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圖索驥與一錘定音，困擾千年的選才困局，至今無解

用人是自古以來的第一大事，也是第一難事。

北宋時期的蘇東坡，曾經在《私試策問·人與法並重》一文中提出，在選官過程中如何做到人與法並重的問題。概況而言，就是在選官過程中如何化解、平衡人情干擾與規則束縛二者之間的矛盾。這就是著名的“蘇東坡之問”。

唐朝及以前的選官制度，相對而言是比較隨意的，部門長官或者用人單位頭腦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獨立判斷來選拔人員，也就是說在選官事宜上，部門長官完全可以獨斷專行，“一錘定音”。

在唐朝前期，“一錘定音”法是朝廷選官用人的主流體制。“一錘定音”最大的弊端就是全屏主觀臆斷，一個人能不能用，能做什麼官、做多大的官，全憑長官一句話。到了後來，為了防範個人喜好、家族勢力等對選官的影響，逐漸出臺了一系列的考核評選制度，例如禮部的“糊名易書之法”，也就是在考試過程中密封應試者的姓名，統一謄寫試卷，避免考官藉助筆跡優親厚友或肆行腐敗；吏部也建立了一系列“長守不易”考察、舉薦、罷免的規矩。

特別是吏部的這一套考評制度，包含了出身、任職經歷、考評業績、舉薦人、年齡、資歷等一系列要素，而且每一項要素都要有案可考、有據可查。

上述這套考評制度，完全符合今天許多單位和企業流行的量化考核體系，看起來很科學是不是？但弊端在於，一旦有了程式化的模板，有許多人就會照著考評制度做事，有的人也許實績並不怎麼樣，風評也一般，但完全可以把考評表做得很“漂亮”；而很多善於考試、善於把考核表做得“漂亮”的人，又不見得是可用之才，有些急難險重的任務，有些德才素質要求特別的崗位，常常是“考試”高手所難以應付的。而那些真正有實績、有才幹的人才，反而很難透過這一系列繁複的考評制度脫穎而出，完全近乎“按圖索驥”。

“一錘定音”的確可以讓獨具慧眼、心存公正的官員選拔出真正合用的人才，但又過於隨性，完全依賴部門長官的見識和人品；“按圖索驥”的確做到了有理有據、依法選才，但效率低下，而且結果往往不盡人意。

於是，“蘇東坡之問”就旨在在“人選”與“法選”的矛盾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雖然蘇東坡在這篇文章裡沒有指明他究竟找到了平衡點沒有，但他自信應該可以找到這個平衡點。

關於這個平衡點，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時候，在點評一個歷史事實的時候，以“臣光曰”的口吻，間接地做了回答。

《資治通鑑》中記載，唐德宗即位之後，崔祐甫擔任了宰相。崔祐甫到任之後，立即大刀闊斧變動官員，在不到二百天的時間裡，進行了八百人次的官員調整，朝野震動，質疑崔祐甫“任人唯親”的聲一時四起。在唐德宗為何“多涉親故”的連番質問下，崔祐甫理直氣壯地答覆：“既然陛下任命我擔任宰相，選拔百官，那我自然要認真對待、謹慎負責，因此只能在熟悉的、接觸過的人里加以選擇，否則就很難做到量才而用。”唐德宗於是釋然。

崔祐甫的回答看似能自圓其說，但問題在於，如果選官只能在熟悉的人之中選擇，按照唐朝的用人制度，許許多多的中下級官員都要透過皇帝、宰相、吏部尚書來選拔任用，備選人數眾多，這三個人又如何保證對每一個備選者熟悉呢？

於是司馬光就在關於這段史實的評論裡提出了“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的辦法。司馬光的辦法，用白話文來說，就是改變某個人“一錘定音”的方式，用眾人來推舉，然後透過公正的辦法（法制）來選拔，在這中間不摻雜一絲一毫的私心雜念。

司馬光的這番議論，也許是“蘇東坡之問”最接近標準答案的設想了。但這個設想也是美好而空泛的，具體如何操作，如何落到實處，這恐怕是當時的北宋王朝難以現實化的一個美好願望罷了。

即便是到了現代社會，選人用人依然是各個領域的一大難題。哪怕是那些極力鼓吹西方式民主的國度，民眾資訊來源單一，與候選人又很難有實質性接觸，所謂的“公選”和“民選”依然會被候選人的表演或者單方輸出的資訊所矇蔽，一次次看似聲勢浩大、光彩耀眼的“大選”，也常常會變成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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