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淝水之戰過後，南北地區的政治局勢出現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然而最令後人痛恨惋惜的就是，前秦在此戰大敗而歸之後，對於北方地區的統一已經難以維持，由此北方再次陷入了諸多少數民族政權相互征伐的混亂局面，可以說此時的北方正是軍事力量極為匱乏以及政治局勢相當不穩的時期。而東晉方面在取得淝水之戰的大勝之後，首先面對的最嚴重的外部威脅基本上徹底解除。
與此同時，東晉在此戰中的前期雖然軍事力量消耗較大，但是能夠一舉擊潰前秦80萬大軍，也使得東晉此時的實力大增，應該恰恰是能夠乘勝追擊，伺機恢復北方地區統治的時期。即便不能完全統一北方，起碼能夠收復長江北岸的一些軍事重地，對於東晉今後的發展來說也是大有裨益的。
可是，這場勝利卻也使得東晉王朝統治集團忘乎所以，他們不僅沒有乘勝追擊，反而開始了無休止的內部派系之爭。
在野士族
陳郡謝氏作為東晉王朝此時的掌權家族，尤其是謝安在擔任宰相之時，成功指揮了淝水之戰，使得東晉王朝轉危為安，由此當時的孝武帝不得不迫於壓力，給予謝安更高的官職。也正因此，謝安及其家族勢力在東晉王朝可謂一手遮天，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謝氏家族勢力的不斷壯大，令當時的皇族司馬氏感到了惴惴不安。
《晉書》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
孝武帝也一直向謝安施加政治壓力，使得謝安最終為了能夠保證謝氏家族的利益，選擇自貶廣陵，不再擔任東晉王朝核心要職。由此，陳郡謝氏家族對於東晉政權的掌控告一段落，司馬氏家族在孝武帝的提拔下成為了當時政權的主要操縱者。尤其是權臣司馬道子於朝政上的跋扈，更是引發了諸多老牌門閥士族的不滿，因此東晉王朝後期也被複雜而且混亂的政治鬥爭所籠罩，一時間更沒有人去關心北伐統一事件了。
陳郡謝氏
皇權勢力的伸張以及司馬道子的專權
眾所周知，司馬睿建立東晉王朝的過程離不開琅琊王氏王導的盡心輔佐，因此作為北方有著濃厚政治背景和強大經濟實力的琅琊王氏，也因此成為東晉王朝門閥政治時代的第一個執政士族。
所以，東晉王朝從一開始作為皇族的司馬氏家族，就一直未能夠在政治方面嶄露頭角，或者在東晉朝堂之上佔據一席之地。
皇帝在東晉門閥政治鼎盛時期只不過是王朝的象徵，在政治權力方面如同傀儡一般，而司馬氏家族除了擔任一些地位較高的散官和虛職之外，並無人典掌機要。在經過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以及陳郡謝氏的相繼執政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司馬氏也開始了奪權鬥爭。淝水一戰就是東晉王朝後期政治鬥爭愈發激烈的拐點，謝安為了防止孝武帝猜忌主動自貶江陵，這就可以看出當時的皇權已經有一定的實力了。
孝武帝
謝安的下臺，直接使得孝武帝將朝政大權攬入自家門戶的懷抱當中。謝安自貶江陵之後，司馬道子作為皇權的代言人開始獨攬朝政，甚至大有僭越之勢，由此開始了司馬氏家族對於東晉朝政的真正掌控。起初謝安的在世，憑藉其崇高的政治威望和地位，還能牽制住司馬道子的專權，謝安這一政治高山倒塌之後，司馬道子在朝中就可以隨意扶持黨羽，開始了明目張膽的專權。
司馬道子對於專擅朝政的行為，以及他典掌軍政大權的地位又引發了孝武帝的不安，為了能夠提高自己的皇權，孝武帝提拔了當時的重要軍閥勢力王恭、殷仲堪擔任兗州和荊州重要軍鎮的刺史，從外部牽制朝堂的司馬道子。不過好景不長，孝武帝與公元396年薨逝，其子司馬德宗即位，但是由於天生智力缺陷，司馬道子得以繼續掌權，東晉政權日益混亂與腐朽。
《晉書》載：“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於隆平陵。大雪。”
司馬道子
司馬元顯時期激烈的政治鬥爭以及軍事政變
司馬德宗即位之後，由於個人缺陷，整個東晉王朝的朝政還是掌握在司馬道子手中，而司馬道子認為安帝本人並沒有多大的政治威脅，因此便開始盡心培養自己的兒子司馬元顯。司馬元顯接替父親職位時只有17歲，因此可見其還是有一定非凡的政治才能和手段的。司馬元顯即位之後，為了對抗孝武帝時期在兗州、荊州提拔的北方軍閥，便開始重用太原大族王國寶等人典掌機要。
兗州刺史王恭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等人對於司馬元顯的這一人員調動非常不滿，他們認為司馬元顯的這種行為是無視北方軍閥存在的。因此，公元397年，二人便聯合起兵以誅殺王國寶為名向建康發動軍事進攻。司馬道子與司馬元顯雖然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力，但是並沒有掌握東晉的軍隊，因此無力抵抗，只好選擇斬殺王國寶以平息二人叛亂。
王恭起兵
不過，二人既然以誅殺王國寶為起義之名，其騎兵的真正目的必然不僅於此，公元398年，王恭再度掀起叛亂，這次不再以“清君側”為名義，而是表明誅殺司馬道子父子的決心，由此引發了其他軍閥殷仲堪、楊佺期以及桓玄的響應。此次起兵雖然聲勢浩大，但是由於王恭部隊出現內亂，刺史王恭被殺，由此起義軍也就瓦解了，隨後桓玄吞併了殷仲堪和楊佺期的軍隊割據一方。
《晉書》載：“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以誅王國寶為名。朝廷順而殺之，並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
此後在東晉王朝逐漸形成了三方割據勢力，一方是司馬元顯與皇室所佔據的會稽、永嘉等八郡之地，桓玄割據了長江中游地區，劉牢之割據長江下游。司馬元顯為了消除這種割據現象，不斷征伐百姓建立一支屬於中央的軍隊，由此也引發了江南眾多百姓和世家大族的不滿。
司馬元顯
東晉後期百姓經濟負擔的加重
東晉後期的政局發展其實非常混亂，雖然建康作為絕對的政治中心，但是圍繞著長江流域的重要軍鎮依然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威脅。換句話說，建康的政局是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長江中下游主要軍鎮刺史是否對其予以支援。正因如此，當時東晉的權臣司馬元顯為了能夠保證建康對於東晉轄區的絕對領導，才大範圍進行徵兵活動，這也就造成了當地民眾沉重的徭役負擔。
《晉書》載：“元顯性情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
不僅如此當地民眾的經濟負擔也是達到了空前沉重的地步，暫且不說東晉中央政府對廣大農民的經濟剝削，光是當時南北方已經擁有根深蒂固勢力的門閥士族對於百姓的剝削，就已經相當沉重。眾多門閥士族名下均控制著大量的部曲、賓客，這使得他們必須要向其所屬的門閥士族繳納大量的賦稅。
晉安帝
政府制定的賦稅要求也在一年一年增長，東晉中期開始就注重增加百姓的口糧稅，比如起初的口稅米規定為每人3石，隨後就漲到了5石。相比較於西晉時期的口稅漲了兩倍不止，百姓的經濟負擔愈發沉重，再遇上一些澇災，一家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正是在這樣高強度的經濟剝削和尖銳的社會矛盾下，東晉後期不斷爆發農民起義。
與此同時，東晉後期政府規定的徭役門類更加繁多和複雜，晉穆帝時期，大臣曾經聯名上書，為了緩解百姓徭役負擔，請求刪減的徭役門類多達60餘種，由此可見當時廣大勞動人民不光要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還有擔負足以壓垮身體的徭役負擔。對於中央政府如此慘絕人寰的封建壓迫，越來越多的人民開始聯合起來發動起義，奮力反抗。
百姓逃亡
評價
東晉王朝在淝水一戰之後，一方面沒有利用非常利好的優勢去嘗試實現北方地區的統一，當時前秦政權在北方的統治已經分崩離析，因此對於東晉王朝來說絕對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惜東晉王朝沒有把握住，哪怕只要能夠奪回長江以北地區的重要防線，想必對於今後政權的發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東晉統治集團的決策失誤，一方面使得重新實現天下統一的政治目標遙遙無期，另一方面也使得東晉王朝的統治集團，特別是皇權與門閥士族之間的政治鬥爭愈發激烈。
東晉建立之初，皇權愈發衰落，並且依附於強大門閥士族的情況在東晉後期已經徹底改變。
原來強大的門閥士族在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之後，大部分都已經沒有絕對的實力繼續獨攬朝政，而陳郡謝氏雖然在淝水之戰立了大功，但是由於當時皇權的上升，謝安為了謝氏家族的生存也只能選擇退隱幕後。司馬道子的掌權證明了東晉王朝的政權重新穩固在司馬氏家族的手中，然而令孝武帝沒有想到的是，司馬道子的專權卻再次使得自己被架空，因此他又開始扶植外族軍閥勢力。
由此，東晉後期的政權就進入了皇權、外族軍閥勢力以及司馬道子父子之間的混亂爭奪之中。最終，東晉統治集團為了各自的政治需求，不斷壓榨勞動人民，使得社會矛盾愈發尖銳，東晉王朝也在農民起義和寒族勢力的衝擊下走向了滅亡。
參考文獻：《晉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