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羅氏族譜》及相關記載，播州羅氏家族肇基於唐大曆五年（770）始祖羅榮率軍征服播州土著，以剿撫並行之策，獲得戰爭勝利。終唐宋之季，羅氏共傳二十一世。
元、明兩代是播州羅氏土司發展和鼎盛時期。播州羅氏土司元代被授予宣慰同知之職，與統一中央王朝的聯絡得到進一步加強。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增強邊疆軍事防禦、豐富地方文化內涵等方面皆有新的發展。
一、播州羅氏土司的淵源與發展
（一）播州羅氏土司溯源
歷史上的播州治域，自唐至明萬曆年間，總體呈現不斷擴張趨勢，元朝時播州面積最大，除今之遵義大部面積外，一度延伸至今貴州黃平、凱里、施秉、甕安、貴定、開陽、沿河等縣市部分割槽域，重慶市南川、綦江地區也曾在其管轄範圍。逮至明朝，改播州宣慰使為播州宣慰使司，歸四川管轄。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平播之役結束後，明廷在此地設府立縣，之後明末至 2016年撤遵義縣設播州區的漫長曆史時間，“播州”之名在政治意義上未有使用，而論文所說的播州是平播之役前楊氏統治的播州土司地區，戰後也限定於改流後的遵義與平越兩府，大致與原來播州地域範圍相同的地區。
羅氏土司實乃“七姓”之一的羅氏。據清代康熙、咸豐年間兩次修纂《羅氏族譜》相關記載，播州羅氏家族肇基於唐大曆五年（770）始祖羅榮率軍征服播州土著，以剿撫並行之策，獲得戰爭勝利，鎮守播州七年後，始祖羅榮“請表還鄉”，未獲朝廷批准，繼而被賜鐵券一道，封為“播州侯”。
遂子孫後代世襲播州，世守斯土，始終以臣服內附於中央王朝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為邊疆穩定民族融合交流與發展作出了一定的歷史貢獻。
（二）播州羅氏土司的發展
元、明兩代是播州羅氏土司發展和鼎盛時期。據播州羅氏清代康熙、咸豐《羅氏族譜》所載內容，自元朝建立土司制度，播州羅氏以播州宣慰同知身份與播州楊氏土司一道獻土受封，被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中，並獲得長足發展。
播州羅氏族內流傳“榮肇基、琛始大”的祖先記憶。即播州羅氏鼻祖羅榮奠定了羅氏在播州的歷史淵源，而傳至二十六世的羅琛，經過二十幾代人的辛苦經營，羅氏在播州的影響力更加穩固擴大。
播州羅氏經過歷唐宋兩代發展而到元朝經久不息，有元一代地方管理階層的身份得到歷史認可，從此開啟了族內不斷髮展繁榮的新紀元。
內部土司職位的襲遞嚴格按照朝廷土司制度的相關規定，外緣透過不斷與地方大族締結姻親關係已達到更加廣泛而穩定的地方勢力網路交織滲透。使得元明清三代，獲得了發展的新高潮。在所轄勢力範圍、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皆取得了空前的擴充套件。
二、播州羅氏土司的轉折
（一）“五司七姓”
元明兩代，羅氏任播州宣慰使司同知，作為當時楊氏土司的副職，在播州亦有一席之地。一則羅氏是“與播並建者”，二則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羅氏的勢力與實力也是與日俱增的過程。
關於播州世族大姓，歷史文獻上有“七姓、八姓”的記載，楊應龍面對朝廷和四川官員聽勘時稱 “九種十三姓夷僚”的言語，可見當時播州世族的複雜性。
這些大姓基本上都是楊端入播時所帶入的山西世族後裔，歷代播州領主們以軍功將這些世族封於各地世守其職而成為大大小小的土司，至明形成了甕水長官司猶氏、真州副長官駱氏等等。這些地方大姓豪族數百年與楊氏土司相依共存，共同締造播州社會文化。
明代土司制度無論是在土司的管理、世系官職人員上的繼承體系上都有嚴格的制度和規範，這也成了播州宣慰使司楊氏後期“索賄無厭”“糜費金錢鉅萬”的契機和隱患，以致明中後期播州轄境中小土司承襲者不堪其害。
事實上，明廷為了分散並進一步加強對邊疆大土司的管控，往往增設中小土司數目以實現基層權力分化牽制。就播州而言，在明初洪武、建文、永樂三任皇帝時期已經實現了對播州楊氏土司的權力分化。
而五司所處之地，恰好處於播州南端，與貴州布政使司接壤。這種天然的地理區位為戰爭爆發前夕“五司”請求改流與四川與雲貴兩省總督在勘撫楊氏土司各執一詞埋下伏筆。
在川黔兩省大臣處理播州問題的過程中，“五司七姓”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前期朝廷對播州的勘撫之策。與此同時，朝廷與播州土司楊應龍之間關係急劇惡化，可以說已基本上達到無法調和的地步，戰爭一觸即發，最終“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播州之徵”爆發了。
（二）平播之役
史料記載，萬曆二十一年（1593），播州楊應龍的屬地管理上司四川巡撫王繼光派官員奔赴播州令楊應龍出面來聽勘結案，但是在官員赴播途中卻遭伏擊殺害，楊應龍給四川的反饋是並不知道此事情況，即表明非其所為。
擊殺朝廷命官不是小事，楊應龍與四川方面關係進一步惡化，此時張時照等復奏於明廷中央，斷言擊殺朝廷命官者必是楊應龍。由此，四川方面便對楊應龍的勘撫政策改為了議剿，即大軍征剿。
王繼光、劉承嗣等分兵三路奔赴播州剿滅楊應龍，據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時當地民眾記憶，第一次剿滅行動，“五司”便有借兵給四川剿滅大軍的史實，結果聯合軍隊出征不利，在婁山關被楊應龍打得一敗塗地。
這一事件直接加深了朝廷與楊氏之間的正面衝突，使得播州由大、小土司之間“內部矛盾”升級為播州地方明目張膽反抗中央的反叛對抗事件，事情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朝廷主張平叛剿楊的聲音就此高漲，“五司七姓”就此依託朝廷剿楊聲勢，有恃而無恐。面對下屬的集體式“造反”，楊應龍全面採取武力報復鎮壓予以迴應。
播州土司楊應龍開始對“五司七姓”進行瘋狂的報復，他派遣數以萬計的播州叛軍越過烏江，首先他開始攻打餘慶，餘慶守官毛守爵聞風逃竄，播州兵攻入餘慶後，進行大量的殺掠，餘慶長官司府衙、城邑、莊園被叛軍焚燒殆盡。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震驚朝野的“平播之役”爆發，這是神宗在位時期爆發的大規模邊疆平叛戰爭，也是著名的“萬曆三大徵”之ー。明軍傾全力調8 省之 24 萬軍隊分 8 路大規模進攻播州楊氏，時間長達 114 天，明軍傷亡 4 萬餘人，播州軍民亦是死傷無計，僅攻陷海龍屯後“萬人溝”所埋葬就數以萬計。
明廷最終以重大的代價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並因此加速了明朝的衰微，播州社會經濟發展遭到嚴重創傷。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明朝在播州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將播州分設遵義、平越兩個軍民府，分屬川黔，派流官進行治理，楊氏土官隨著平播之役的失敗而魂飛煙滅。
明王朝發動平播之役，楊應龍兵敗自殺，官兵殺戮甚重，播州化為廢墟，戰後的播州各方面來講可謂凋敝不堪，社會治理和生活生產短時間很難修復。但是自平播後，朝廷開始在播州設立流官來治理播州舊地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這一事件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大事。自此，古播州的發展也迎來了一個新的紀元。
三、播州改土歸流後的羅氏
（一）朝廷複用播州羅氏
萬曆平播之役結束了播州土司統治。播州舊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場變化是立體全方位的。
平播之役後，自此延續了 725 年的播州楊氏政權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朝廷以府縣取代了土司行政，以朝廷派遣的流官替換了世襲罔替的土官，自此播州的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
播州羅氏在這場戰役中所扮演的角色從戰爭伊始的告狀“挑事者”和戰後仍被起用的地方秩序的復建者，這種身份的轉變以及爵祿的延續，是播州羅氏與播州歷史以來社會發展並進所致，也體現了明廷中央對於播州戰後善後工作的處置智慧。
明廷中央及地方官員對戰後遵義乃至平越地區的思慮不無道理。為避免戰後隱患的爆發，必需有一個對地方情況把握透徹且有地方影響力的人站出來，為新政策推行、新設知府完成基層勘驗工作，羅氏被複職的歷史價值由此得到恰當的體現。同時，羅氏被複用轉任遵義軍民府土知事、威遠衛指揮使等職務為其在改土歸流後的轉型發展奠定基礎。
（二）播州羅氏土司的轉型
播州羅氏歷經唐、宋、元、明四個封建歷史朝代發展，其族裔足跡已遍佈古代播州轄域。平播之役後，得益於明廷中央對播州善後措施——“順夷情”之策略，播州羅氏改任威遠衛指揮使及遵義府土知事土官職務，繼續參與地方社會的基層治理活動，改官後雖仍世襲，但失去了土司身份的羅氏，權利與影響力呈消弭之勢。
隨著播州改土歸流的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入，播州羅氏土司後裔於清初主動放棄了世襲的官職，積極融入普通百姓生活狀態，透過一系列發展轉變，羅氏適應並繼續影響著地方社會發展。
播州羅氏族裔在改土歸流後，因明廷善後措施之“順夷情”而改官威遠衛指揮使、遵義府土知事，遷黃平州的羅氏族裔改官黃平州分州，繼而成為地方土官，羅氏失去了土司身份，也就失去了因土司身份而附帶的相關特權。
羅氏轉型成為了播州土官，承襲形式仍然是土司時期子承父業、兄終弟及的族內宗法制繼承的特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改流後羅氏土官的存在方式仍是土司模式，只是諸多土司特權已主動或被動分解，也即改流後的羅氏“土司”名存實亡。但這種“正名”依然讓羅氏在紛亂的歷史中獲取足夠的發展轉型的空間。
改土歸流後的羅氏後人從原來世襲治理播土、管理治民的身份轉變為以科舉取仕、耕讀傳家，積極參與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建設與社會治理，逐漸融入到了普通百姓的生產生活之中。羅氏發展轉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由武而文興文教；二是農桑致富名遠播。
播州羅氏在改土歸流後經短暫襲職歷史後，便終結了廕襲的傳統，是主動退出，亦是改土歸流這一措施的終極目標使然。播州羅氏在改土歸流後透過各種方式參與了地方社會治理、經濟發展及文化建設等活動，以一方世族的自覺，積極實踐並努力貢獻。
結語
土司制度對播州乃至整個貴州、西南地區的各少數民族的發展產生過十分深刻的影響，它的存續與消亡是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實施土司制度是為了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問題的解決，並進一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控，這種管控到明朝時達到了極致，當中央對地方的管控趨於成熟，改土歸流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改土歸流之後，羅氏土司名存實亡，但並沒有“泯然眾人”，而是透過各種方式參與了地方社會治理、經濟發展及文化建設等活動，實現了成功轉型。在改土歸流大背景下，播州羅氏土司能安然過渡到流官統治系統，轉官任職，並且繼續存續百年，在土司史也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