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直到16世紀初文藝復興的中期，人們才第一次將勞動權看作一種國王能夠將其出賣的特權。只有在這個時候，每個行業團體才成為小規模的封閉性貴族團體，最終建立起壟斷權，它嚴重阻礙了技術進步，我們的先輩對此曾感到深惡痛絕。
即使亨利三世不是此弊端的創始人，那麼他也是使之大行其道的始作俑者，直到路易十六時期才廢除它。
從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行會管事會制度的弊病不斷地增長和蔓延。
在此期間，社會的進步使它更加難以被人們所容忍，公眾更加關注它。每年舊行業的特權都有所增加，而一些新的行業卻失去自由。人們習慣上所稱的路易十四統治的黃金時代是助長弊端最甚的時期，因為此時對金錢有前所未有的需求，卻堅決不從國民處尋求幫助。
1775年，著名財經作家勒特羅納說得好：“國家為了斂財而創造工業集團，有時出賣特許證，有時設定各種新官職，強迫各集團來購買。1673年法令透過要求所有集團購買批准證書，最終引來了亨利三世各項原則的惡果。
更甚的是，此項法令強迫所有還沒有進入集團的手工業者加入。
這件卑鄙小事賺了30萬里弗爾。”我們已看到人們怎樣將整個城市的體制弄亂，這是為了給國庫撈錢而非出於政治目的。
政府對金錢極為需求，又不願意召開三級會議來獲得對此需求的支援，於是前所未見的賣官鬻爵制度便應運而生。
買官賣官的思想源於人們的理財觀念，這使得第三等級能夠在三個世紀的時間裡保持他們的虛榮心，他們唯一所想的就是謀取一官半職，於是國民內心深處就有了對官職的普遍慾望，它後來成為革命與奴役的共同誘因。
新設的官職隨著財政狀況的惡化而越來越多，獲得新官職可以享有免稅的權力或者其他特權。
由於新設的官職以國庫需要為名義，而不是出於行政的目的，它們越設越多，簡直讓人難以相信，而它們要麼沒有一點用處，要麼反而有害。
科爾貝爾自1664年起開始做了一系列調查，發現人們在買官賣官上投入了差不多5億裡弗爾。
據說有10萬個官職被黎賽留廢除了，但是它們很快又以其他的名目出現。為了換點錢，政府放棄了領導、控制和強制自己官員的權力。就這樣，一個龐大複雜、運轉艱難、毫無用處的行政機器建立了起來。結果這臺機器在空轉著，與此同時，又設了一個更簡練、更易於操作的政府工具，以此真正來做那些所有官員看起來在做而實際上並未做的事。
如果人們能夠對這些機構進行討論，就可以肯定，這些機構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運轉20年。如果當初三級會議得以召開或者人們的怨言能夠被聽到，這些機構可能根本就不會建立或增加。
為數極少的幾次三級會議在幾個世紀裡一直在不停地反對這些機構。
這些會議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國王盜取權力隨意徵收捐稅是所有弊病的根源，如果用15世紀那種強大而有力的話語來說，那就是國王盜取了“沒有經過三個等級會議的商議和批准而以人民的血汗來肥私的權力”。
三級會議除了關注自身的權力之外，還強烈要求人們尊重地方（省與城市）的權利，而且經常能夠如願，在每次會議上，發自人們內心的反對納稅不平等的呼聲都會傳出。
三級會議不止一次地要求廢除行會管事會制度，它們一個世紀甚於一個世紀地攻擊著不斷增長的捐官制
。它們說道：“賣官的人也賣了正義，這是可恥的行為”。在賣官鬻爵形成制度之後，三級會議並沒有停止申斥濫設官職。它們強烈地反對氾濫無用的職位、危險的特權，但總是沒有成效。這套機構的建立除了反對自己，別無其它用途；它絕不是為召開三級會議而產生，而是要在法國人的眼皮底下，隱藏起捐稅的真面目。
請注意，無論是最好的國王還是最差的國王，他們都會使用這套伎倆。路易十二時，捐官制度最終確立下來，亨利四世則最先出售官職世襲權，實行此制度的人的美德要比這套制度本身的罪惡小得多。
政府將政治職能的大部分轉移到了最高法院手中，以此來逃避三級會議的監督，導致了司法權在政府部門中的無序執行，極大地破壞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有必要在表面上提供許多新的保障措施，以此代替那些喪失掉的保障措施，只要專制政權不殘暴，法國人就可以耐心地忍受它，不過他們並不想直接面對它。所以，設立某種虛假的障礙於專制政權面前，雖然不能消除它，卻可以起到遮掩的作用，此舉自然是明智的。
最終，這種不讓國民要自由、只向國民要錢的願望促使各階級不斷相互分離，致使它們在共同的抗爭中既無法互相接近，也無法達成共識。
這樣一來，它們在面對政府的攻擊時，只有寥寥數人單槍匹馬地戰鬥。
在這段悠久的歷史程序中，優秀的君主不斷出現，其中一些因為思想而出名，許多都富有才華，差不多所有的君主都具有過人的勇略，他們當中卻沒有一人想讓各階級接近與聯合，從而讓它們不再處在一樣的依附地位上。不，我錯了，曾經有一位國王這樣想過，並且在事實上他也為之努力過：而此人——誰知道上帝怎麼想的——正是路易十六。
舊王國是造成階級分裂的元兇，並且在後來它以此為藉口，因為，當那部分有錢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國民在政府中無法共事、互相幫助時，國家就喪失了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就需要有一位強有力的人介入。迪爾格在一份寫給國王的秘密報告中憂傷地說道：“
國民是一個社會，它由聯合的不緊密且屬於不同等級的人構成，由彼此之間聯絡甚少、只顧自我的人構成。
在這裡，不存在什麼共同利益。每個村莊、每個城市的相互聯絡並不比他們所歸屬的行政區多。即使他們在完成對自己非常必要的公共工程時，也無法取得一致。
在這場充斥著奢望與企圖的無休無止的鬥爭中，非得您親自決定一切，或由您的委託人決定一切。人們為了給公共利益做點貢獻，為了不侵犯他人的權力，有時也出於行使自己權力的需要，都在等待陛下的特別諭令。”
幾個世紀以來，同胞們就像陌生人或者仇敵，要讓他們彼此接近並對他們進行教育，以使他們一起完成自己的事物，這可不是一件小事。
讓他們互相分離比讓他們團結在一起要容易得多。我們已向人們提供了忘不掉的例證。60年前，導致舊法國分裂的各個階級在長期被重重障礙隔絕之後，他們重新接觸時，首先碰到的卻是彼此的傷疤，重聚只不過是為了廝殺。
時至今日，雖然他們已經遠離塵世，但人間還留有他們互相嫉妒和仇視的影子。看到公民之間如此分裂，只顧及自己的利益，而王權擴張範圍甚廣，並具有很大的強制力時，人們很可能認為獨立自主的精神已隨著公共自由一起消失了，所有法國人皆逆來順受。
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雖然政府已經獨裁了一切公共事宜，但它遠未成為每個獨立個人的主人。
在為專制政權服務的很多制度中，自由還活著；不過我們今天很難想象那種自由，要想弄明白它對我們的利弊，就必須進一步地詳加考察。
當中央政府霸佔了全部地方權力，掌控整個行政領域時，某些它先前准許存在的，以及它自己建立的規章制度，還有一些古老風俗、舊習慣，甚至種種弊端，都在阻礙著它的行動。
在許多人心中，某種反抗精神已深深紮根，並在大眾心中保持了決絕與堅定的秉性。
在那個時期，中央集權制便已同我們現在的體制具有同樣的性質、同樣的程式、同樣的目的，但是還未擁有同樣的權力。政府一心想著把一切自己控制的事物轉化為錢財裝進自己的腰包，於是大肆出售官職，從而喪失了對官職的自由任免權。
但是，政府的這一慾望卻嚴重侵蝕了另一個慾望的實現——它的貪婪挫敗了權欲的雄心。
為了實行自己的計劃，它不得不時常依靠某些工具，對於這種工具，它既不懂得如何製造，也不知道如何摧毀
。因此，我們往往看到它那最專制的意志在實行中漸漸被消耗掉。這種奇異並有缺陷的結構，充當了一種抵擋無所不能的中央政權的政治防線。它就像是一道歪歪扭扭、粗糙低劣的防堤，儘管如此，它卻能分散中央政權的力量，並減弱其影響。
結語
此外，那時的政府還未像現在的政府一樣，能夠對福利、扶助、榮譽和金錢擁有無限支配權。因此，和今天相比，它對民眾實行誘惑和強制的途徑很少。並且，政府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權力限度。
它的權力都沒有經過正式確認，也尚未在民眾中牢固確立；其行動範圍雖很廣闊，但它卻如身臨陌生之地，行動進度與力度並不穩當，周圍漆黑一片。
這讓人害怕的黑暗掩蓋了所有權力的界限，它環繞著權力，更有利於國王剝奪民眾的自由，但同時也有助於保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