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會沙文主義者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的綱領也是分為兩派：右派完全否認民族自決權，“中派”只是在口頭上偽善地承認而實際上仍然反對民族自決權。

社會沙文主義者否認民族自決權的最基本出發點就是否認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已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類。右派公然無恥地讚美帝國主義對民族殖民地的兼併，吹噓兼併可以促進落後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因此民族自決權已成為夢想。“中派”首領考茨基，照樣玩弄兩面手法：一方面表示不同意右派的觀點，口頭上也主張“要全面地和無條件地重視和堅持民族的獨立”，另一方面又胡說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的作用“非常微小”，因此帝國主義“對殖民政策並無好感”。

他還認為每個民族要求“國家獨立”是“太過分了”，只要實行“民族自治”就夠了。考茨基還特別宣揚“超帝國主義論”，散播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就可以實現各民族和平與平等的幻想。列寧批判了這些為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辯護的論調，並且科學地論證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加強正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現象。

社會沙文主義者還藉口馬克思對1848年捷克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採取否定態度來反對民族殖民地的解放運動。

殊不知19世紀40年代正是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盛行的時代，當時不論從歷史上或從政治上把民族劃分為反動民族和革命民族是完全正確的。

像捷克等民族當時是支援俄國專制制度的“前哨”，所以馬克思反對捷克反動的民族運動而支援波蘭革命的民族運動。但是，到帝國主義時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現在“主要的和典型的是把民族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而在歐洲根本不可能把民族劃分為反動民族和革命民族。”因此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承認和堅持一切被壓迫民族有自決權，否則就是帝國主義的幫兇。社會沙文主義者還有一種最巧妙的把戲：他們有時也煞有介事地鼓吹民族自決權，但是他們只談受到別的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的自決權，而矢口不談受本國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的自決權。

例如，德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高喊英屬印度和俄屬波蘭的自決，而完全迴避了德屬丹麥和喀麥隆的自決。這就徹底暴露了他們道道地地為本國資產階級效犬馬之勞的奴才面目！除右派和“中派”之外，民族問題於1915-1916年在齊美爾瓦爾德左派內部還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有些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例如德國的盧森堡、荷蘭的果特等人，曾經以“左”的革命詞句反對民族自決權。

為了幫助左派改正錯誤，並進一步論證帝國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列寧寫了《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等重要論著。1916年這一次國際上關於民族問題的爭論，可以說是1913年俄國黨內關於民族問題爭論的繼續。1913年，俄國的取消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崩得分子曾經結成聯盟，群起攻擊布林什維克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綱領。

在那一次論戰中，列寧徹底批判了徹頭徹尾改良主義的“民族文化自治”綱領；具體論證了布林什維克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這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障各民族平等和權利，堅持各民族工人的國際主義團結。列寧當時也嚴肅地指出盧森堡那樣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客觀上恰好是“作了大俄羅斯人黑幫民族主義的幫兇！”1916年的爭論之所以說它是1913年爭論的繼續，就因為現在左派還是重複並且加深了過去盧森堡反對民族自決權的觀點，同時，左派同志的錯誤也是照樣被右派所利用。

他們“實際上也是不自覺地支援大國民族的最危險的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由此可見，列寧當時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是相當複雜的：既要同右派和“中派”的社會沙文主義作無情的鬥爭，又要對左派進行“同志般的討論”。這兩條戰線既有區別又有聯絡，批評左派的錯誤也是為了徹底打擊右派和“中派”，以便徹底肅清他們在群眾中的影響。

當時左派反對民族自決權的主要論據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已超出民族國家的範圍，族國家已成為過時的理想，因此民族自決權是不能實現的“玄虛夢想”，盧森堡甚至認為帝國主義時代已經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解放戰爭；爭取民主的鬥爭，包括民族運動，會使無產階級脫離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只看到歐洲而漠視歐洲以外的廣大殖民地，這是第二國際在民族問題上的痼疾，左派也不例外。他們所謂民族問題已經過時的論調，也是隻看到過去的西歐，“而沒有注視到東方、亞洲、非洲，沒有注視民族解放運動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殖民地。”

殊不知帝國主義雖然使被壓迫民族在經濟上不能獨立自主，但是民族經濟的發展終究會使它們動作起來，要求政治自決，爭取民族獨立，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列寧在批評盧森堡的錯誤時指出：不能以民族戰爭可能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為藉口而一般地否認反帝的民族解放運動。他說：在帝國主義時代，“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能的和可以設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進步的、革命的”。

民族運動以及其它爭取民主的鬥爭，不僅不會削弱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而且可能成為促進社會主義革命的導火線。列寧當時就已從反帝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利益出發，認定社會革命只能在無產階級革命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聯合起來的時代中進行”。象左派分子那樣把民主運動（包括民族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對立起來的觀點，實際上是西歐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蒲魯東主義的翻版，也是俄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否認政治問題的舊經濟主義的翻版。

列寧指出：這是“帝國主義經濟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倫不類的諷刺，是對社會主義同民主制的關係的根本無知。”

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分析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殖民地狀況和總結民族解放運動的經驗中，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

他從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已分成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這一基本情況出發，把殖民地問題與民族問題聯絡起來。

他並且把民族殖民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聯絡起來，使民族殖民地由孤立自在的問題變成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總問題的一部分，由帝國主義的後備軍變成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

他擴大了民族自決權的概念，反對把民族自決縮小為只是在帝國主義統治下求得區域性改良的民族自治，認定民族自決權就是承認各被壓迫民族有擺脫帝國主義統治、實現政治分立的權利。於是，列寧的民族自決權的概念，便成為揭露一切帝國主義野心和沙文主義陰謀的武器，成為用國際主義精神對群眾進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列寧打中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要害，並且把民族自決權提高到消滅帝國主義民族壓迫的高度。

列寧還從革命辯證法的全面觀點出發，認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對於民族問題的提法應有所不同。前者應該堅持被壓迫民族有分離的自由，否則就背叛了國際主義；後者“必須特別堅持和實現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無條件的（包括組織上的）團結。”這樣一方堅持“分離自由”，另一方堅持“聯合自由”，就是達到民族融合的坦途。

結語

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列寧還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他說：社會主義者不但應當要求無條件地、無代價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有機會的時候，也應當幫助他們的革命戰爭－－反對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列強”。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理論與他這時所奠定的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理論以及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同是列寧加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