其長子莫尼旺（1927—1941年在位）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可能有些爭論，
它是柬埔寨歷史上唯一有組織進行殖民統治的時期，
而在殖民統治的最後時段（1941—1953），相比於有組織地進行控制來說，法國更關注移交權力。
從柬埔寨的角度看，可以把殖民統治分為兩個時期而不是
4
個時期，以
1906
年西索瓦加冕禮為分界點。
從那時起，柬埔寨人不再自我管理，生活方式西化，特別是在城鎮，這種情況日趨嚴重。對於一個19世紀40年代的柬埔寨官員來說，直到1904年行省內都還沒有什麼變化，而到1920年則已經面目全非了，當時作為法國在整個印度支那政策的一部分，在柬埔寨組建法國式政府，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層面。
我猜想，直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還很少有柬埔寨人會認為這些機械的變化和法國全方位的存在會對他們的生活和長期形成的制度安排（自足式農業、家族生活、佛教信仰和王權政體）產生有害影響。在殖民統治的大多數時間裡，政治穩定是一個特徵，這部分是由於法國扶持國王、國王扶持僧伽，兩種制度與法國的目標趨於一致（至少在政治上是這樣）——部分是因為國王、僧侶和官員沒有革新的傳統，還有部分原因是異端邪教與暴動起義（質疑權威最流行的方式）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都被法國人有效的平復了。在經濟轉型方面，柬埔寨西北地區水稻種植技術顯著提高，大面積種植水稻成為現實。而在其他地區，正如讓德爾維特所指出的，人口的擴張使之更趨向於進行小規模的家庭作業式水稻栽培，如同他們在真臘時期以來形成的種植方式。
可能是因為這種穩定性，很多法國作家對柬埔寨人比對越南人更有浪漫情懷和好感。同時，在法國人看來這裡沒有事情發生，他們也常常鄙視柬埔寨人“懶惰”或是“順從”。模稜兩可的浪漫主義手法充斥著很多有關殖民統治的法文資料，特別是有關20世紀的，那時關於這個民族的一些陳詞濫調像傳家寶一樣從一個官員（或者報紙上的某一件事）傳給下—個。同樣，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之前，也沒有柬埔寨語的資料質疑法國統治或者柬埔寨傳統制度的功效。
正是這些原因誘使研究者加入到法國作者的行列，略過這段“無事發生”的時期。但是這樣做將是一個錯誤，因為這一時期的歷史，特別是在20世紀20年代經濟大繁榮之後，正是獨立的革命前柬埔寨（帶有很多缺點）建立或者是準備建立的歷史，儘管還有很多地區部分保留著如很多法國作者所稱的
“不受時間影響的”
和
“神秘的”
吳哥柬埔寨。
這些原因還誘使著學者將法國人在柬埔寨的活動分類為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這種分類給人錯誤的印象，把歷史事實分成不同碎片。在殖民語境中，法語所表達的意思通常具有特殊含義。例如，政治學意味著異議和操控，而沒有在開放政治過程中的參與之意。最理想的是，在殖民地內應該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意味著預算、徵稅和財政收入——換句話說，就是官僚控制的經濟學。偶爾有少數法國學者寧可把柬埔寨經濟與印度支那地區其他國家相聯絡，特別是有關農作物出口和類似公共工程這樣的殖民當局實施的專案，也不與柬埔寨人民的需求和生產能力相聯絡。
到
20
世紀
20
年代，在法國官員眼中
,
柬埔寨已變成一個稻米生產機器，用財政收入交換法國的“指導
”。
這意味著政府的本質——rajakar，即“王室工作”一直保持沒變，即從農民手中獲得財政收入。至於“社會”這個詞，法語用這個詞並不指人們之間的團結或者是能夠增強政治凝聚的各種關係。相反，“社會”的意思是很多家庭的聚集物，是順從地運轉。
編年體的視角和上面提到的分析或許有助於研究考察殖民時期，因為用柬埔寨歷史話語觀察這段歷史意味著用持續和變化的觀點來觀察這段歷史。從這個角度說，柬埔寨社會和統治階層思維的轉變跟農村中生活方式相對的僵化不變同樣重要，而後者同樣也是在變化的。
法國保護制度的建立
法國人開始進入柬埔寨是在18世紀，當時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到柬埔寨定居，特別是烏東附近。不過，在19世紀50年代之前，法國人進入柬埔寨並不帶政治色彩，在同一時期法國人也進入越南。50年代中期，安東國王企圖在泰、越爭鬥中尋求法國支援。1856年一支法國外交使團攜帶合作條約草案來到柬埔寨，但是柬埔寨朝廷懾於泰國政治顧問的威嚇對他們避而不見。順便提一下，該條約草案中的很多條款也是1863年正式條約的內容。例如，法國獲取柚木用於造船、在柬埔寨境內遷移的自曲、改信羅馬天主教的自由。
隨著法國捲入越南事務，其在柬埔寨的利益也逐步深化，這也與法國博物學家
亨利
穆奧
（1826—1861）的發現有關。穆奧到訪安東朝廷後深入暹粒，在那裡發現了吳哥遺蹟。穆奧死後有關他在柬埔寨旅行的書出版，書中暗示柬埔寨無比富有，而柬埔寨統治者卻對祖宗遺產視而不見。安東對穆奧和同時期其他歐洲旅行者的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源於他同法國傳教士讓克勞德米希的友誼。米希的傳教中心就位於烏東附近，他積極支援1856年法國派出的外交使團，並讓安東相信擺脫泰國的控制和越南的威脅會對柬埔寨大有裨益。
安東在位的最後兩年，視法國在越南的擴張為恢復被越南控制了二百多年的領土和高棉人的機會。
由於深陷越南遊擊戰泥沼，並且難以確定是否會得到巴黎的支援，法國在西貢的殖民當局對柬埔寨的示好遲遲未予迴應。1860年安東去世，柬埔寨陷入內戰，同法國結好之事被擱置起來。安東指定的繼任者諾羅敦，在東部省份和佔族反對者中間並不受支援，而且佔族人在安東還在世的時候幾乎佔領了烏東。諾羅敦青年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人質在泰國度過的。1861年，諾羅敦無法進行統治，不得不逃離柬埔寨，並在次年底在泰國人的支援下回國。他的迴歸是建立在試用條件上的，因為象徵王權的神器留在曼谷。泰國人的干涉讓諾羅敦非常惱火，同時受到法國人所承諾的禮物誘惑，他重啟同法國人的談判。根據一位同時代的人所說，負責南部越南的法國海軍上將“沒有立即開戰，而是想和平征服，開始對柬埔寨有所企圖”。
沒開一槍一彈，殖民統治就嘗試性地開始了。
1863年8月，一支法國海軍軍官代表團同諾羅敦在烏東簽署條約，條約規定法國定居者向諾羅敦提供保護，換取在木材貿易上的讓步和採礦的權利。諾羅敦把簽署條約之事向泰國顧問瞞了數月。當顧問們獲悉此事並通知曼谷後，諾羅敦立刻重申他對泰國國王的歸順，他對泰國顧問宣稱：“我非常願意終身為泰國國王的榮耀而服務。我的忠心永遠不會變。”泰國人一直將諾羅敦變心一事瞞著法國人，直到1864年早期，巴黎批准早前諾羅敦同法國簽署的條約時法國人才覺察此事。
我們不清楚諾羅敦想從法國同泰國的對峙中達到什麼目的。似乎是在為爭取時間採取的拖延策略，他選擇與法國打交道的手法類似他的叔叔安贊國王同越南人打交道的方式。他也想得到正式加冕，1864年中期，泰國與法國同意共同舉辦他的加冕禮。幾份法國資料記載了這場滑稽的加冕禮。泰、法対國官員為加冕慣例、簽署的協議和象徵王權的神器爭吵不休，而諾羅敦則一副孝子形象表達他對兩國的忠心。這是最後一次柬埔寨國王的頭銜由曼谷選擇和賜予，也是最後一次柬埔寨國王正統性從兩個外國政權那裡獲得認可。這也是第一次一名柬埔寨國王從歐洲人手中接過王冠，此後的三位國王都遵從此禮。
從此之後，泰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力開始減弱，
1867
年馬古國王去世後，泰國影響力急劇衰退，乃至永遠退出柬埔寨。
法國保護制度的確立並沒有終結柬埔寨國內的起義鬥爭，諾羅敦自統治之初起就飽受這些起義之苦。1867年後法國軍隊幫助鎮壓這些叛亂。其中最重要的一支義軍由波貢博率領，他原是一位僧人，自稱比諾羅敦更有資格繼承王位。1866年諾羅敦將王宮遷至金邊。法國人勸其遷都，同世紀初越南人鼓動安贊遷都一樣出於類似的戰術考慮。此外，法國人還有商業目的的考慮，從西貢到金邊比到一個深入內陸的首都更為容易。在法國駐紮官E。達爾德拉格里（1823—1868）的指揮下，法國人開發湄公河，蒐集北段河流的資料，這正好解釋了想把金邊打造成重要商城的夢想。
對法國人來說，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是英雄主義盛行的吋期，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少壯派海軍軍官手中，他們渴望榮耀，急於獲得提拔，沉迷於異國風情之中。總體來說，法國殖民主義的全權代表——拉格里、弗朗西斯安鄴、讓穆拉和艾提奈愛莫尼爾，以及其他人——都精力旺盛，知識完備，對高棉百姓還有些同情心。他們開發湄公河，翻譯柬埔寨編年史，譯解碑文，組織將數噸重的柬埔寨雕刻船運到巴黎、西貢和金邊的博物館。在他們的思想中，與轟轟烈烈的殖民事業和柬埔寨久遠的過去相比，柬埔寨朝廷的腐朽和人民的無助具有明顯落差。同時，如格里格爾穆勒所指出的，在保護體制建立後的早些年裡，一些法國冒險家裝扮成商人，急於利用柬埔寨王廷的貪婪和法國控制的模糊之處肆無忌憚地牟利。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柬埔寨管理方式同一千年前吳哥時期的管理方式可能沒什麼不同。在這兩個王朝中，以及二者之間的多數時間裡，政府意味著一套基於地位和義務的關係網路，在這一網路中農民付出稻米、林產品和勞役來支援他們的官員，以換取官員的保護。繼而，官員用他們獲得的部分稻米、林產品和農民勞役再向國王支付報酬。商人——通常是中國人，偶爾也有法國人——要為獲得在此銷售和出口商品的權利向國王付出代價。透過這種途徑，一個人能夠剝削多少農民取決於國王授予他的地位，這種地位本身就是待價而沽的。官員在這一體系中日益成為統治階級成員，他們手中有足夠的錢或貨物來購買和保護自已的地位。
結語
法國殖民統治了柬埔寨，在此期間，他就像是一個強取豪奪的強盜，他們無比的貪婪，而柬埔寨又無比的懦弱，迫切的尋求法國的幫助和保護，讓法國有機可乘。當時的柬埔寨人甚至不認為法國的一切行為對他們來說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