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宋人胡寅說“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從道德、才能、作風、事功各方面綜合衡量，諸葛亮堪稱三國時期的第一流人物。後人總是諱言諸葛亮奇謀為短：具有很大社會影響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甚至達到“狀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的地步。但是，諸葛亮成為知人善任，料事如神的“智多星”，其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諸葛亮認為治國之道，在於舉賢，所以對於各方面的人才並無偏私，同樣選拔、重用，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即使對於外來投靠的人，只要是賢才，也同樣任用。他在《將苑知人》篇中指出，人的情況是很複雜的，好壞懸殊，情貌不一，要識別人才，首先要表面溫厚而內心狡詐，有的人外表謙恭而心地險惡，有的人外表勇敢而膽小怯陣，有的人能努力做事但並不忠誠。怎樣透過複雜的現象把握本質呢？諸葛亮提出了七條“知人之道”主張對人才要從志向、應變、膽識、勇氣、品行、廉潔、信義等七個方面進行考察。諸葛亮根據上述考察和識別人才的原則，從敵壘中爭取的姜維，原是魏國天水太守屬下的一員將領。諸葛亮對他評價很高。他在與張裔、蔣琬的書中稱讚姜維“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委常諸人不如也。”認為姜維是涼州上士，有用兵之才，更可貴的則是姜維“心存漢室”，對蜀漢政權忠心耿耿，因此對姜維委以重任。那一年，姜維27歲，諸葛亮奏封他為奉義將軍、當陽亭侯，以後又擢為徵西將軍。諸葛亮病逝後，姜維統領全軍，成為蜀國支柱。雖然姜維沒有取得諸葛亮那樣的勝利，但他在後期蜀國中，畢竟是一位難得的人才，證實了諸葛亮當初對姜維的看法是正確的。
諸葛亮用人，善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如魏延和楊儀，一武一文，都很才幹，但魏延跋扈驕矜，楊儀性情狷狹，二人如同水火，互不相容。諸葛亮對魏楊二人，並不求全責備，而是“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驕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諸葛亮在世之日，完全能夠駕馭魏、楊二人，使他們各自發揮自己的才能。諸葛亮還直接從基層破格提拔一些雖不出名，但確有真正才幹的人才到重要崗位上來。如他發現楊洪很有見識，就表薦楊洪領蜀郡太守，使“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特別是諸葛亮選拔、培養了蔣琬、費禕、姜維、董允幾個重要人才，對於穩定蜀漢後期的政治和支撐危局起了重大作用。蔣琬在蜀漢初期擔任廣都長，劉備巡遊時發現蔣琬不理政事，時不沉醉，打算將他治罪。諸葛亮看出蔣琬作縣官不適宜，但可以擔當大任，因此向劉備指出：“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於是將蔣琬保護下來，後來又加以提拔重用。諸葛亮稱讚蔣琬“託志忠雅，當與吾王贊王業者也。”諸葛亮出師北伐，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推薦蔣琬繼承自己的事業。諸葛亮死後，由於“新喪元帥，遠近危悚”，並且魏延、楊儀之間矛盾激化，一時政局動盪，出現危機。但蔣琬執政後，鎮靜自若，毫不驚惶，終於逐漸將局勢穩定下來。
諸葛亮以軍國重任付託於蔣琬，而不委之於雖有才能但性情狷狹的楊儀，這是很有知人之明的。費禕也是諸葛亮很早就賞識的人才。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向後主推薦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人，認為“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下”。希望後主凡對於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後來費禕執政時，蜀漢政治仍然保持安定。諸葛亮向後主推薦董允，也能上則正色匡主，對後主時常有所規諫下則數責宦官，使“皓畏允，不敢為非”。因此，董允在世之日宦官黃皓一直不敢胡作非為，擾亂朝政。同曹魏和孫吳後期政權相比較，魏、吳的人才都比蜀漢多，曹魏在明帝死後政局動盪。朝內互相殘殺，終於不免君主被廢，政權易手；孫吳在孫權之後也出現了類似的動盪局面。唯有蜀漢能夠在諸葛亮去世之後，仍然保持政局穩定，政策連續不變。這就足以體現諸葛亮在選拔和培養人方面的高明和成功之處，能做到知人善任。
時人及後世評價諸葛亮料事如神，有著經天緯地的雄才大略：“三分割據紆籌策”“鼎分天地一言中”，“因機定蜀延衰漢，以計連吳振弱孫”，“劃然成三分，正爾扼兩雄”，“七擒依算略，一戰定蠻苗”，這些描寫，極其生動形象地顯示了諸葛亮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非凡智略。他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夠洞悉當時國家社會之形勢，針對國計民生癥結之所在，提出興利除弊的適當方案，制訂出長遠戰略。他有如良醫治病，能準備地診出當時的社會政治病源，然後開出有效的藥方。為求少犯錯誤，使其決策漸趨完善，諸葛亮能夠綜核名實，賞罰必信，集思廣益，善於採納群言，虛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擇善而從，以改進工作。正是由於他能夠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諸葛亮才能不會陷於名韁利鎖，才能高瞻遠矚，光明在望。
諸葛亮早年雖然隱居隆中，不求聞達於諸侯，但對天下大勢已是洞若觀火。所以當劉備三顧茅廬問以天下大計，諸葛亮提出的策略，分析中肯，見解透徹，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諸葛亮隆中對策正確地分析了政治形勢，對各軍閥集團的地位和實力作了清醒的估計，確定了劉備集團聯合的物件和主要打擊目標。指出劉備集團向荊、益兩州擴充套件勢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為屢戰屢敗，處於彷徨狀態的劉備集團指明瞭方向。數年之中，劉備集團勢力迅速發展，佔據了荊州的大片土地和益州全部，實現了諸葛亮鼎足三分的預見。在如何治蜀的問題上，諸葛亮抓住要害，主要採用重典。諸葛亮認為“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準確地找出了當時益州政治弊病之所在，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治蜀方針。對於後主劉禪，諸葛亮深知他生性闇弱，有易受小人包圍的弱點，因此在《出師表》中特別告誡後主，要“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藏否，不宜異同”。諸葛亮提醒後主，對於身邊接近的人“不宜偏私”，對政府大臣不應疏遠，而應一視同仁，不使內外異法。並警誡後主，“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進一步以前、後漢的興衰就在於君主能否親賢遠佞的經驗教訓，暗示後主對此應特別注意。後來諸葛亮和蔣琬、費禕等人死後，後主果然為宦官黃皓所包圍，致使蜀漢後期政治腐敗。可見葛亮對後主的某些弱點和毛病是看得很準的，並且在身前儘量加以規諫，力求使其毛病不至於發展到危害社稷的程度。諸葛亮對事情的推斷是相當的準確，政治觀察力極為敏銳，不愧為料事如神的“智多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