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非宇文泰嫡系的楊忠能夠進入十二大將軍之列，更與他當時身為原賀拔勝軍團的實際領導者的特殊身份有關。大統十年賀拔勝去世後，接掌其職位的獨孤信雖然被宇文泰在大統十六年調到秦州任刺史，卻仍然得以入列八大柱國，其舊屬楊忠在剛剛建立戰功的形勢下進入十二大將軍行列，這與府兵制形成初期關跪集團內部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關。陳寅恪先生指出宇文泰組織建立的府兵制實際上是武裝力量部落化，“總而言之，府兵之制其初起時實鮮卑部落舊制，而部落酋長對於部內有直轄之權，對於部外具獨立之勢”。

之所以出現這種特點

是因為“宇文泰與趙貴等並肩同起，偶為所推，遂居其上，自不得不用八柱國之虛制，而以六柱國分統諸兵”氣也是就說，府兵制形成的背景，除了鮮卑部落兵制、豪強大族聚族而居等因素外，大統年間關陳集團內部宇文泰與賀拔嶽、賀拔勝等不同派別軍事實力互相牽制和制衡的狀況，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內部背景。在府兵制形成初期，宇文泰雖然號稱“位總百挨，督中外軍，實際上他遠遠不像對手高歡對於東魏京幾兵那樣掌控自如。

在形成初期，府兵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在承認非宇文泰嫡系各派系力量相對獨立的前提下，對西魏主要軍事力量的一次調整與統合。各派別力量之所以能夠接受，是因為他們在與共同敵人東魏政權的鬥爭中整體上處於劣勢，外部的危機感促成了他們的團結。但是如前面所述，各派別力量還是借這個機會來維持自身的固有利益，其中作為賀拔勝軍團首領的獨孤信和楊忠就是這種新制度的受益者，並且因為特殊的歷史淵源使得雙方的政治聯絡進一步密切。陳寅恪先生在分析西魏恭帝元年（下令西魏將領賜胡姓之事時。

點明府兵制之下士兵與所屬將領之間的關係是：“是以一軍事單位為一部落，而以軍將為其部落之酋長”，“凡一部落即一軍事單位內之分子對於其部落內之酋長即軍將，有直接隸屬即類似君臣之關係與名分義務，此又可以推繹得知者。”這種同一軍事單位內將領與屬下類似君臣的關係，在獨孤信與其下屬的關係中就有例項可見。隋代名臣高潁之父高賓，高賓因為政治避難從東魏隻身逃到關中，所以他是“常慮見疑，無以取信”。據傳在他被賜姓獨孤氏是北周世宗年間，這時候獨孤信早已死去，並且傳中也未提及他與獨孤信的公私關係。

或許是史臣修史時有意選擇所致

因為其中高穎傳中明確記載了其父與獨孤氏的關係，高賓死後墓誌直接以“獨孤賓”稱呼，並且明言是“大統中賜姓獨孤”，可證上引《隋書》、《北史》中的記載並非空穴來風。總而言之，高賓在大統初年進入西魏後，不久就以“僚佐”的身份成為當時重要將領獨孤信的屬下，因此後來像獨孤屯獲得賜姓獨孤氏。獨孤信屬下中另有改自李姓的獨孤屯，情況與高賓相似這兩個人的經歷來看，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他們與自己的主帥獨孤信形成了緊密的君臣關係。

當時人對於這種將帥與下屬之間的君臣關係也有一定認識，北周武帝此次談話直指的是其弟齊王宇文憲，主要指摘北周政治生活中的諸多弊端，表達了臣僚不應“禮若君臣”般地效命所屬長官，無條件效忠的只有天子一人，他強調的是正在慢慢迴歸的呈權的獨尊地位。但我們從他的言語中卻看到了當時臣僚與其下屬之間的一種現實政治生態，即“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這所謂“近代”的“一弊，應當是指開始於北魏末年鎮壓六鎮起義的亂局中。

對西魏北周而言

大統末年形成的府兵制，無疑把將帥與屬下之間的類似君臣隸屬關係予以固定化和制度化，應當就是北周武帝所謂的“近代”一弊在西魏北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真實存在。從前面我們分析獨孤信與其屬下高賓（獨孤賓）以及獨孤屯禮若君臣”的從屬關係和現實地位來看，正是西魏北周府兵制下典型的君臣關係之案例。與獨孤屯一樣，楊忠同樣也是以降將（或俘虜）的身份進入獨孤信的部隊中，後來在南征北戰中立下赫赫戰功，並得以榮列十二大將軍，但是楊忠與獨孤信的君臣隸屬關係較之前面二位毫不遜色。這一點可從楊氏與獨孤氏的聯姻即楊堅與獨孤伽羅的婚姻上得到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