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難，但朱元璋不僅打下了明朝江山，還將它安安穩穩地傳到了後代手中，並且打下了牢固基礎，就算後代平庸，也能夠穩坐金鑾殿。

那麼，朱元璋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到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壯舉，放任宰相胡惟庸胡作非為七年，誅殺四萬人不落口實。其中的帝王心計，實在讓人佩服。

明朝建立之後，朝廷內部矛盾激烈，朝臣分成兩派，以地域為區分開始了鬥爭。這兩派分別為

以御史中丞劉伯溫為首的浙東集團

和

以丞相李善成為首的淮西集團。

兩大派系分攔權柄，威脅皇權。可想而知，這兩派就成了朱元璋的眼中釘肉中刺。

如何才能解決黨派之爭，將權力盡收於皇帝手中呢？朱元璋的帝王心計第一計，就是穩坐釣魚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在兩派相爭時候，朱元璋並沒有第一時間對他們下手，而是冷眼旁觀，在關鍵時候做出平衡。

一日，淮西集團的一個官員，同時也是李善成的親信，李彬，因事被劉伯溫抓住，查清罪行後，劉伯溫決定殺了他。李善長為了救李彬，就想了一個藉口，對劉伯溫說京城已經很久沒有下雨了，現在應該不能妄自殺人造殺孽。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劉伯溫殺了李彬，那麼京城不下雨就是劉伯溫的責任了。

結果劉伯溫對朱元璋說：“殺此人，必下雨。”

朱元璋樂得看這兩派爭鬥，於是順水推舟就將李彬給殺了。

（《明史》記載：“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善長素〈目匿〉之，請緩其獄。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忤。”）結果殺了李彬之後，京城依舊沒有下雨，於是憤怒的李善長就將劉伯溫告了。劉伯溫為了平息這件事，便選擇了自請回老家，只留下一個叫楊憲的棋子與李善成對壘。

楊憲的影響力能和開國功臣李善長比嗎？自然不能，於是李善成為首的淮西集團的氣焰就張狂了起來。朱元璋需要的是平衡，自然不樂意看著懷疑集團一家獨大。

於是在楊憲利用言官打李善長小報告時，朱元璋選擇了放任，之後又找了個機會將劉伯溫調了回來。

李善長現在也反應了過來，自己成為了眾矢之的，於是選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推了胡惟庸與浙東集團打對臺，自己則退居二線。

朱元璋很滿意李善長的識趣，加上他意識到了胡惟庸此人能夠大有作用，於是表現得對胡惟庸很是信任與重用。

胡惟庸果然沒有辜負朱元璋的期望。他上臺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劉伯溫毒死，大大削弱了浙東集團的力量。隨後李善長告老還鄉，淮西集團的力量也被削弱。從表面上看，胡惟庸成為了兩派政治鬥爭中的唯一受益者。但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是朱元璋，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黨派之爭。

但這時，已經是宰相的胡惟庸就成為了朱元璋集權的絆腳石。

於是朱元璋使出了帝王心機第二計——欲要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俗稱“捧殺”。

在朱元璋的有意放縱下，胡惟庸的權利越來越大。而隨著權利的日益增大，胡惟庸也變得日益驕橫跋扈。

有多張狂呢？擅自決定官員的生殺任免就不說了，連官員寫給朱元璋的奏摺，他都要先看一遍，將不利於自己的奏摺截下。（《明史》記載：“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每當有人在朱元璋面前狀告胡惟庸，朱元璋總是高高拿起，輕輕放下。於是這更加助長了胡惟庸的囂張氣焰，拉攏被朱元璋懲罰的大臣，結黨營私。

朱元璋冷眼看著胡惟庸被權勢迷了眼，終於等到合適的時機，一舉將胡惟庸拿下。《明史》記載：“明年正月，塗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一開始胡惟庸並沒有謀反的罪名，而是在“通倭”之事後才出現，原因不過是朱元璋想要威懾朝臣、鞏固君權，於是找理由開始大肆誅殺“胡惟庸黨羽”，十年間斬殺人數多達4萬，更是藉著此事廢除了宰相制度。

到現在，大家估計也都知道

朱元璋的帝王心計第三計是什麼了——等，等待最合適的時機，一擊必中。

優秀的獵人，必有最好耐心。浙東淮西兩黨爭鬥多年就不說了，朱元璋足足放任胡惟庸為非作歹了七年，才等到時機成熟出手，不可謂心機深沉，實在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