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曆代王朝中，趙宋不僅以文教昌盛、民生富庶著稱，而且也是最具有商業氛圍的一個朝代。這是因為宋代的文臣士大夫雖然有著很多缺點，但是卻從國家實際出發，極為重視財政，朝廷全力介入各種經濟活動，完全沒有其後的明朝那種“不與民爭利”之類迂腐的觀點。所以宋朝的經濟規模不見得比明朝大，但國家的財政收入卻高得多，當然開支也龐大無比。

到了宋室南渡之後，喪失了北方大片疆土的朝廷不得不大力開拓海外市場，吸引各國行商來華，從頻繁的海外貿易中獲得更多的稅收，慢慢讓沿海各大港口聚集了大量的胡商，他們以此時控制海上航路的阿拉伯人為主，在廣州、泉州、明州等地都出現規模極大的阿拉伯人定居的坊市。他們以某些勢力強大的海商世家為首領，興建帶有異域風情的商行、豪宅、禮拜院，遵循自己的風俗習慣、擁有比較嚴密的組織，到了後期甚至設立自己的武裝護衛，儼然成為國中之國，最後在宋元易代之際，成為了摧毀南宋沿海統治的重要力量。

那麼同樣實力不弱的宋朝商人，為何不像他們的阿拉伯同行一樣，大規模遠航到海外諸國定居呢？首先，兩宋時中國傳統船舶製造技術和航海技術已經完全成熟，並不遜色於同時期的阿拉伯海船，但是通往南洋、波斯灣各貿易中心的關鍵補給點，卻大多控制在阿拉伯人之手，而且由於宗教因素，這些地方的民眾和他們的關係相對融洽，這時的阿拉伯人在這些傳統海上商路上的地位與後來的葡萄牙人有些相似。雖然宋朝商船的確有過遠航到他們地盤的記錄，但是規模並不大，而且會受到諸多限制。

其次，宋朝時的中國，特別是海商集中的沿海各地，是此時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區，再加上中國人固有的安土重遷思想，很少有商人願意長期駐留海外，更別說將整個家族移民過去了。宋朝人對阿拉伯諸國的情況瞭解得比前代清楚得多，那裡的宗教、文化、氣候、飲食、日常用度等方方面面對他們都沒有什麼吸引力，偶爾前往也不過是去採購一些國內少有的珍稀貨物而已，純粹是求財，他們在南洋各地都很少長期定居，更別說更遠的地方了。

反而是到了後來的明朝，由於官府完全禁止海外貿易，沿海各地地少人多導致貧困人口大量增長，所以此時才有了闖南洋、謀生路的習慣，完全是出於無奈。南宋朝廷雖然重視海貿，但並沒有憑藉自己的經濟優勢和航海實力前往海外殖民地意識，這其實是非常可惜的。因為宋人雖然素以武力羸弱讓後世嘲笑，但那是對陣當時最強大的胡人騎兵，如果是和南洋甚至阿拉伯各國相比，宋朝的軍力絕對不弱，是有條件向海外拓展的，只不過因為歷代無此先例，朝廷諸公沒有這樣的意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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