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以後,其逐漸被漢文化所影響

依靠草青時間確定的紀年方法,是北方遊牧民們在漫長的生產生活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社會學知識。當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以後,也開始逐漸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的社會結構、生活環境和飲食習慣等等,必然在確定年度的問題上,由草青時間逐漸轉變成五穀豐熟。

但是北魏政權還沒有建立以前,鮮卑烏桓在草原生活期間,就有一些農業生產,這是否包含漢文化的五穀,不僅涉及到鮮卑民族的農業規模和農作物種類,還有他們把草青時間確定紀年以外,是否還有以五穀豐熟作為新年伊始的時間問題。

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以後,其逐漸被漢文化所影響

由於鮮卑民族在漠北草原生活期間,曾經長期受到過匈奴文化的影響。他們除了擁有畜牧業,也有一定規模的農業,甚至還劃分了各自的田地。漢武帝太始二年,匈奴曾經發生過一次自然災害,農作物遭受的破壞程度極為嚴重。《匈奴傳上》記載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由於這年匈奴連降數月大雪,導致農作物無法成熟。

那麼谷稼不熟的谷字,是指漢文化的五穀,還是指一般的農作物呢?顏師古注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稷,匈奴中亦種黍穄。也就是匈奴人主要種植耐寒的黍穄,因此五穀不熟的五穀,只是匈奴對於農作物的泛稱,並非指中原漢人食用的五穀。

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以後,其逐漸被漢文化所影響

林幹先生根據近年的考古發掘,認為烏桓人生活過的遼寧省,西豐縣西岔溝出土的很多農具,上面清晰地鑄有一些漢字,這說明烏桓人的農業耕作技術,受到過漢文化的影響。這時期烏桓有鑄銅和冶鐵技術,但有些農具鑄有漢字,這說明烏桓與漢人有文化交流,甚至漢地的先進農業技術,已經部分程度傳到漠北。

如果輸入農具和農業技術,必然會帶來中原農作物的種子;烏桓鮮卑或許試種過這類農作物,但是由於它們不耐寒且週期長,因此很難取得成功;中原農業技術傳入烏桓以後,應該對他們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或許土地規模會略有增加。

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以後,其逐漸被漢文化所影響

雖然烏桓已經擁有中原的農具、技術和種子,但鑑於漠北草原氣溫低和緯度高等因素,烏桓鮮卑只能繼續栽種,適應於當地氣候土壤的傳統農作物,而無法種植中原的五穀。

這說明漠北草原,因受到地理環境和氣候要素等條件限制,對於農作物自身能否在當地存活,也應該如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的觀點,是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而不可能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社會,出現人為干預並獲得農作物種類的革命成功。因此他們在草原生活期間,既然無法種植漢文化定義下的五穀,也就不會把它的豐收時間作為紀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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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卑人在漠北草原生活期間,即使擁有一定程度的農業生產,但農作物的種類主要為穄和東牆等,經濟形勢主要是畜牧業,這就依然會把草青時間看作紀年方法。當鮮卑人建立北魏政權以後,開始走向定居生活,主食從奶製品逐漸改為五穀,這就必然導致他們的年度概念發生轉變。而且尚書崔宏曾經上奏道武帝,建議敬授民時,行夏之正。這說明北魏建國初期施行的歷法,為夏正建寅。

但是,另一方面,鮮卑人的夏四月祭天,屬於他們的傳統文化,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該禮制才被廢止。因此漢文化的夏正曆法,與鮮卑文化的夏四月歲首,在北魏政權內,應該呈現出兩種曆法並行的文化樣式,這與我國目前同時使用新曆和舊曆,擁有極為相似的歷法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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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漢魏時期的烏桓鮮卑,是否已經能夠科學地分辨四季尚值得懷疑。由於確定四季主要在於劃分冬至和夏,至與春分和秋分,如果依靠觀察節氣物候會經常出現溫度波動,根據天文學計算劃分四節則更為準確。

比如冬至和夏至,是黃道的最低點和最高點,春分和秋分,是黃道與赤道的兩個交匯點。用圭表測定日影的長短也可以分辨四季,但是這些都屬於天文學的基礎知識。如果僅透過識別鳥獸孕乳期,以及布穀鳥的鳴叫聲判斷時令,則很難準確掌握四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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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按照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的分佈特點,北緯度數較高的漠北草原,與黃河流域的物候應該有很大差別。因為中原比烏桓人生活的漠北草原的緯度低,儘管他們都把布穀鳥看作重要物候,但是黃河中下游流域的耕作時間,要比烏桓地區至少早一候至三候。

布穀鳥鳴叫聲,可以作為當地的物候座標,然而每個地區的農業耕作和收穫時間,受到氣候特點、降雨量和土壤環境等客觀條件限制,因此中原漢人與鮮卑人,並不能在相同時間栽種,或收割相同種類的農作物。

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權以後,其逐漸被漢文化所影響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孟子曾經強調: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這說明只要不違背農業耕作時間,一定會有糧食收穫。另一方面,文章中也蘊含著很多農作物種類,都有季節性特點,假如錯過耕種季節,就會給農業生產帶來巨大影響。

所以烏桓人和鮮卑人,透過觀察鳥獸孕乳,也只能掌握物候變化的一般規律,對於二十四節氣和四季變遷的時間,尚難準確把握。比如涂長望先生,按氣候把中國劃分為八大型別,鮮卑人生活的陰山山脈一帶為蒙古類。因此鑑於漠北草原的緯度,高季節溫差大等氣候特點,四季概念並不適合於這個地區,它是中原地區定義下的季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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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馬長壽先生認為烏桓人有農、牧、獵三種經濟活動,而且以農業經濟為主。林幹先生認為此時烏桓尚處在遊牧文化時期,與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生產相比,還有很大距離。

因為地理位置、氣候環境和農作物種類等,對於農業生產都有極大限制。從而根據自然條件制約,無法斷定這時期的烏桓鮮卑,已經擁有大規模的農業生產。他們除了種植一些耐旱的農作物以外,實際上依然以畜牧業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