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我們對明帝國軍隊在火器研發裝備、部隊戰術戰法方面的歷史事實做了初步科普，也對東西方軍隊在15世紀早期到17世紀晚期的火器發展與實戰應用做了比較。經過咱們的論述，相信大家都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對比，明帝國在火器的裝備與實戰運用上，始終處於技術較為原始、戰術較為落後的尷尬狀態，所謂的“明朝火器天下無敵”，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不懂技術、二不懂戰術的傳統文人自娛自樂的結果。
那麼，既然明帝國的火器技術、火器部隊的戰術戰法在東西方的裝備與軍制對比中一開始就落了下風，到明朝晚期甚至已經從“下風”變成了“代差”，那作為承繼明帝國“天命”、由東北入主中原腹心地帶的清帝國在火器製造技術、火器部隊建設、軍隊戰術戰法上又有怎樣的表現呢？是否真的如部分老電影裡表現的那樣，面對裝備著洋槍洋炮的西方軍隊，清軍還一個個拿著大刀長矛衝上去肉搏、而後被近代化的列強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呢？故而今天，咱們就接著上一篇文章，談談清帝國的火器發展與東西方對比。
《神鞭》講述了老實人傻二在八國聯軍入侵時加入了義和團，利用自己的“神鞭”殲敵無數，立下了赫赫戰功的故事
在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於赫圖阿拉登極稱汗、建立後金之初，建州女真在軍制與戰術上尚處於相對古典的狀態，以所謂的“披甲人”組成的重甲步兵與重甲騎兵為主，火器數量極少。這一方面是由於以彼時建州女真的生產力與技術水平，他也確實造不出什麼像樣的火器來，另一方面則是明帝國北軍裝備的火器質量低劣、殺傷力很差、還是以“三眼神銃”這種原始火門槍為主，對建州女真的重甲步兵難以造成威脅。故而彼時的努爾哈赤在面對明帝國的火器部隊時採用了最古典、也最省事兒的戰術：挑選精銳的建州士兵，著雙層棉甲，戰時直接頂著明軍的三眼銃衝上去肉搏。這一戰術在薩爾滸之戰、廣寧之戰中屢試不爽，但在渾河之戰中面對裝備有火繩槍和弗朗機炮的浙軍士兵，就已經出現了翻車的趨勢，經此一役，努爾哈赤算是對火器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開始收集繳獲的明軍火器。但在努爾哈赤時代，建州女真軍隊第一沒有自產火器的能力，第二收集到的明軍火器質量與威力也參差不齊，難以作為體系列裝給八旗軍隊使用，與當時已經裝備火繩槍的明軍差距甚遠。
薩爾滸之戰（左為清軍，右為明軍）
明天啟六年（1626），明軍與後金軍在寧遠城大戰，此戰中，由徐光啟於明天啟元年（1621）主持、從澳門購得的十一門紅夷大炮發揮了關鍵性的戰術作用，給衝鋒的後金軍隊造成了重大殺傷，甚至傳說連努爾哈赤都中炮受傷，並於當年八月病卒。寧遠之戰後，明、後金雙方同時意識到了紅夷大炮的巨大威力，開始了一輪以鑄造、購買火炮為代表的“軍備競賽”：以明帝國來講，明崇禎二年（1629），明帝國從澳門的葡萄牙人手中獲贈紅夷大炮十門，崇禎三年（1630），明廷甚至從澳門招募了150名葡萄牙技師，攜帶40門紅夷大炮北上京師，但後因被言官彈劾未能成行。除此之外，明帝國還在自行鑄造火炮，可因為財政狀況緊張、鑄造技術落後、炮兵戰術原始，雖然到崇禎十七年（1644）明帝國滅亡為止，明軍一共鑄造出來了幾百門紅夷大炮，但是技戰術水平與原版差距甚大。
寧遠之戰（注意城牆上伸出來的大炮）
再說後金那邊，自天啟六年（1626）寧遠之戰中吃了紅夷大炮的虧之後，繼任汗位的皇太極也琢磨起了鑄炮的事兒，後金天聰五年（1631），後金方面自力更生，也有模有樣地鑄出了第一批紅夷大炮，努爾哈赤的女婿佟養性成了清帝國首任“炮兵司令”。在當年的大淩河之戰中，後金就一口氣集中了四十門紅夷大炮，對準明軍邊軍慣用的由大車車陣組成的防線猛轟，待動搖了明軍的防禦體系後再由精銳護軍營發起衝鋒，一舉奠定勝局。初試牛刀後，後金方面更加重視火器在進攻中的作用，而後金天聰七年（1633）吳橋兵變，明軍孔有德、耿仲明部叛逃後金後，因其部隊中有大批鑄炮工匠、炮兵射手，甚至還有四十餘名招募來的葡萄牙技師、數學家等，反而使得後金軍隊在火炮鑄造、炮兵射術、步炮戰術等方面迅速完成了對明帝國的反超。
明軍孔有德叛逃後金，葡萄牙的火炮也被帶了過去
相比當時鑄炮靠經驗、放炮靠感覺、命中靠人品的明軍炮兵，後金軍隊甚至在炮兵射術上已經初步用上了三角函式測地這種新鮮玩意兒，還研發出了可以將火炮放在上面機動、用於野戰攻防的炮車炮架，同時還基於其八旗漢軍建立起了第一支專門使用紅夷大炮、起到戰役炮兵作用的炮兵軍“烏真超哈”（意為“重兵”）。這一系列的技術升級後，事實上讓後金軍成為了當時東亞地區火力最強大、炮術最先進的軍隊，在清崇德四年（1639）到崇德七年（1642）年的松錦大戰中，清軍裝備的紅夷大炮與戰鬥中表現出的強大戰鬥力令明軍大吃一驚，以至於崇禎十六年（1643）遼東巡撫黎玉田給崇禎皇帝的題本中就已經明確指出：“酋以大炮百位排設而擊，即鐵壁銅牆亦恐難保……以物力言，酋鑄百炮而有餘，我鑄十炮而無力”，但即使如此，對於行將就木的明帝國而言，再也沒有應對的策略了。
清軍裝備的紅夷大炮
但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在明清戰爭後期、清帝國統一全國之戰中，清軍炮兵表現出了較高的技戰術水平，以至於清軍重灌步兵、重灌衝擊騎兵都養成了“炮兵依賴”，一旦遇到難啃的硬骨頭就暫時改為防禦態勢、等到後續的炮兵梯隊加入戰鬥、猛烈轟擊一番後再發起進攻。但橫向對比來看，清帝國軍隊在火器化、火器戰術上，相比彼時的西歐軍隊仍然處於落後狀態：以與明清戰爭幾乎同一時期爆發的歐洲三十年戰爭為例，由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與德意志僱傭兵領袖華倫斯坦組建的新型歐洲軍隊已經開始了新一輪軍事變革，尤其以古斯塔夫二世為代表，其強力推行的職業化改革、線列步兵戰術、手槍與馬刀騎兵、支援炮兵與預備炮兵等幾乎奠定了未來一百五十年中歐洲陸軍的軍制與戰術。此外，歐洲軍隊在火器化程度上進一步突飛猛進，古斯塔夫二世採取的線列步兵方陣，重型火繩槍手與長矛手的比例已經達到了1：1，而1642年英格蘭內戰中，由克倫威爾組建的“新模範軍”，其部隊火繩槍手與長矛手的比例甚至已經達到了2：1，初步完成了火器化。這一時期的歐洲軍隊，無論是明帝國軍隊還是清帝國八旗軍，都已經是絕對沒有辦法匹敵的了。
克倫威爾組建的“新模範軍”
康熙元年（1662），南明最後一位皇帝永曆帝被俘殺，清帝國基本統一了全國，但與明帝國統一全國後在火器技術上建樹有限不同，統一的清帝國很快面臨著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勢力、北部邊境虎視眈眈的沙俄帝國的威脅，隨後又於康熙十二年（1673）在雲南、廣西、廣東三省爆發了三藩之亂。巨大的軍事壓力迫使清帝國不敢放鬆火器部隊的建設，康熙十二年，清軍首先在八旗漢軍中設立火器營，至於為何先找上了漢軍八旗，是因為“漢軍不能騎馬者甚多”，相比滿洲八旗體能、馬術差，無法承擔重甲步兵與重灌突擊騎兵職責，因此只好首先在漢八旗中成立火器部隊。同時，鑑於明帝國留下的“三眼銃”、“五眼銃”等原始火門槍威力有限、技術原始，故而清帝國在建立單兵火器部隊之初就將這些武器棄之不用，統一裝備在南方明軍中數量甚多、讓南下清軍一度大吃苦頭的輕型火繩槍。到這個時候，被明軍死死抱住不放的“三眼神銃”才算徹底退出了古代中國的歷史舞臺，有些三眼銃被淘汰後散落民間，到雍正年間甚至變成了尋常人家婚喪嫁娶、紅白喜事中用來釋放焰火圖喜慶的物件。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帝國與由噶爾丹領銜的準噶爾軍隊在烏蘭布統大戰，在此戰中清軍首次運用了紅衣大炮、火繩槍與劍盾兵配合的火器戰術。根據記載，此戰清軍“八旗官兵槍炮按旗排為三隊，第一隊以漢軍火器營鳥槍步軍居中，炮位排列左右，滿洲軍火器營鳥槍馬軍列於炮位兩頭，第二隊以前鋒兵居中，八旗護軍續列兩頭，第三隊排列八旗護軍”。在戰時，由排列在第一列的、裝備火器的漢軍八旗火器營與紅衣大炮首先開火，爾後由裝備有火繩槍的滿洲八旗火器營與驍騎營騎兵出擊擾亂敵人，待有效殺傷對手的有生力量、破壞對方的防線完整性後，再由最精銳的護軍營重灌衝擊騎兵發起衝擊，從而奠定勝局。整套戰術雖然相比歐洲仍顯落後，但好歹完成了不同種類、不同兵種的火器合成化，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昭莫多之戰中，在出擊的中路清軍3萬多人中，就包括了京營八旗火器營兵1萬餘人，其冷熱兵器之比基本上做到了2：1，這個比例雖然依然不算高，但是總歸比明帝國進步的太多了。
清軍對戰準噶爾運用的紅衣大炮
雖然清軍的火器化在康熙年間進步很快，但不僅跟不上歐洲的軍事變革步伐，甚至一度連準噶爾都趕不上：歐洲就不用說了，就在順治與康熙皇帝完成統一中原大業的同時，歐洲各國軍隊正在淘汰火繩槍，換裝操作更簡便、射速更快、更便於發揮線列步兵威力的燧發槍。同時，在1647年，法蘭西王軍首先為其軍隊中的火繩槍手配備了刺刀，當然當時的步槍刺刀依然非常原始，需要直接插入槍管中形成一支長度約兩米的短矛，用於近戰對抗騎兵使用，而在1688年由法蘭西工兵元帥沃邦發明了套環式刺刀後，長矛手、劍盾兵這些兵種從歐洲軍隊中迅速消失，18世紀初的歐洲軍隊已經變成了一支純火器化軍團，普遍由燧發槍步兵和擲彈兵、胸甲騎兵與龍騎兵、戰役炮兵組成，傳說中的排隊槍斃戰術也已經成型。
至於準噶爾，由於其可以很方便地與奧斯曼土耳其、俄羅斯帝國交流，故在雍正九年（1731）的和通泊之戰中，準噶爾軍隊大量換裝了來自中亞、可能基於土耳其重型火繩槍製造的“贊巴拉克”重型火繩槍，該型火繩槍威力強、射程遠，能夠有效擊穿清軍棉甲，基於火器上的優勢，準噶爾成功取得了和通泊之戰的勝利。而清軍在吃了準噶爾火器上的大虧以後，決心為火器營、各省綠營兵更換裝備，也開始大量仿製“贊巴拉克”火繩槍。
清軍裝備的“贊巴拉克”火繩槍（西方人繪製）
根據統計，到雍正晚期，以山西、山東、福建、浙江、廣東、雲南、貴州等省份的火器統計來看，連民團、綠營兵等部隊中裝備的輕型火繩槍比例都已經達到了一半左右，如果算上紅衣大炮，這比例還會更高。而乾隆二十年（1755）清軍京營八旗西征準噶爾達瓦齊大汗、滅亡準噶爾帝國的戰爭中，出動的清軍每百名士兵中有70餘名火繩槍手，還另外配備輕型野戰炮一門，其火器與冷兵器之比超過了2：1，此外一向以馬刀衝鋒見長的清軍重騎兵也開始換裝短管火繩槍，完成了類似於歐洲軍隊“龍騎兵”的變革。此時的清軍已經可以被稱為火器化的軍隊了。
《乾隆大閱圖》（區域性）
描繪了乾隆皇帝1739年於京郊南苑舉行閱兵式時的情景
正藍旗滿洲護軍營，前排的是火炮，後排手持火槍
在完成火器化的同時，清帝國軍隊在作戰樣式上也發生了巨大變革，早期的“紅夷大炮猛轟、重甲步兵衝上去肉搏”的正面硬懟戰術、中期的“大炮轟完步兵轟，步兵轟完騎兵衝”的戰術，則乾脆被成熟的排槍射擊戰術“九進十連環”取代了：“步軍舉鹿角大炮，眾兵齊進，鳴金而止，齊發槍炮一次，如此九進至十次，連發大炮。火器營馬步軍迴圈連發鳥槍，略無間斷，其聲震地。”在同準格爾軍的戰鬥中，清軍基本都是採取這種“九進十連環”戰術，靠火繩槍手的排槍猛烈射擊，加上野戰炮的火力支援，還有火槍騎兵的迴轉戰術，步步向對方陣型逼近。這套戰法與當時的歐洲軍隊依然有代差，尤其是當時英法等國軍隊的縱隊戰術、縱隊改橫隊戰術已經快要成熟、來自科西嘉的法蘭西戰神已經快要登上歷史舞臺了，清軍的這套玩法在西歐軍隊面前如同小兒科，但不管怎麼說，“九進十連環”戰術好歹也算是追上了西歐軍隊十七世紀中晚期左右的水平。
清軍火槍方陣
電影《宋景詩》
不過，清軍火器化的另一面，則是八旗子弟們傳統的肉搏、馬術等戰術能力的急劇退化，為此，乾隆皇帝還專門下旨，嚴肅告誡八旗子弟們“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弓馬騎射乃立國之本”。這兩句話經常被後來人誤以為是清軍不重視火器、死抱住大刀長矛不放，實際上結合當時的情況，乾隆皇帝這番話的意思是讓八旗子弟們不要光忙著開槍放炮，以至於把老祖宗們勇武強悍、敢打硬仗的傳統丟掉了，跟俄軍將領蘇沃洛夫說過的“子彈是笨蛋，刺刀是好漢”差不多一個意思。但是，伴隨著清準戰爭以清帝國的勝利而告終，清軍在東亞地區陷入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局面，再也沒有了更新裝備的動力，不僅肉搏戰術仍然毫無起色，連開槍放炮的技術也快速退化了。
裝備鳥槍的八旗兵
同時，雖然燧發槍這種先進火器早在雅克薩之戰、準噶爾戰爭中已經出現在了沙俄或準噶爾軍的作戰序列中，在清緬戰爭、廓爾喀戰爭中甚至已經批量出現了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先進燧發槍，但一方面這些國家並沒有學來英軍的排隊槍斃戰術，另一方面在當時的東亞戰術體系下，燧發槍與火繩槍的表現也並未拉開代差，因此一直到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之時，雖然按照其記載，清軍在各省的軍火庫中均儲備有一定數量的燧發槍，但真正裝備給軍隊的燧發槍數量極少。到鴉片戰爭爆發時，廣東清軍的燧發槍也不過三成左右，剩下的依然是舊式的重型或輕型火繩槍，意味著清軍在準噶爾戰爭之後，在事實上停止了對軍備與戰術的革新，陷入了混吃等死的狀態。一直到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再度吃了西方列強快槍快炮的大虧，清軍才透過洋務運動實施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武器革新，將手頭的火繩槍、燧發槍全部換成後膛裝填式步槍，但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清朝海軍的後膛裝填式步槍
透過這兩篇文章，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古代中國的軍事科技與軍制戰術，實際上從明帝國前期就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雖然“明帝國的火器天下無敵”和“清帝國只會耍弄大刀長矛”均不符合歷史事實，但是明帝國的三眼火銃也好，清帝國的紅夷大炮與火繩槍也罷，在靠民族主義與近代民族國家思想武裝起來的、裝備有先進的燧發步槍與野戰炮、幾乎無堅不摧的西方軍隊面前，不管是哪個舊式帝國的軍隊都註定會敗的非常難看。也就是這樣，伴隨著古老帝國落幕的鐘聲，另一個偉大的、重新趕超的時代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