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真實的金字塔建造真相!到底是不是由大量奴隸建造的!

觀察權力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只看舞臺上表演的那些角色,還要透過這些角色,看到他們背後的權力基礎。

這讓我想起來,考古界近年來的一些新結論,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到底是怎麼建造的?

過去一般都認為,金字塔是古埃及的法老拿著鞭子,趕著幾十萬奴隸建造的,沒日沒夜地幹了幾十年,這種說法來自於希羅多德的歷史。

探索真實的金字塔建造真相!到底是不是由大量奴隸建造的!

可是這事真架不住細想,希羅多德是古希臘人,距今2000多年。可是他到埃及看到金字塔的時候,距離金字塔建造有多少年呢?也是2000多年。也就是說,他說金字塔和我們說他古希臘那個時候的事,是差不多的。那記載的準確性有多少,您就想吧。

最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提出了一個違揹我們常識的結論,建造金字塔的根本不是奴隸,而是一般的自由民。

1990年,考古學家發現了一處遺址,距離金字塔不遠,他們推斷,這就是當年建造金字塔的工人的墓地。在這個遺址中,發現了很多證據。

比如,有證據證明,很多人在生前都接受了很好的治療,甚至是很複雜的骨科手術。很明顯,如果是奴隸,奴隸主不可能為他們提供那麼昂貴的治療。

還有,大量的婦女和兒童的骨頭,也在這被發現,這說明當時的工人是和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的,這明顯也不是奴隸的生活方式。

後來證據就越來越多,比如在一塊石板上,還發現了工人的出勤記錄。生病、掃墓、過生日什麼的都可以請假,最奇葩的請假理由,居然是昨天喝醉了,今天也要請假。這就分明不是奴隸可以享有的待遇了。

其實,這些考古發現只是一個側面的證據。它突然提醒我們回到一個常識: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怎麼可能是奴隸建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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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我們中國秦始皇造的萬里長城,那確實可以。因為那個時候的長城不像現在是磚塊砌的,而是夯土建造的,是簡單勞動的大量重複,那確實可以靠國家的大規模動員能力來實施。

但是金字塔完全不一樣。要知道,金字塔不是一個實心的建築,它是法老的墓室,其中有主墓室,副墓室,有墓道,那麼大重量的石頭壓在上面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如果力學結構設計有偏差,整體結構就可能走形,甚至是塌方,更別說屹立四千多年了。

設計還只是第一步,工程就更復雜了。就拿最簡單的石塊開採來說,在那個時代的難度也是超乎想象。當時沒有任何自動機械,甚至連鐵器都沒有,要開採幾頓重的石塊,咋辦?

現在猜想,先在石頭上用柴堆圍出一個大概形狀,然後用火燒,等燒到一定溫度之後,在上面潑水迅速降溫,就是利用熱脹冷縮原理讓石質變脆,然後工人們再一點一點地敲開。這個過程要重複好多次,才能把一塊石材開採出來。然後還有遠距離的運輸,還要把它堆成一個巨大的錐形,是怎麼做到的?

雖然到現在,關於金字塔怎麼建造的工程細節,還基本上都是推測。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只要它不是外星人建的,它就一定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複雜到需要大規模的主動協作,需要每一個參與工程的人自覺自願,需要每一個崗位上的人盡其所能地想方設法,克服一個又一個工程上的難題。

這就說到這個事給我的啟發了。

自由是創造力的前提,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解釋歷史的時候,我們往往又會忘記這個規律。

比如說,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為什麼南方是奴隸制,北方是自由民?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當時人爭論的那些觀念上、道德上的理由。根本原因,就是南方經濟的基礎是棉花,不需要大規模複雜的自由協作,把奴隸驅趕到棉田裡,就可以生產。而北方經濟的基礎是工業,事實上也不可能用奴隸。

你可以想象一個場景,假設你是一個工廠主,現在免費給你十萬個奴隸,就算他們都老老實實聽你指揮,但是他們是奴隸,沒有絲毫勞動的意願,只是不反抗而已。那你怎麼讓他們學會在一個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你鞭子舉得再高,也不行。

越複雜的事,就越需要有尊嚴有自由的人。

吳伯凡老師提到一本書叫《清單革命》,裡面就說到:世界上的事分三種,一種是簡單的事,比如造汽車,汽車很複雜吧?但是因為只要按照圖紙生產,確定性很強,所以還算簡單;第二種是複雜的事,比如造火箭,各個系統必須精密配合,出不得半點差錯;第三種,超級複雜的事,比如教育孩子。

所以,即使是在農耕時代,在前現代社會,雖然社會很簡單,但是教育孩子的人,你也必須給他自由和尊重。所以中國古人有句話,叫“愛子敬先生”,愛你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敬重教他的老師。

就拿我們公司來說吧,我們天貓店,就一個小夥子在管。他懂的那些東西,我們其他人都不懂,更別說管理他了,他幹活的時候我們連話都插不進,那怎麼辦?只有一個辦法,給他最充分的自由和尊重。

人越來越自由,這個進步的背後,是現代社會人和人之間協作關係越來越複雜的結果。

探索真實的金字塔建造真相!到底是不是由大量奴隸建造的!

再舉一個例子,幾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當時覺得大受啟發,然後就看了他所有的文章和書,甚至專門飛到美國去見他。他就是著名的萬維鋼老師。那篇文章是講權力執行的本質,劈頭他就舉了一個例子:19世紀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在比利時,他的形象是一個很賢明的君主,在任四十年,推動了比利時的民主改革,給成年男子選舉權,給工人罷工權利等等。

可同樣是這個人,在比利時的非洲殖民地,就是今天的剛果,卻是以殘暴而著稱。他濫用酷刑,有數字說他迫害死了1000萬人。

這就奇怪了,同一個人,為什麼一面是君子,一面是野獸呢?從今天我們講的這個角度就可以解釋了。

比利時的社會發育程度高,他必須要給更多人自由,爭取更多人的支援,他就是賢明君主。

而非洲殖民地,社會運轉不需要那麼多人進行復雜協作。所以,他只需要搞定很少的一些人,就可以肆意盤剝當地資源。至於自由,他為什麼要給當地人呢?

所以,從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段來看,自由不是誰賜予的,自由是我們憑藉一身本事,並且進入越來越複雜的合作網路,整個環境不得不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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