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後期始置樞密使，起上傳下達，溝通內外的作用，這也是樞密使的主要職掌；後在唐中後期宦官專權的背景下，在與皇帝較親密的關係下得以參與朝政，但也並未取得決策權或執行權，更未掌兵機之事，只是皇權的一種延伸並非其職能所賦予。
五代割據戰爭頻繁的情況下，樞密使的職權得以擴張，後梁崇政院參與謀議，後唐樞密院職能已擴張到軍政，初步形成了文武對掌的格局，後晉到後周透過不斷地調整固定了二府制，樞密使成為高軍政機構，而宰相在二府中處於優勢地位。
宋初太祖即位，樞密院依舊，高長官稱“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其職任基本沒有超出軍政的範圍，參與軍國大事的謀議、決策，掌軍令及其軍及行政。
太祖一朝前後期樞密使的職任究其細節而言有幾處發展，一是前期樞密使不再由宰相兼任，實現了宰樞分職，但宰相總理國家大政，對樞密院事務可以
預聞
，到後期逐漸地失去了這種權力；二是樞密使長貳人選選用上的變化，由能力傾向性格；
三是李崇矩後允許樞密使長期獨員。這種種跡象表明前期二府關係，以協作提高行政效率為主，到後期轉變為控制樞密院去制衡中書門下。而太宗時期的樞密院，較之前太祖朝樞密院不斷外朝化的傾向，太宗朝的樞密院，經歷了一個從倒退到重新調整的時期。
反應在樞密使的職能上，是樞密使作為國家軍事機構的高領導人，處理軍政的基本職能不甚明顯，反而突出的是衍生出一項新的偵伺職能，很大程度上是用來防範肘腋之變的。
從太宗時期樞密使的人選任用得以佐證，太宗一朝共有七位樞密院長官，除了即位之初襲用太祖朝的曹彬之外，其餘六人皆是太宗皇帝的親信舊僚。曹彬雖不是太祖的親信舊隨，但曹彬性格的恭謹、謹守本分有目共睹。
但如曹彬一樣靖恭守位也未消除太宗皇帝的猜忌，終未逃過被罷黜的命運，太平興國八年罷樞密使，被罷的原因源於弭德超的誣罷。
而弭德超遂升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一方面顯然是太宗對其誣之曹彬的獎勵，另一方面弭德超亦為太宗居藩時的藩邸親隨。和弭德超的進用相似的則有因吿秦王廷美陰謀，而擢升的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的柴禹錫，還有遷為樞密都承旨的趙鎔和楊守一，甚至柴、趙二人做到了樞密院長官的職位。
帝制時代，帝王重用私人親信、潛邸舊僚本不可避免，但太宗時期樞密使的進用，只一例外其餘皆是親信親隨，再分析進入樞府的契機及表現，進而可以看出太宗對樞密院職能的期望，以及樞府在太宗心中的重新定位，作為皇帝私人機構性質突出，偵伺職能加強。
而樞密使作為北宋最高軍事機構的負責人，實際上是成為了皇帝防範臣下的工具，這是樞密院在任何一朝都不曾有過的職能。那相應的在軍事謀議、決策方面的職能逐漸弱化，太宗初期大的一次軍事行動是北征，是同當時樞密使曹彬一起做出決策的。
太宗平滅北漢後，此時太原之戰消耗數月，糧餉不足，軍士極其疲乏，且宋軍上下仍存有五代軍人戰後討賞的習氣，就在這種情況下，太宗仍執意討伐遼朝。在太宗看來此次伐遼是順勢而為，機不可失，統一北漢的太宗已經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急於收復幽雲十六州建功立業，彰顯自己的功績。
可這場戰爭在未開始時已經註定了失敗，這失敗可以說，完全是由於太宗執意做出的錯誤決策造成的。太平興國四年六月，宋軍自鎮州向北推進，就在軍隊剛開始出發不久，北宋軍隊中將士的不滿情緒已經顯露出來。
而此次戰爭的結果顯而易見，宋軍全線潰敗，太宗乘驢車而逃，更為嚴重的是，在高粱河交戰之際，宋軍發生了兵變，這對太宗的打擊更甚戰爭的失敗，在此次高粱河之戰中未看到樞密院的身影，作為軍政謀議、決策的樞密使顯然也沒有發揮其職能，而是由太宗一人做出的決策。
而第二次雍熙北伐時，太宗似乎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訓，決議時一天召當時的樞密使王顯商議了六次。此時的樞密使王顯，是太宗第二次親自提拔的樞密院長官人選，是太祖藩邸舊隨，看似此次北伐是太宗與樞密使王顯商議的結果，宋太宗一直認為戰爭失敗是曹彬等違揹他的意志，未按他所部署的戰略謀事，擅自行動造成的。
可是在戰後處分曹彬等的詔令中，卻並沒有明確指出曹彬等違命擅動，而是指責將帥的謀略不足。這顯然與太宗對趙普的談話不相符，說明曹彬等人並未違背太宗詔命擅自行動。其實不論是曹彬等將領違命還是謀略疏淺，都是太宗在找藉口推卸戰爭責任，實際上戰爭是由他親自指揮的。
在這次北伐中處處可以看到太宗的意志。在曹彬慘敗後，宋太宗一反常態，急忙下令其它兩路兵馬撤退，遼軍乘勢反擊，名將楊業為王侁所迫，戰敗於陳家谷，被俘絕食而死，雍熙北伐後以宋方徹底敗北而告終。
這足以證明在北伐戰爭中指揮、做決策的還是太宗本人，也可以證明曹彬的慘敗，與宋太宗的指揮失當、錯誤決策有很大關係。
戰後太宗責備曹彬等的違命或謀略不足，悔過此次軍機大事未與中書謀議，卻絲毫未提當時一日召六次的王顯的責任，一方面可以說是王顯作為親隨，太宗對其的偏愛庇護，但這未絲毫的問責已經足以說明，當時謀議及作決策的是太宗本人而不是樞密使王顯，才會在北伐失敗後未問罪於樞使。
縱觀太宗一朝重大軍事決策，前期北征時，太宗與宰樞同議，北伐時期看似是與樞密院獨議，實則作決定的是太宗本人，淳化年間王、李二人起義時則與中書門下獨議，至道年間李繼遷反叛時，再次宰樞同議。
還可看出二府同議中中書可以參與軍機要務，而且意見相當重要，甚至有時樞府的存在感相當弱。太宗一朝的樞密使在執掌軍政職能方面不斷萎縮，相對的偵伺職能突出。
真宗時期頻繁面臨遼和西夏的戰事，加上真宗個人能力、性格等因素，真宗甫一即位就注重發揮樞密院的作用，樞使人選選用避親重資憑才，其職能得到了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