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好年代，法語中稱作La Belle poque。歷史上的這一時期從普法戰爭結束時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從1871年到1914年，整整43年，歐洲大陸上各個強權之間雖摩擦不斷，但是沒有發生任何戰爭。這一長時間的和平在歐洲歷史上是很罕見的。伴隨著長時間的和平，歐洲各國紛紛迎來了各自的黃金時期。第二次工業革命使人類的科技水平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憑藉著強大工業力量的支撐，歐洲列強在全球瘋狂地擴張，將殖民主義的大旗插遍世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社會雛形初現。莫奈、塞尚、高更及梵高等藝術大家在法國打開了現代藝術的大門。法國和俄國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啟發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家。
“美好年代”系列將由六篇文章組成，分別探訪維也納、柏林、聖彼得堡、巴黎以及倫敦。從1860年代開始的維也納戒指路建設計劃，到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會議。從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到同一時期政治暗殺橫行的聖彼得堡，再到1912年啟航的泰坦尼克號。本系列將盡力向讀者全景展示這一老歐洲最後的黃金歲月。
這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講述的是哈布斯堡帝國的心臟維也納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重生。
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維也納
1864年，彼時已經小有名氣的小約翰施特勞斯剛剛結束他的俄國巡演回到奧地利。1844年，小約翰施特勞斯正是在維也納的一個賭場裡完成了作為作曲家的首演。如今20年過去了，鍾愛他的維也納決定在人民公園為他舉行一場音樂會，慶祝他登臺20週年，也為他接風洗塵。在這場有紀念意義的音樂會的表演曲目中，小約翰施特勞斯專門加入了一首波爾卡。這是他在俄國巡演時創作的作品，原名是《勿忘我》，表達的是他對祖國奧地利和故鄉維也納的思念之情。為此，他還專門在這部作品中加入了由海頓創作的奧地利帝國國歌《帝皇頌》的旋律。在人民公園的這次演出將是這部作品在奧地利，在維也納的首演。鑑於他已經回到了故鄉維也納，《勿忘我》這個名字已經明顯不合時宜了。小約翰施特勞斯化用當時奧地利的一句名言，重新命名了這個作品。它就是小約翰施特勞斯的作品第291號，《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維也納》波爾卡。
回到維也納的小約翰施特勞斯將在此後創作出《藍色多瑙河》及《春之聲》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成為名留青史的“圓舞曲之王”。他所鍾愛的維也納也將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走入自己的美好年代，見證哈布斯堡奧地利帝國最後的鎏金歲月。
奧地利畫家威廉·高澤於1900年創作的畫作《霍夫堡宮的宮廷舞會》，描繪了於維也納市中心的霍夫堡宮內舉行的貴族舞會，畫面前景是被貴族簇擁著的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畫面的背景則是跳著華爾茲的奧地利貴族們。畫面記錄下的也是維也納和哈布斯堡奧地利最後的輝煌。該畫作現收藏於維也納博物館
戒指路：維也納的涅槃重生
在整個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維也納可以說是烽火連天。拿破崙曾經兩次佔領這個哈布斯堡帝國的心臟。奧地利好不容易打垮了法國，德意志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乃至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又在境內興起。維也納作為奧地利帝國的首都，人心浮動。1848年革命的烈火燒遍歐洲，皇帝斐迪南一世兩次被迫從維也納出逃，最終於年底退位。弗朗茨·約瑟夫繼位成為奧地利帝國的弗朗茨·約瑟夫一世。
正是因為維也納一直處於動盪和威脅之中，她一直保持著其在十三世紀修建的城牆。相比之下，倫敦在十八世紀就開始逐步拆除自己古老的城牆。巴黎更是早在十七世紀就把環繞巴黎市區的城牆拆了個精光，轉而在市郊修建了一圈更為現代的防禦設施。只有維也納，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保留著她那古老的城牆，那曾經在1529年逼退了奧斯曼土耳其，守衛了整個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城牆。除了城牆之外，維也納更是固執地在城牆和市郊新興城區之間留下了一片廣闊的空地，頗有點堅壁清野的意思。此時的維也納，彷彿還停留在十六世紀，完全沒有一個十九世紀列強首都該有的樣子。
1858年的維也納內城地圖。環繞著內城的古老城牆清晰可見。綠色標出的是內城城牆和外城之間廣闊的軍事防禦空地，到了十九世紀還保持著如此古老的都市防禦設施，維也納在當時的歐洲各個主要首都裡可謂是獨一家
1857年，弗朗茨·約瑟夫一世正式下詔拆除維也納內城城牆，取締市內的防禦空地。取而代之的將是一條寬闊的環城大道，輔以一系列的公園、噴泉以及新式建築，就此開啟了一個橫跨半個世紀的宏大建設計劃。這條環城大道，被稱作戒指路（Ringstrae）。戒指路修建計劃的規模之宏大，在當時的歐洲也只有拿破崙三世治下進行的巴黎改造計劃可以與之媲美。
“這條石頭腰帶數百年來都用惡毒的詛咒禁錮著維也納的羽翼，皇帝的詔令終於將其打破了！”維也納的自由主義者們歡呼著，慶祝自己的勝利，慶祝維也納的解放。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恰好是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開始在奧地利攻城略地的時代。維也納的自由主義先鋒們將在戒指路的建設過程中重塑維也納，將維也納從一箇中世紀的集權君主堡壘轉變成一個摩登的資產階級文化殿堂。
戒指路將串起一個恢弘的、奔放的、自由的帝都維也納，見證她的涅槃重生。
1900年左右的戒指路，背景中的建築是帝國國會大廈。寬闊的戒指路也第一次將林蔭大道、有軌電車等等現代城市規劃元素引入了維也納的市中心
維也納大學：自由主義迴歸維也納
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都市改造計劃，涉及數十幢巨型公共建築的建造。新的建築要採用什麼風格，自然成了各方爭論的焦點。在當時的歐洲，建築風格不光是一個美學上的議題，更是重要的政治訊號。擁有特殊地位和獨立體系的教堂除開不談，當時歐洲的公共建築風格主要可以被劃分為兩個陣營：華麗的巴洛克式建築代表貴族和王權，自凡爾賽宮的建成開始就是歐洲各個君主建設宮殿的首選風格。維也納市中心的霍夫堡宮就是這一風格的典範之一。新興的資產階級則推崇代表著人本的新文藝復興風格以及代表理性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大家所熟知的，覆蓋整個巴黎的藍頂奧斯曼式公寓樓就借鑑了新文藝復興風格。
典型的巴黎奧斯曼式建築，每一層都擁有獨特的外立面設計，這一點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別墅建築如出一轍
在維也納，戒指路建設計劃自然免不了成為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守舊派貴族互相爭鬥的戰場。處在這個戰場中心的就是整個戒指路上最具象徵意義的三幢建築：維也納大學、維也納市政廳以及國會大廈。它們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核心訴求：思想自由、市民自治以及代議制民主。
在撲滅了1848年的革命後，奧地利軍隊佔領了位於維也納內城的大學校園，把校園內的教授和學生統統趕到了維也納城外，此後的近二十年間，維也納大學連個正經的校園都沒有。但是，隨著奧地利軍隊在1859年和1866年接連輸給法國和普魯士，其在奧地利內部事務上的話語權旁落。維也納的資產階級奪取了首都的政治高地。維也納市政府把軍隊從戒指路的工地上徹底趕走，並且將戒指路上最優越的路段劃給了大學、市政廳及國會大廈這個集合體。維也納大學也終於得以回到維也納市內。在設計之初，維也納市內的保守派曾經希望將其建設為一座哥特式建築，以求可以和近在咫尺的沃蒂夫教堂形成風格上的統一。但是維也納市政府堅決地要教會和貴族劃清界限，維也納大學的新址將是科學和理性的殿堂。
戒指路上的維也納大學新址，是明顯的新文藝復興風格，是維也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一大勝利
最終設計師選定了新文藝復興風格來設計維也納大學的新址大樓。這一決定引起了奧地利的上層社會的震動。首先維也納大學作為自由主義革命的堡壘，可以回到維也納市中心本身就已經讓許多保守貴族不滿。而一座新文藝復興式的大樓彷彿是在對和它近在咫尺的代表天授王權的沃蒂夫教堂宣戰，奏響的是資產階級的凱歌。
建成後的維也納大學新址，和後方高聳的沃蒂夫教堂在風格上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代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維也納
帝國國會大廈：對抗專制王權的勝利
如果說維也納大學的建設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性成果，那麼帝國國會大廈（Reichsratsgebude）的選址和建設則展現了資產階級在維也納對專制哈布斯堡皇權的全面勝利。設計及建造帝國國會大廈的是一位丹麥裔建築師，名叫特奧費爾·翰森（Theophil Hansen）。他主持建設了戒指路上的五座公共建築，其中包括國人熟知的維也納金色大廳。但是，他自認的驕傲之作就是整個戒指路上體量最為龐大的建築：帝國國會大廈。
帝國國會大廈最開始的選址是戒指路南段的藝術文化區，和博物館們以及奧地利皇家歌劇院擠在一起。但是，把軍隊勢力排擠出政府的維也納自由主義者們專門將帝國國會大廈，這一法律和民主的象徵，挪到了戒指路上的黃金路段。正對著哈布斯堡皇室在維也納的冬宮霍夫堡宮。
霍夫堡宮的“新城堡”宮室。帝國國會大廈工程開始後沒幾年，奧地利皇帝在霍夫堡宮面向國會大廈的一側建設了宮殿的“新城堡”宮室以及宮室前巨大的英雄廣場，直通戒指路。國會大廈前豎起了民主女神雅典娜，霍夫堡宮前豎起了擊敗法國的奧地利元帥卡爾大公。“新城堡”宮室頂端的哈布斯堡雙頭鷹代表了奧地利皇室最後的驕傲
特奧費爾·翰森也力排眾議，沒有選擇與貴族王權捆綁的巴洛克式風格來設計國會大廈，而是選擇了新古典主義：與古希臘的雅典民主制呼應。翰森的選擇不光獲得了維也納市政府的全力支援，甚至贏得了開明的皇帝的支援。整個帝國最優秀的工匠紛紛來到維也納，蒂羅爾的皇家大理石礦為翰森提供了整個歐洲最優質的大理石。時至今日，經受了多年的空氣汙染和酸雨影響的建築依舊通體潔白。為了體現國會的威嚴，翰森將建築的入口安排在了二層，由兩條緩緩降低的大道與戒指路連線在一起。國會大廈入口由12根巨型立柱支撐。走過入口，人們會來到由24根頂部鍍金的大理石立柱支撐的中央大廳，左手邊是帝國的上議院，右手邊則是帝國的下議院。在入口外則是一個巨型的噴泉，雅典的守護女神雅典娜佇立在噴泉的正中，背靠帝國國會大廈，審視著整個維也納，也注視著不遠處的霍夫堡宮。1883年建築主體完工，1902年建築前的噴泉完工。帝國國會大廈成了這個全新的維也納最著名的標誌。
十九世紀末期的帝國國會大廈，此時噴泉還沒有開始興建，門前就是寬闊的戒指路。國會大廈從建成的那一天起，就出現在各種明信片及畫報上。維也納的象徵不再只有代表君權的宮殿和與君權捆綁的天主教教堂，資產階級的國會也在其中佔得了一席之地。這是一個全新的維也納，這是一個自由的維也納
弗洛伊德和克里姆特：自由的維也納與性
戒指路建設計劃在十九世紀基本結束，站在二十世紀的大門口，維也納已經徹底改頭換面，成了整個歐洲最有活力、最開放自由的城市之一。進入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自由主義的反叛風氣從政治領域擴散到了文化和思想領域。戒指路上走出了兩位驚世駭俗的人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和畫家克里姆特。
1902年，45歲的弗洛伊德終於被擇選為維也納大學的助理教授。那時的他已經為了這個任命書苦苦等待了17年。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戲謔地把這次任命描繪成了一次維也納的盛事，也可以從側面展現出他自己內心的激動之情：
“公眾的熱情是高漲的，人們的祝賀和花束向潮水一樣向我湧來。彷彿就在這一刻，陛下終於認識到了性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帝國內閣認可了對夢的解析；帝國議會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了對癔症的精神分析療法。”
就在兩年多前，弗洛伊德在1899年出版了他那劃時代的著作《夢的解析》，打開了精神分析學的大門。也正是在這本書裡，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了他著名的觀點：所有男性都有戀母情結。此後弗洛伊德大大拓展了他的性心理發展理論，1905年出版的《性學三論》中更是討論了諸如幼兒的性慾之類的在我們今天看來也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但是這樣的弗洛伊德依舊獲得了在維也納大學的教職，得以潛心學術研究。他每天都必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戒指路上散步。思考問題之餘，也欣賞這個給予他舞臺的維也納。
1985年，維也納市政府在戒指路旁設立了弗洛伊德紀念公園，安置了弗洛伊德紀念碑。紀念碑上面刻著弗洛伊德的名言“理性的聲音總是安靜的。”（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無獨有偶，性在世紀之交的維也納還有另一位代言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與弗洛伊德一樣，克里姆特的整個藝術生涯都和戒指路緊密地纏繞在一起。他從小接受的是正統的藝術教育。1883年從維也納藝術及工藝學院（Kunstgewerbeschule）畢業後馬上就被徵召進了戒指路建設的大軍中，負責為一座座嶄新的公共建築繪製天頂圖案。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克里姆特逐漸拋棄了保守的學院派技法，轉而開始探索新的繪畫形式和主題。
克里姆特的早期作品還是有很符合學院派的要求的，也可以看出他的教育背景以及美術功底。這是他在1894年繪製的《靜坐的小女孩》
1894年，維也納大學找到了克里姆特，希望他可以來為其戒指路上的新校址繪製天頂畫。在構思這一專案的過程中，克里姆特於1897年和其他幾名維也納的藝術家一同成立了維也納分離派組織（Wiener Secession），克里姆特擔任主席。從1900年到1907年，克里姆特用七年的時間為維也納大學創作了《哲學》、《醫學》以及《法學》三幅作品。此後這三幅作品被統一稱作《克里姆特維也納大學天頂畫》，成為維也納分離派的代表作品之一。
克里姆特的這三幅作品極大地震動了維也納社會，即使是對於維也納最開明的人們來說，這些作品也太過超前了。評論界將他的這三副作品直接比作是色情畫作。87名維也納大學的教職人員聯名反對把克里姆特的這些“傷風敗俗”的作品畫在大學的主天頂上。最後維也納大學甚至把官司一路打到了奧地利議會，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文化爭端被吵到奧地利議會中。最終克里姆特沒有受到懲罰，但是奧地利政府也不允許他真的把這三幅作品畫到維也納大學的天頂上去。經過多年的輾轉，這三幅作品的原作最終被納粹德國在1945年一把火燒光了。
克里姆特為維也納大學準備的三幅作品中的一幅：《醫學》。畫作對女性身體情慾化的展示受到了當時維也納主流社會的一致批評。對女性裸體和情慾主題毫不掩飾地加以展示也是克里姆特最鮮明的藝術風格之一
結語
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的戒指路建造計劃，用半個世紀的時間改造了維也納。維也納從一箇中世紀的王權堡壘昇華成了摩登的資產階級文化殿堂。城牆和堡壘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歌劇院、音樂廳、大學和國會。掙脫枷鎖的維也納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已經成為了可以和巴黎一爭高下的歐洲文化中心。在帝國國會里，捷克民族主義者、波蘭民族主義者、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都操著流利的德語相互爭吵，為各自的民族爭取更大的自治權。在維也納大學裡，弗洛伊德還在潛心研究著他前衛的理論。在霍夫堡宮殿中，奧地利皇室和貴族依舊舉辦著華麗的舞會。普通的維也納市民從四面八方彙集到戒指路上，又從戒指路奔向自己的目的地。那是維也納的美好年代，混亂而有序，是一曲叛逆與秩序的圓舞曲。在這看似平靜的日常中，維也納和整個哈布斯堡帝國都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緩緩地走向那個命運的年份：1914。薩拉熱窩的一聲槍響，將永遠地改變維也納和哈布斯堡帝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