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外部戰爭節節失利，內部民族矛盾徹底激化，曾經統治奧地利長達數個實際的

哈布斯堡君主國徹底滅亡。而伴隨著這個國家的滅完卻讓國內的政治文化鬥爭空前的加劇。現代的、進步的、“猶太的”紅色維也納與保守的、外省的、“鄉土”奧地利之間的

截然分裂

之外，還有一種與之相關的、甚至更具

毀滅性的分裂

，這就是社會主義者、基督教社會黨人和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之間三條戰線上的“政治”文化鬥爭。

猶太人在黨派支援上進行抉擇

社會民主黨陣營

不僅代表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從前奧地利自由主義力量的進步、解放、現代主義和反教權主義綱領。這使得在兩次大戰之間和維也納政治生活中

，奧地利猶太人幾乎把所有選票都投向了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人或許偶爾利用一下反猶言論，而且他們也可能反感猶太宗教，但

他們承認猶太人是平等的個人

。對維也納的猶太人來說，這一點已經足夠了，雖然他們大多是“資產階級”身份，其物質利益受到社會主義政策的威脅。

但是，

猶太人沒有更合理的選擇

。其他兩個陣營都是公開並且相當強烈地反猶的-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在政策上。

基督教社會黨

代表保守的“資產者”，即奧地利社會中的資本部分，結果一部分更關心社會秩序和財產之安全而非完全的社會平等的猶太人也支援這個政黨。然而，塞培爾的這個黨派的行動是從一種十分保守的、深受教會影響的社會立場出發的。該黨對資本主義的態度、至少是相關的言論，深深地打上了宗教關懷和對“小人物”的關切的烙印。它捍衛的是有產者的利益，但

它又經常在說教中抨擊“猶太人的”市場力量

。它的經濟和社會理想是社團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德意志）“民族主義”陣營

包括原德意志自由派的殘餘人員，就其支援“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反教權主義而言，它仍保留著過去進步主義綱領中的一些因素。然而，在兩次大戰之間，德意志民族主義是支配性的因素，

“民族主義”陣營帶有強烈的反猶色彩

，而且通常是以種族標準來反猶。雖然“民族主義”陣營是三派政治勢力中最薄弱、也最分散的一派，但它在奧地利非猶太知識分子中的影響力非常大。它那排外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使得其支持者極易接受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

兩個資產階級政治

觀點

兩個資產階級政治陣營，即基督教社會黨和德意志民族主義者，1920年後都堅決反對紅色維也納這個城市。因此，兩次大戰之間的政治鬥爭反映了“猶太的”現代維也納和“反動”的阿爾卑斯外省之間的

二元文化分裂

。一方是“進步”的支持者，包括社會民主黨人、聚集於維也納的“世界主義”（主要是猶太人的）自由資產階級，以及少數來自德意志民族主義陣營的進步主義鬥士；

另一方的支持者

是對奧地利社會持保守觀念的傳統主義者。

後一方的核心

是基督教社會黨，但大部分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也屬於這一方。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可能原則上是反教權主義的，但是眼見德意志民族“文化”受到以“猶太”現代主義和“猶太一布林什維克”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文響”的威脅，他們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大部分時期內站在了教權主義者基督教社會黨人一邊。

右翼思想家

的政治觀點

右翼思想家試圖將奧地利右派的兩個方面更為緊密地結合到一起

。理查德馮克拉裡克提出了所謂德意志形態的天主教；奧特馬爾施潘則鼓吹新中世紀社團主義的準法西斯論調。薩爾茨堡藝術節的組織者希望這個藝術節成為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試圖以此將反革命的天主教社會思想（正如在葉德曼和薩爾茨堡環球大劇院中表現的那樣），與自身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巴洛克式的、天主教的、南德一奧地利版本的德意志有機論民族主義結合到一起。這種思想模糊了天主教傳統主義和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界限，以便為奧地利反馬克思主義右派的新聯合提供方便。

反猶主義則彌合了所有剩餘的縫隙

。

雖然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聯盟，但全面整合保守主義勢力的努力從來沒有取得過完全的成功，因為教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世界觀不是輕易能嫁接起來的。

因此政治文化中存在三重分裂

-

根源於奧地利“資產階級”政治內部的分裂

，到20世30年代，這種分裂給一切旨在延續共和國的策略帶來了致命的麻煩。

政治局勢凝重

1927年火燒司法部及隨之而來的屠殺事件之後，

政治局勢已經很凝重

，保衛共和聯隊與衛鄉團武裝之間的衝突更加頻繁。幾周之後的

世界經濟衰退對奧地利脆弱的經濟和財政體系造成的打擊特別嚴重

，好幾家銀行倒閉。1929年10月，政府強行要求信貸局接管土地信用銀行，此舉帶來了暫時的穩定局面，但經濟持續惡化，1930年失業率上升到15%。

在經濟危機持續發展的同時，

憲法政府也受到了衛鄉團的威脅

，後者已成為追隨法西斯路線的潛在的獨立政治勢力。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奧地利“資產階級”政府的日程上，關鍵事項是實現經濟復甦、牽制社會民主黨，但“馴服”衛鄉團、特別是其領導人物恩斯特呂迪格爾施塔亨堡同樣是個重要任務。

政府組織開展自救

1930年，

約翰內斯朔貝爾政府為重新控制局面試圖加強與法西斯義大利和民主制德國的聯絡

，並在1930年4月同德國簽訂了一個貿易條約。與此同時，基督教社會黨人在面對衛鄉團的威脅時，首先是在9月試圖將施塔亨堡拉入政府；此舉失敗後，該黨在12月建立了自己的準軍事組織。1930年11月，反對派社會民主黨在全國選舉中獲得41%的選票，再次成為議會中最大的黨。顯然，對於資產階級秩序派勢力來說，要穩定局面還有更多的事要做。

1931年3月，已改任外交部長的

朔貝爾秘密同德國進行德奧關稅同盟談判

，再次試圖藉此來改善政府的處境。關稅同盟可能帶來經濟效益，也可能成為德奧合併的一個步驟，而朔貝爾及其德意志民族主義支持者和很多其他奧地利人都渴望德奧合併。但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法國政府否決了這種變相的聯合，併為此施加財政壓力。

此舉導致的一個間接後果是1931年5月信貸局出現擠兌狂潮

，這家銀行實際上陷入破產，奧地利的財政秩序接近崩潰，德國的財政也受到重大影響，因為德國的重要銀行在奧地利大銀行中有大量投資。信貸局只好由奧地利政府接管，後者這時已得到外國的緊急貸款；然而，最初的崩潰摧毀了人們對奧地利經濟殘留的信心，並對德國的經濟復甦造成悲劇性的破壞。於是，德奧合併問題再次困擾著凡爾賽條約後的歐洲。

信貸局災難

加重危機

信貸局災難造成了另一個

更為嚴重的危機

。私人武裝之間的戰鬥仍在繼續。9月，衛鄉團首領瓦爾特普菲裡默試圖發動政變。

失業率一路飆升

：1931年超過20%，直到1934年才穩定在略低於40%的水平上，很多失業者已沒有了保險金。作為基督教社會黨的實際領袖，塞培爾對組建另一個全體黨派緊急聯合政府的努力半心半意，而

社會民主黨則拒絕加入

，而且仍然期待在民主選舉中取得多數。因此，1931年6月的佈列什政府全部由“資產階級”政黨組成，包括衛鄉團的鄉土集團，這些黨派聯合起來反對“社會主義的威脅”，並與義大利和匈牙利的法西斯政權遙相呼應。

危機仍在加劇。1932年1月，德意志民族主義者退出政府，不過他們的勢力在縮水。1932年4月，民族社會主義者開始在省級選舉中得勢，而

主要的失勢者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

。5月，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組成由基督教社會黨領導的政府，

政府的靠山是鄉土集團和來自農村的鄉村聯盟

。急於取得進一步財政資助的陶爾斐斯終於在1932年7月的《洛桑條約》中得到了一大筆國聯貸款，代價是放棄任何與德國聯合的念頭，哪怕是關稅聯盟。此舉雖然獲得了財政和政治上的幫助，但它進一步激化了國內的分裂，社會民主黨、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和民族社會主義者同聲抗議對西方列強的“投降”行徑。

條約無用 危機加重

條約雖然在議會勉強透過，但

它沒有給政府帶來經濟復甦和政治力量

。社會民主黨期待著

下一次選舉

，民族社會主義者在加強宣傳攻勢和公開的暴力行為；而基督教社會黨則對未來的選舉憂心忡忡。納粹（民族社會主義者）、保衛共和聯隊、衛鄉團和基督教社會黨的準軍事團體紛紛上街採取院外政治行動，投彈、開槍和一般的毆鬥暴行此起彼伏。

選舉失敗 經濟危機加重

民族社會主義者還沒有在奧地利取得選舉上的勝利，部分原因在於

衛鄉團的競爭

，不過德國納粹以粗暴方式取得的成功給奧地利政治投上了陰影。

奧地利的經濟慘狀加深了人們對這個國家生存之可能性的懷疑

，這反過來又加速了資本的外逃。於是，德奧合併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具吸引力了，因此，希特勒的崛起對基督教社會黨在奧地利的統治構成了越來越大的威脅。

政府對局勢的判斷

陶爾斐斯斷定，必須對基督教社會黨的政策作根本性變通。塞培爾還是附和議會政治的，雖然他對此持

懷疑態度

；在塞培爾於1932年8月死去後，陶爾斐斯開始擺脫議會的羈絆。表面上看，他這樣做是為了應付納粹的威脅，何況這種威脅的確存在。1933年月30日，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3月5日，納粹及其盟友在德國議會選舉中取得多數。3月4日，當奧地利議會的3位議長紛紛辭職時，陶爾斐斯利用這個憲法體制上的偶然事故宣佈議會停開。因此，基督教社會黨對納粹在德國攫取權力的迴應遠不是捍衛共和國的原則，而是拋棄議會政治，建立它自己的威權性質的、準法西斯主義政府：“奧地利一法西斯”。

陶爾斐斯把

基督教社會黨的整個保守綱領強加給這個國家

。奧地利將按以教權為支援的社團主義國家的模式進行改造。5月20日成立的“祖國陣線”是個所謂的超黨派組織，各色人等均被敦促加入該組織，只要他“效忠於”政府。當民族社會主義者在4月份因斯布魯克的市政選舉中獲得40%的選票後，所有地方選舉都被推遲。針對陶爾斐斯的反納粹舉措，希特勒的迴應是在5月底對所有赴奧地利的德國人徵收1000馬克的旅遊稅。

陶爾斐斯

的政治舉措

但陶爾斐斯沒有向這一恫嚇舉動讓步。被人親切地稱為“

小梅特涅

”的陶爾斐斯具有性情急躁的領導人所常見的好鬥性格，他在對抗希特勒時博得了很多奧地利人的尊重，包括卡爾克勞斯。然而，對奧地利來說，一件不幸的事是，陶爾斐斯的勇敢沒有政治智慧或遠見來與之匹配。

他仍侷限在基督教社會黨的狹隘意識形態中

。儘管此時希特勒和納粹顯然正在成為奧地利獨立的最大威脅，但他的迴應是把社會民主黨的“威脅”當作鬥爭物件。

在針對議會的

3月政變

後幾天，陶爾斐斯政府決心強化“反馬克思主義”路線，並宣佈保衛共和聯隊為非法組織。這部分是為了取悅墨索里尼-所謂的陶爾斐斯反德國威脅的“保護者”；但是，陶爾斐斯反社會主義十字軍行動的

主要原因是他自己的信念

：必須為奧地利根除這個禍害。

黨派之爭陷入僵持局面

仍然堅持民主制的社會主義者和明顯反民主的基督教社會黨政府之間奇特的僵局

持續了幾乎一年

，在這期間，奧地利已按照保守的天主教面貌進行了再造。1933年6月與教皇簽訂的教務專約大大增強了教會對國內事務的影響力。9月，

陶爾斐斯宣佈建立新的等級國家

，並將四丁字十字架當作新政權的象徵物，這是奧地利教權一法西斯主義對納粹萬字徽章的迴應。在同一月份，沃勒斯多夫建立了一個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早在1934年2月之前的1933年底，奧地利就已經成為一個威權制的社團主義國家，它既不容忍民族社會主義者，也不能容忍反對派社會民主黨。

矛盾陷入激烈化

與社會民主黨最後的攤牌發生在1934年2月12日，當天，政府武裝和衛鄉團-如今它是威權政府的狂熱支持者-在林茨挑起了一場

社會主義者暴動

，而維也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則號召總罷工。政府和衛鄉團正等著這個徹底排除“奧地利一布林什維克”威脅的機會，在隨後的幾天中，

它們無情地做到了這一點

。紅色維也納住房政策的象徵性成就卡爾一馬克思大樓受到遭到猛烈炮擊。幾年前，大樓的牆壁上還能看見子母彈留下的痕跡。2月15日，戰鬥結束，社會主義領導人逃往捷克斯洛伐克；2月16日，社會民主黨被廢除，其基金被沒收。政府軍的陣亡超過100人，但當時社會主義者的損失更為慘重，僅在維也納就有1000多保衛共和聯隊成員被殺。奧地利的內戰幾天就結束了，

外省與都市奧地利之間的文化戰爭也隨之終結

。鄉土奧地利征服了紅色維也納。

奧地利共和國將被改造成某種新的等級制國家

。

總結

從以上我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當時三大黨派的鬥爭變得越來越嚴重，這種無端的政治鬥爭和損耗加之新上任的領導者許多錯誤的決定。國際外交處於弱勢、國內鬥爭加劇、全新經濟危機加重這些的這些然這個國際建立起一個新制度的過程必定是一波三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