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曉堂:古籍拍賣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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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曉堂:古籍拍賣那些年

拓曉堂(蔣立冬繪)

自1993年入職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以來,拓曉堂先生主持古籍善本拍賣二十餘年,曾任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總經理。在此之前,他曾供職於國家圖書館,擔任善本組、輿圖組組長以及善本採編副研究員等職務。二十多年來,他親身經歷了中國古籍拍賣市場的建立發展與不斷壯大。他的新書《嘉德親歷:古籍拍賣風雲錄 》對此即有生動記錄。在此次訪談之中,他談到了古籍拍賣這些年來,令他印象深刻的人與事。

首先想從您這本《嘉德親歷:古籍拍賣風雲錄 》談起。您是怎麼想到寫這本書的?和以前那些作品相比,有什麼區別和聯絡嗎?

拓曉堂:這本書和前面那些,肯定是不一樣的。經歷的事情和重要的拍品,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內容是迴避不過去的。因此,內容上是有聯絡的。

寫這本書,我是想透過這些內容,給老一輩藏書家和新一代藏書家樹碑立傳。所以我一方面著重寫老一輩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寫了一些可以披露的新一代藏書家。以前,我一來還沒退休,人在職場,不便去寫;二來沒有徵求我認識的那些藏書家的意見,不好多說。現在我已人在山野,有些事情就可以公佈了。按理來說,拍賣公司不能暴露競買者和收藏者的資訊,但我還是徵求過當事人的意見的。你可以看到,我書中的敘述,其實處理得還是比較隱晦的。

拓曉堂:古籍拍賣那些年

《嘉德親歷:古籍拍賣風雲錄 》

中國古代的藏書家是很多的,你看看有多少藏書家辭典就知道了。這個群體有其特殊性,錢財對他們還在其次,藏的是文化和學問。他們也不怕曝光自己的收藏。比如天一閣,藏書就向學者開放。如果外界都不知道藏書家藏了哪些善本,收藏也就失去了意義。正因如此,能披露的,我在書中就儘量披露;不能披露的,就暫時擱一擱。

我真的是一直想給他們立傳,為他們寫點什麼。老一輩藏家經歷了那麼多磨難,依然還能守望收藏這一領域,真的不容易。我們要給他們應有的地位和榮譽。藏書從老一輩藏書家到新一代手裡,這個過程中,看似有序傳承,內含著無數離奇的悲歡離合,忽散忽聚,偶得慘失的故事,也就有了藏書自己的命運。一部好書從誕生到今天,自有其命運。給藏書家立傳,也是給藏書續命。

韋力先生曾經和我談到,他覺得以1949年為界,藏書出現了一個分水嶺,如今與過去不可相提並論。不知您怎麼看?

拓曉堂:以1949年作為分界線的話,此前民間藏書的質與量都會比現在高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就像《韓非子·五蠹》裡說的,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我們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以往講究用是否藏有宋版書或明活字版這一類標尺來衡量藏書家,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寬一點,去看看國外,美國曆史才兩百多年,可是美國有許多享譽世界的大藏書家,他們的很多藏書也並不特別古。所以,藏書的類別、標準是會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就拿簽名本來說,中國古代追求所謂“黃跋顧校”,對小小的簽名本並不重視。而到了現代,藏書規模、品種、形式都蔚為大觀,除了古代講究的門類,又開闢了新的領域,照我個人來看,是超過了古代的。

至於當代藏書家,他們身上帶有新的時代特徵,從豐富程度和廣度深度來看,我也認為並不比上個世紀差。從具體的素質,比如國學功底來看,畢竟隔了一個時代,以前的藏書家都是私塾出身,受的是傳統教育,這方面當然很強。而現在的藏書家受的新式教育,學的外語、理科知識,也不是過去能比。還有一點就是,過去,藏書與科考、仕途是相關的,讀書講究版本,有實用價值,張之洞就在《書目答問》裡詳細指點讀書人,科舉考試應該使用哪些典籍版本,不然會耽誤一生。現在的藏書已經跟這些完全無關了,反而更加具有純粹的審美意義,能夠陶冶性情、愉悅人生。

在《嘉德親歷:古籍拍賣風雲錄 》中,您把很大篇幅給了名人書札,與以前相比,您覺得當代書札收藏有什麼特點嗎?

拓曉堂:其實,名人書札收藏漢代以後就有了,歷史很久。兩千年以來,不止民間看重,宮廷也重視。就拿宋代宮廷來說,我們經常講的《大觀帖》《淳化閣帖》,其中佔到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魏晉書札。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書法上列為帖,實際上就是隨手寫的一封信。書札精緻小巧,文辭也簡潔優美,日常又多見,於是也就成了大眾收藏最常見的品種。現在大家都用微信、email,信札與過去相比少了很多。但是,你說是崇古也罷,懷舊也罷,這個收藏信札的傳統卻是沿襲下來了。更好玩的是,現在有些人倒退了回去,專門印製精美的信札,用毛筆書寫,反而不用電腦、微信了。當然,這不可能大規模地推廣,只能說是一部分有心人在特意儲存某種文化形態。

民國書札現在賣得很貴了,甚至遠超明人信札,這裡面是有情結的。晚清民國時期,政治上雖然分裂,文化上卻極其開放,這個社會形態是很獨特的。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的收藏成為熱點很正常。1949年之後,與政治人物相比,受到更多關注的,是學界中人的書札,畢竟這裡面的思想精華是不可忽視的。在我看來,古人收藏書札多看中藝術書法,當代書札收藏更看重思想和人文情懷。這就是當代書札收藏的特點。

其實談到藏書,我們更關心的是書背後的人。這些年下來,幫助過您的學界、藏書界的前輩師友,您可以談談嗎?

拓曉堂:中國的古籍拍賣可以說是無中生有。一件事情從無到有,就像老子所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個人是做不了事情的。之所以古籍拍賣能夠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行業,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幫助的。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講。

一是老一代學者的幫助。我得到了許多老先生的幫助。比如劉九庵先生。我剛進入拍賣這一行的時候,拓曉堂這三個字可以說是名不見經傳,我憑什麼說服人家花幾十上百萬去買某件東西呢?肯定是要藉助老先生的學識、眼力和社會關係。劉先生主要就是幫我把關,尤其是書札。劉先生說對,我就上,他說不對,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尊重他的意見。又比如楊仁愷先生。楊先生給我提供了許多藏書的線索,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吳雲兩罍軒後人。還有上海的潘景鄭先生、史樹青先生、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看起來一直關注明式傢俱,其實對古籍版本很精通。他輔仁大學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就是營造學社的圖書管理員。這些老先生對古籍是很精通的,給我許多幫助,讓我很是感念,有機會的話,我還想再寫一本書,談談認識的老先生對我的幫助和影響,第二個就是中國藏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艱難的時刻,一些先知先覺的人。比如田濤先生,範景中先生,楊成凱先生。他們會跟我探討一些重要的拍品。如明末李自成政權刻印的《大順律》,我拿到之後,因為田濤先生是法律史專家,這方面的藏書也很豐富。把田先生請來看藏品,他很快就寫了文章發表在報紙上,直接幫我做了拍賣宣傳。

拓曉堂:古籍拍賣那些年

明末李自成政權刻印的《大順律》

範景中先生我要多說幾句。他為人低調,藏書界不少人只知道他對一些藏書家做過指點,卻不瞭解範先生在美術史學界的功力。有一次我按照程式進行拍品的展覽,一些中央美院的學生來實習。來展覽看書的人,需要把個人資訊填在字條上。範先生來看書,也會填寫字條,那些實習的學生就把字條扔在一旁。我問他們知道範景中是誰嗎?他們說知道知道,很多讀過的教材都是他編著的。我說,那他就坐在對面,你們看看字條,上面不寫著他的電話號碼和身份證號碼嗎?他們這才大驚失色。藏書對範先生來說,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他詩詞寫得好,美術史方面的學問也好,是個特別多才多藝的人。以他的學問造詣來藏書,眼光、趣味都是獨到的,是當代藏書的先知先覺人物。

已經去世的北京的楊成凱先生也值得說一說。他和範先生可以說就是哥倆。楊先生也是多才多藝。他的象棋好到什麼程度?天津市工會組織了排名前十的象棋高手比賽,楊先生一個人和他們十個人同時下盲棋,勝多輸少。他用高等數學來研究中國的音韻,呂叔湘先生就看中他這一點。範、楊這兩位認識,就是因為中學時期在書店偶遇,之後一直互相砥礪,互相切磋。我認為他們二位不輸任何古代藏書家。楊先生此前在社科院工作,與我上班的地方恆基中心斜對門,他無事時常來我這裡,對我的工作也常有指撥和幫助。

三是藏書家朋友。可以說,現在的藏書界是藏龍臥虎。我經常說,現在的藏書家都是人精,誰沒點絕活?正如我前面所說,過去藏書講究實用,而當代的藏書已經具有獨立形態,與具體的閱讀、使用已經區別開來了。不少朋友買書都買兩本,讀一本,藏一本。你如果真的要讀古籍,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好,二十四史也好,都有很方便的當代版本,沒必要特意去買古書。不少人會覺得買古書的人只是有錢的暴發戶,但我卻不這麼看。前面說到了兩類有學識的藏書家,在我看來,我這裡說的第三類藏書家,就是把古書當作文物,予以精心的保護,以便傳給子孫後代。我對他們是很尊重的。儘管他們不是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但是他們盡到了保護文物的責任。我還是要向他們致敬。

這些年我過手上萬件文物,看到的又何止上萬件。藏家能夠把文物的意義重新發現,介紹給大家,可以說是功德無量。就拿韋力先生來說,他現在做的這些工作,都非常有意義,是一位不負我們這個時代的藏書家。我們不能指望國家全部擔起藏書這一重任,這是力從不心的,也需要民間共同參與。國家圖書館就曾經舉辦民間藏書家的藏品展覽,我認為這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認可。我非常感念像韋力這樣認真的藏書家朋友,他們不僅常在拍賣前後與我交流、分享古籍的心得,而且平常對我也形成了一種壓力,提醒我須盡心盡力,否則就會失去藏書朋友的信任,多丟人現眼哪!

您以前是怎麼想到從國圖進入拍賣這一行的?拍場這些年來,您如何評價您自己的職業生涯,有哪些經驗教訓可以與我們分享的?

拓曉堂:其實那個時候我在國圖的工作非常好。八十年代,我又是研究生畢業,那時候能有幾個研究生?善本部就我一個。那個時候,國圖的經濟力量還很薄弱,這不是國圖的問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我最後選擇去嘉德,經濟上有我的考量,關鍵是覺得研究工作太過四平八穩。我大學畢業之後,也在陝西省社科院歷史所工作過兩年,我對這種機關裡的工作是比較熟悉的,覺得可能沉悶了點,我認為拍賣工作更加刺激,換種生活方式或許更加好玩和刺激。於是去了嘉德拍賣,在這個平臺上,之前的專業學習和工作經驗一點兒都沒有拋棄,全派上用場了,才有了後來的精彩大戲。總之,人不能脫離自己的文化和知識積累,堅持就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當然,這也要有大的環境和善於把握機遇。

我到現在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好商人。我首先是太學究化了,這或許是好,或許也是不好。大家都愛談自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不愛談自己如何“走麥城”,但我並不迴避自己“失守”的問題。既然是失守,那肯定首先得有東西可“守”。第一,我要合法,第二我會替一些藏書家做一些考慮,第三,我這人不設防,我的一切大家都知道。我舉幾個例子。羅繼祖先生那份收藏,原是羅振玉舊藏的一部分,這批東西是我最早看到。當時羅繼祖先生還在世,我只從中拿了很少的一部分來拍賣,真沒想到,拍賣還沒結束,羅先生就去世了,剩下的藏書後來就出現在了上海。我要早知道如此,這批東西我就全拿下了。包括謝國楨先生的收藏也是,我拿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真沒想到這批東西轉手就給了別的拍賣公司。當然,謝先生的東西在我這兒拍賣得非常好。但是對我來說,真的算是失守了。過雲樓的第二次出手問題,也算是我“失守”了。因為這裡面涉及更多的問題,我不能失去一些規矩。還有大倉藏書。這批書雖然不是我去買回來的,但後來是我的助手去聯絡運作,他成功了。從商業上來說,我還是失守了。但是沒關係,讓這批東西回到中國,我覺得還是很高興的。

您在書中介紹了一些國外的拍場情況。能否請您談談,跟國外的拍賣公司相比,我們還有哪些可以學習、借鑑的地方?

拓曉堂:這些年我也陸續跑了歐美、日本的不少拍場。中國的古籍拍賣其實還是剛剛開始,而歐美的古籍拍賣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就拿索斯比來說,原來就是一個專業的古舊書店。我記得1998年陪著嘉德總經理王雁南女士去索斯比,對我的介紹是rare book的負責人。接待我們的索斯比總經理一聽,馬上就說,咱倆是同行——索斯比最早也是賣書的書店,藝術品拍賣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才開始的。從這方面的歷史經驗來講,他們遠遠比我們豐富。中國的古籍拍賣在任何一個拍賣公司都是小部門,書畫之類的專案都比古籍拍賣專案要大。索斯比一場拍賣,可能油畫要賣出幾個億,可是你如果去看它的網站,簡介裡面特意提到他們擁有十幾名實力堪比大英圖書館的版本專家。可見他們是把書籍拍賣作為招牌,這是文化定位。書畫、瓷器賣得再多,能與專業大博物館相比嗎?歐美拍賣公司文化形象在哪裡,就是看重書籍。我們現在的書籍拍賣,分類上還比較粗,比如索斯比就有專門拍賣特殊裝幀設計的書籍專場,還有專門拍賣體育書籍的專場。他們的分類特別細化,這背後,靠的是細緻的研究工作作為基礎。我們現在仍然處在書籍拍賣、信札拍賣這種比較粗的分類層面上。

在具體的古籍拍賣規則上,國外的經驗不少也值得借鑑。就拿拍賣標的的保險來說。古籍拍賣的時候,只保書籍,不保書籍外面的函套,好比油畫拍賣,只保油畫本身,而不保外面的油畫框。這是國外的大拍賣行在千百次的拍賣實踐過程當中,總結出來的經驗,需要我們在借鑑的時候好好琢磨,有利於保證拍賣有序、合法地進行。

拍場這些年,讓您收穫最大的,或者印象最深的藏品是什麼,能否請您談談?

拓曉堂:我過手的好東西太多了,可謂眼花繚亂。真正讓我在學術上收穫很多的,我想只有一部書:蜀刻中字群經本《春秋經傳》。這部書耗了我六七年時間,也動用了最高科技水平手段,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檢測,又查考了大量文獻。最後終於得出了定論,填補了文獻空白。這是其他書都無法替代的。人生當中的發現是不可能太多的,有這樣一個發現,讓我已經非常滿意了。

拓曉堂:古籍拍賣那些年

蜀刻中字群經本《春秋經傳》

之前我在孔夫子舊書網座談的時候,就有人問我收不收藏,在“拍賣場這些年,吃過仙丹沒有”。我說沒吃過仙丹,意思是在拍場上我通常不會買東西。但這裡面也有幾個例外。

一個是拍賣之後,不少客人會送我東西做紀念。如胡適書札拍賣之後,我去胡祖望夫人家裡,老太太送了我一個臺灣畫家送給胡適的扇面,上有胡適題字。這算是客人對我的一份心意吧,重要的是有紀念意義。

再一個,就學術方面而言,重要的專場,我會挑一個很小的,但有學術意義的東西去買。王世襄專場,還有憶梅庵專場,我都是這樣做的,也算是一個紀念。一般來說,原則都是人棄我取。還有一次例外,可以說是我個人學術上的賭博。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大英博物館做出了一個關於敦煌經卷的結論,說市場上的敦煌經卷,尤其是帶有李盛鐸凡將閣收藏印的,全是贗品。為此,史樹青先生專門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他當年去過李盛鐸家裡,他藏的敦煌經卷並非贗品,也不曾作假。那個時候,市場上的敦煌經卷受到了極大的質疑,這對市場交易來說是致命的。恰逢此時,我收到了一件東西,就是李盛鐸凡將閣藏品,是一幅唐代的麻布畫,非常精美,定價很低,底價只有兩萬五千塊。拍賣時我在委託席,看到場上中無人應價,真是生氣,於是咬牙以底價買了下來,算是和大英博物館來了一場賭博。後來這件東西我送到了美國亞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測定,時間為公元七世紀。這場關於敦煌藏品真偽的爭論,我將來一定會寫本書來講一講,題目都想好了:石渠公案。如果手頭沒有這件東西,我是沒有底氣的,也缺少一個話題。因此我說,拍賣場裡我沒有吃過仙丹,但下過賭注。這也許才是我二十多年拍賣場上最大的收穫,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