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長安君（ID：changan-j）：今年的高考，一位家境貧寒的姑娘鍾芳蓉，以676分的成績報考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她說自己是受到了敦煌研究專家樊錦詩先生的影響，才決意於這個選擇。

被譽為“敦煌的女兒”的樊錦詩生於北京，長於上海，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1963年她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深居大漠五十多年，她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守護莫高窟。但少有人知，在漫長的艱辛的孤獨的歲月裡，她也曾多次想過離開敦煌……

“我其實想過離開敦煌”

外界都認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說實話，其實我有幾次都想離開敦煌。但是為什麼留下來，這是一個人的命。

20世紀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研究所絕大多數人員都住在土坯平房裡，直到1980年，國家才給撥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樓。當時的整個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搖電話，和外界聯絡非常困難。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有了錢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東西。

在這裡，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蘿蔔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樹上結的榆錢。榆錢摘下來撒上鹽、和上面，在鍋裡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剛分配到敦煌的時候，我時常想念北京大學的食堂，想念學五食堂的飯菜，因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有一次我竟然暈倒在辦公室。

年輕時代的樊錦詩

我剛到莫高窟實習的時候鬧過一個笑話。

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頭，洗完之後發現頭髮還是黏的。兩個多月的實習，一直到離開敦煌我也沒明白，為什麼洗了頭，我的頭髮還是會發黏？後來才知道敦煌的水鹼性很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裡結出的鹼。

到敦煌工作後，我發現敦煌當地人用洗衣粉洗頭。後來我回上海探親時，每次總要帶一些洗髮膏回敦煌，再後來變成帶洗髮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帶什麼洗髮產品，因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換代非常快。

1950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清理窟區的積沙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漸忘記了都市，忘記了一切和城市有關的生活，忘記了我也曾是“南國女兒”。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傾注在工作中。但剛開始我也時常會感到一種失落，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鬱的深淵。

為了抗拒這個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直到現在我也不怎麼照鏡子。我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遠也掃不乾淨的沙塵；習慣了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板；習慣了半夜裡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後我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地繼續睡覺。

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猶豫、沒有動搖過，那是假話。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確實是兩個世界。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感到孤獨。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颳風，窗外颳風屋內下沙。我常常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把我給忘了，北大把我給忘了，老彭也把我給忘了。望著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淚。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畢業分配的最初那段時間，在和家人分別的十九年裡，有好幾次我都想過要離開敦煌。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適應了敦煌的生活。隨著我對敦煌石窟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漸對敦煌產生了割捨不斷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終沒有離開，其中固然有命運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情感上越來越離不開敦煌。而最終讓我安下心來，心無旁騖地守護敦煌，還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我一直說我並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後如果沒有老彭放棄自己的事業來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堅持下來。

1968年，我懷了第一個孩子。就在臨近分娩前的一個多月，我接到通知，讓我去農村參加秋收勞動。

1964年樊錦詩在敦煌

等勞動結束回到研究所沒多久，也許是勞動強度過大，我發現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經驗的女同事諮詢，她告訴我這是見紅了，哪兒都不能去了，必須馬上去醫院。

可當時老彭在武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而我這邊什麼準備也沒有做，連一件嬰兒的衣服都沒有。

我被送去醫院的時候，只帶了一些碎布，準備給孩子當尿布用。我很害怕因為自己下地幹活的原因，影響肚子裡的孩子。如果出了問題，那怎麼面對老彭？我當時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著，就在那裡坐著，眼睜睜地看著病房裡燒得很旺的爐子，那爐子裡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現在想來，那樣的環境怎麼能當產婦的病房，可當時的條件就是這樣。不知什麼原因，我感到自己渾身上下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難受，內心極度煩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

我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在醫院，也忘記了自己將要做母親，只感到渾身難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敦煌醫院的護士長真好，見我不在病房就到處找我。等找到我之後，她見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寬慰我：“你怎麼在這裡散步啊？外面冷。你馬上就要做媽媽了，可千萬不能著涼。”我說：“我難受，想走走。”

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說：“好啊！那我陪著你吧，咱倆回病房聊聊天。”

就這樣，護士長把我攙回了病房。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發現床單溼了，以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實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護士過來按著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孩子出生了。

孩子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怎麼辦？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權當衣服裹著孩子赤裸的身體。孩子那麼小，醫生說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淚直往肚子裡流。

醫生接著問：“你怎麼是一個人？你丈夫呢？”我說：“我丈夫還不知道。”醫生驚訝地看著我：“那趕緊找人給你丈夫打個電報，告訴他你生了個男孩。”

後來，醫院的護士幫助我給武漢發了個加急電報。等老彭挑著擔子到醫院找到我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那時我再也控制不住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大哭。

老彭接到電報後，立即擔了滿滿兩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車。他從武昌車站坐火車出發，到鄭州換乘火車，又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敦煌北面的柳園火車站，在柳園火車站又換坐了長途汽車才到敦煌。當他聽說兒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還光著屁股時，難過得直掉眼淚。

那時敦煌的醫院條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兩張病床，住了兩個病人。老彭沒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後，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間房子裡，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來的擔子是個“百寶囊”，裡面什麼都有，幾經周折，居然雞蛋一個都沒有碎，他真了不起。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老彭怕沒有長輩在旁邊指點，我又完全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所以特地隨身帶了一本《媽媽手冊》。多長時間喝水，多長時間喝奶，孩子哭鬧是什麼原因，手冊裡面都有。後來我就根據這本《媽媽手冊》把孩子帶到了一歲多。

產後，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裡很難過。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離孩子滿月還差十天左右，武漢大學就來電報催老彭回去。我說老彭你走吧，心裡當然非常難過。老彭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帶孩子，就靠那本《媽媽手冊》。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沒有奶水了，就自己動手熬小米湯，燉羊肉湯。我對自己說千萬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憐了，到時候讓老彭怎麼辦呢？

這個孩子挺照顧我，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從生下來就沒有生過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場。但問題很快出現了，我休完產假就要上班，孩子怎麼辦？

我去上班，孩子沒人帶，只有捆在襁褓裡，臨走之前餵飽了讓他睡，中間回來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個月了，還繼續捆在襁褓裡。大家都說絕對不能再這樣了，因為孩子大了他會掙扎，如果不巧繩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險。

從此，我上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吊膽，只要回宿舍遠遠聽到孩子的哭聲，我心裡就踏實一些；如果開門看見他衝著我笑，我就趕緊去親他；如果沒有孩子的聲音，我就會擔心是不是出事了？

敦煌四五月份的氣溫還比較低，屋裡需要生爐子。有一次我臨走的時候把爐子給擋上了，沒想到孩子滾在了爐子下面的煤渣裡，幸虧沒有滾到爐子上。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後怕。所以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送哪兒呢？最後我們商量後決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兒，請老彭姐姐幫我們帶孩子。

1973年10月，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在武漢出生，還只得請老彭姐姐繼續幫著帶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導致了嚴重的哮喘。後來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黴素。可能是遺傳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差一點丟了性命。

1978年，老大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老二也已經五歲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孫子，負擔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後，做了個決定，這次把老二從河北老家接回武漢之後，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調離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時候，已經兩三年沒見到孩子了。

我進了院門，見門裡面有個小孩站著，黑不溜秋、一絲不掛，我以為是鄰居家的小孩，也沒在意。進屋看見大姐，我說：“大姐，我來了。”大姐說：“你來啦，你沒見你兒嗎？”我說：“沒見到啊。”她說：“剛才就在門邊啊。”

過了一會兒，大姐去把他領了進來。我這才反應過來，剛才那個黑不溜秋、一絲不掛的男孩正是我的兒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裡，眼淚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媽，我一聽是一口河北話。

我先把孩子帶到北京，在北京買了火車票，我們母子倆再一同坐上回武漢的火車。我們一家四口終於團圓了。

武漢大學的宿舍，房間非常小，我們四個人就擠在一張床上。我看著他們父子三個，心想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分居問題。

那怎麼才能離開敦煌呢？

有人給我支了個招，說只要半年不到單位上班，就算自動脫崗，自動離職，這樣就可以離開這個單位。我那天想好了，就採用這個脫崗的辦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漢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顧他們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漢生活的這段時間裡，不知為什麼，我經常失眠，晚上睡不著，潛意識中總是牽掛著敦煌。我越是壓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畫就越是縈繞在眼前，揮之不去。儘管嘴上說不再回敦煌，但是心裡沒有放下。我越猶豫，心裡就越想著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們都睡了。我還是睡不著，起來翻書。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又捧起了一本關於敦煌石窟研究的書。

1979年，我帶上了老二曉民，重返敦煌。我在敦煌，一方面應對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儘量帶好孩子。

老二在我身邊有兩三年時間，但我意識到孩子在莫高窟這樣的學校繼續學下去不是長遠之計，無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學。老彭借探親之機，到敦煌就把曉民帶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兒。在上海過了兩年後，我姐姐說孩子不好好上學，經常獨自跑掉，這使姐姐和母親擔驚受怕，要我把孩子領走。

1984年，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從上海接到武漢，從此他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

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上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臣”。

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髮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白頭髮。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係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象就是個熱心誠懇、非常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對我格外照顧，可我對戀愛非常遲鈍。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我去圖書館，發現已經沒有位子了，我就看見老彭在衝我招手，原來他給我留了個位子。這以後經常是他先到，佔了座位就給我留下。

還有一次老彭帶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見愁”，實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計是買不到水，他買了點啤酒回來。我說我從來不喝酒，他說喝一點沒事兒，啤酒也能解渴。誰知道我喝了一點點就暈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動了。

他問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說我從來不喝酒，是你說沒有關係，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兒休息，直到我酒勁兒過去慢慢緩過來。

大學四年級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訴我，說是家裡給我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我根本沒有見過。因為我不願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有意中人了，他出身農村，是我北大同學。我之所以要告訴父母，是不想讓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我們也就是約著去未名湖畔散步，快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一起合影留念。畢業分配後，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那時候我們想，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後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還是能去武漢。北大分別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說：“我等你。”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開的這段時間，我們每個月都會通訊。因為我寫的字比較硬，老彭的同事以為來信的是個男同學，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熱心地給他介紹物件。

樊錦詩與彭金章

1965年秋天，老彭主動來敦煌看我。那是畢業之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常書鴻先生十分重視，特地打著武漢大學要來個教授的旗號借了輛車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那位敦煌的同學是個“飛天”。我的同事也很關心我，說我們倆還沒結婚，就讓老彭住到同事他們家裡，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常書鴻和幾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對老彭都很好。

那些日子，我帶著他看了敦煌的許多洞窟。從考古到藝術，我們倆無話不說，一直說到深夜還覺得有說不完的話。但是關於我們的未來，誰也不敢輕易觸碰。

兩個人相距萬里，難道將來的每一天都要承受這種兩地分離的痛苦嗎？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許許多多的問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種極度的幸福和極度的茫然中，我們兩人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時候，我還帶著他去爬鳴沙山，我們在山上還留了影。

他要回武漢的時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了一句：“我等著你……”我流淚了，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

我就一直怔怔地看著汽車開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後是我的路。雖然他說“我等著你”，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裡並沒有因此而變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麼東西梗在我的喉嚨口。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無法承受，無法給予回報的。

後來我們結婚，再後來有了兩個孩子。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

老彭當時急切希望我儘快調往武漢。兒子也特別希望我調去武漢，因為武大那時蓋了一批教工家屬樓，符合入住條件的老師都搬到家屬樓去了，兒子的小夥伴也都搬了。由於只有老彭一個人的戶口在武大，不符合條件，兒子就特別著急，寫信抱怨此事。

可是這時的我犯了猶豫，既對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漢；又對敦煌產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為敦煌乾點事。不過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

1986年，為了我們倆誰調動的問題，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竟各派出一位幹部找到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劉道玉，後來武漢大學沒辦法，就讓老彭和我自己商量決定。就這樣，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鬆口，我最後肯定只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麼偉大。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出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等到我們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學。我有一句話跟好多人說過，我說我們家的先生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遇上了老彭這樣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運。

到了敦煌後，老彭放棄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業，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石窟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發掘工作。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來想搞清而沒有搞清的問題。老彭很熱愛這個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區，就興奮得停不下來。

如果他的價值因為來到敦煌而得不到實現的話，我一輩子都會感到內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業。北區石窟的考古發掘，被認為是開闢了敦煌學研究新領域。老彭年過五十之後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業，從講臺到田野，一切從零開始。他在敦煌北區考古發掘的收穫，對於老彭和我來說，都是一種安慰，命運對我們還是非常眷顧的。

“我的老彭走了”

老彭這一生不容易。小時候家境貧困，是兄嫂帶大的；娶妻生子，兩地分居，家也不像個家；自己開創的考古專業為了我而中途放棄；還沒等享受天倫之樂，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蘭州檢查確診為直腸癌。記得當時他給我打電話，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情況不好，他說：“我查出來了，直腸裡面有個疙瘩，怎麼辦？”

我就聯絡蘭州的同事陪他繼續檢查，又給北京、上海到處打電話，最後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專家。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術和治療。手術很成功，治療的結果亦很好，沒有復發。

從2008年到最後走的近十年時間，他過得還是很愉快的，有時出去開會，有時出去遊玩。老彭很早就喜歡玩微信，那時候我都還不會。他也願意散步，喂貓，到接待部和年輕人聊聊天。我每年都讓他到上海體檢。

我和孩子們交代，他喜歡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買。他退休之後，我們倆一起到過法國，他自己還去過印度。我工作以來只療養過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貴陽。

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後我不讓他做飯，早上、中午兩頓都是他去食堂打飯，晚上就熬點稀飯，他還承擔了洗碗。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顧我，家務事是他幫我在做。其實他不太會做飯，但只要他做，我就說好吃好吃。他愛包餃子、愛吃餃子，餡兒調得很不錯。他喜歡吃雞蛋羹，卻總是蒸不好，我告訴他要怎麼蒸，怎麼掌握火候才好吃。

我蒸的雞蛋羹他就說好吃，他滿足的樣子像個孩子。他從農村出來，一直很注意節約。以前在武漢大學住的房子後頭種了絲瓜，孩子吃膩了就不吃，他對孩子說：“有絲瓜吃就不錯了。”

臥佛 中唐 第158窟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來得突然，來勢兇險，發展迅速。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後來出現晚上睡覺時，前半夜胃部不適，後半夜腹部不適。我還以為是他消化出了問題，後來吃了點胃藥也不起作用。

我建議他給上海熟悉的專家打電話詢問原因。上海那邊聽他電話裡描述的情況，判斷他可能是膽囊出了問題。我就讓他趕緊去敦煌的醫院檢查。誰知老彭被叫住院了。

我到了醫院，院長給我看了給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長說老彭患的是胰腺癌。年初，春節沒過完，我就送他去上海住院治療。醫生為他做了磁共振檢查，後來又做了一次CT，確診老彭患胰腺癌。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幾乎絕望，渾身無力，實在難以接受，心裡一直在想怎麼辦？怎麼辦？我請求醫院設法救救老彭。

醫生耐心地給我解釋說，胰腺癌一旦發現就是晚期，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美國的喬布斯也是死於這種病。要麼開刀，我們把你當朋友，跟你說實話，他這樣的年齡，如果開刀就是雪上加霜。

我把孩子們叫來一起商量，最後定下的治療方案就是：減少痛苦，延長生命，不搞搶救。老彭他自己不問是什麼病，跟大夫相處得還挺好。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得的是什麼病，醫生也不讓我說，醫生親自告訴老彭，說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著急。

在老彭整整六個月的治療過程裡，我幾乎天天來往於旅館和老彭的病房，也經常與醫生聯絡，商量如何治療。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心裡還是想不通，他怎麼會得這個病？像他這樣好的人不應該這樣不幸，為什麼老天爺偏偏要讓老彭得這個病？我查了一些資料，所有的資料都顯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

老彭很相信醫生，從來不跟我打聽病情，其實少知道點也有好處。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說死並不可怕，每個人都會死，但最好是沒有痛苦地死去。治療過程中的前三到四個月，老彭的情況還比較穩定，心態也比較樂觀，飲食也還不錯。他說治好了，要給大家發紅包。我問他給不給我發紅包呀，他說那我也給你發紅包。他很願意跟人聊聊天，有時候和醫生也能說上好一會兒，我就叫他少說幾句多歇息。

那時候他還會看看電視，聽聽歌，我也不太願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時候我讓他吃一點酸奶，他說不吃，我說就吃一口吧，他又讓我先吃，然後他吃了還說：“甜蜜蜜。”我心裡知道，雖然我們努力幫助他減少痛苦，但畢竟這個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難受基本不可能。

到後來，我攙著他走路的時候都能感覺他渾身在發抖。他說自己又酸又脹又痛，還跟我說想要安樂死。這件事我無能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爭，我能做的就是請大夫想辦法，緩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別堅強，痛到那種程度了，他還堅持要自己上衛生間，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躺下，什麼姿勢對他來說都很難受，但他也沒有叫過一聲。一看見醫生來查房或看他，他還露出笑容，稍微好一點點就又有求生的希望。我心裡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離我們遠去，直到最後看不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想各種辦法，好好護理他，不讓他受更多的罪。

有一天，我輕輕摸摸他的額頭，他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抬起身子，把我摟過來吻了一下。他走的那一天早上，醫院五六點鐘就來了電話，說老彭心率、血壓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醫院趕。我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昏迷了，我就大聲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淚了。聽人說彌留之際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我想他應該是聽到了，那是中午12點。

老彭走後的半年，我瘦了十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後事越簡單越好。我向研究院報告了情況，叫院裡不要發訃告。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們31日就辦了告別儀式。我沒有發言，兩個孩子也不讓我發言，他們就代表家屬發言。我想把老彭帶回敦煌宕泉河邊。兩個兒子說，你帶走了我們看不見，所以骨灰暫時存放在上海，他們清明、立冬，還有一些節日，都會去看看。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樣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點餅乾、雞蛋、燕麥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飯，一個人打一次飯就夠中午、晚上兩頓，晚上有時候也熬點小米粥、煮點掛麵，就像他在的時候一樣。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還在，他沒走。有一次別人給我打電話，問你現在跟誰過啊，我說就我跟老彭，對方一下不說話了。每次出門，我都想著要輕點關門，老彭身體不好，別影響他休息。我把一張他特別喜歡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邊。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宣告：本文轉自中華文學選刊雜誌，口述：樊錦詩，撰文 ：顧春芳，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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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她說，其實我想過離開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