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強制性制度變遷往往是由政府出面，採取的由上至下的制度調整，除了存在潛在利潤的誘惑外，很重要的原因往往是外力的推動。這種外力推動，即西方列強的
經濟勢力
全面侵入我國。
在此之前，雖然也曾有過發達的海外貿易，但那畢竟不是商業發展的主流，整體上來講，我國經濟領域相對是封閉和保守的。面對西方
經濟勢力
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我國的商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單靠某個商人或某個行業的商人的力量，都不足以與之對抗。
西方貿易船隻
晚清出現了振興工商實業的重商思潮，清政府在政策上鼓勵和支援商業發展，屬於全國性的組織的商會具備政治色彩
因此，商人間的聯合就成為大勢所趨，而這種聯合不再侷限於同一地域內的商人，或者同一行業內的商人，而是各行各業的工商業者。與此同時，在鴉片戰爭之後的晚清，也出現了振興工商實業的重商思潮。
清政府也意識到，如果不在政策上鼓勵和支援，國內商人和商業的發展，國家的財政收入會受到巨大影響。因此，這種民間的商人求利、求團結的意願，與國家增加國庫收入的目標就趨於一致，這就為強制性制度變遷提供了可能。
在這個時期，我們看到，地域性商幫漸漸瓦解。比如晉商著名的票號，在外國銀行的衝擊之下，固步自封，不思改革，最終一敗塗地。商會與公所相較而言，具有更明確的組織目標、更完善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
晉商
不像公所屬於地區性的行業組織，商會則屬於全國性的組織。商會建立在資產階級力量不斷壯大、西方經濟勢力不斷入侵的大背景下，它不僅承載著商人保護自身利益的作用，更肩負著抵禦外族勢力的使命。它雖然是經濟組織，但成立之初就已經具備了政治色彩。
商會與封建政府形成密切的關係，外國的
經濟勢力
衝擊傳統民族的工商業，公所的發展動力就減弱
商會打破了傳統組織地域性和行業性的障礙，從形式上實現了商人空前的團結。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商會的建立不是商人自治力量的加強，而是政府對商人和商業控制的進一步加強，從它產生的那刻起，就與封建政府形成密切的關係。
晚清公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經濟環境的變化，外國的經濟勢力對傳統民族的工商業，形成巨大的衝擊，商人的利潤空間大大壓縮，生存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商人聯合起來共同抵禦外侮的願望越來越強烈。正是這種外部力量的推動，使得晚清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發生重大的變化。
晚清公所
我們可以假想，如果沒有這種力量的進入，中國的商業和商業組織的發展，將是逐漸演進的過程，而不會突然發生改變。商人只有從原來的地域，和行業聯合走向更大範圍的聯合，於是公所的發展動力就減弱，開始走向衰落，而商會則像新生命一樣快速成長。
我們知道，商會是與會館、公所在很長一段時間並存的，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和經濟的不斷髮展，會館與公所的力量雖然在不斷削弱，但依舊佔有一定的資源，這時就需要對其進行整合，以納入到商會建立之後，所形成的商業組織管理體系中來。
建立工商同業公會事，是商會發展的後時期，政府實行強制性制度變遷，併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於是，建立工商同業公會事，實上已經在制度上消除了會館與公所，但在現實存在的意義上，會館與公所並沒有真正消失。這一階段可以看作是商會發展的後時期，隨著清政府統治的結束，商會發展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它將向何種方向演變都受政治因素的影響。
晚清商人會所
強制性制度變遷，是指制度安排的更替或新制度的建立，是透過政府行政命令或法律而實行的方式，它是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由上至下強制推行的，微觀群體只能接受和服從這種制度上的變遷。
此時，商人群體若能對這種制度變遷加以充分的利用，把外部制度與個人或團體的經濟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以增大收益並規避風險，就會促進個人和集團的發展。
清末從公所到商會的組織型態的轉變，主要受外部力量的推動，包括西方經濟勢力的侵入、經濟和社會環境的鉅變，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廣泛影響。但對於強制性制度變遷而言，政府在其中顯然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包括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
北洋政府
制度變遷分為創新性制度變遷，和移植性制度變遷兩種方式，成功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
根據制度供給的來源，可以將制度變遷分為創新性制度變遷，和移植性制度變遷兩種方式。創新性制度變遷，意味著制度變遷的主體，創立全新的一種制度安排，而移植性制度變遷並不需要創新，只需要將現成的制度引入移植即可。
成功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特點，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任何人、團體或國家都可以拿過來學習模仿和使用。但是，在制度移植過程中，往往不可能完全將制度安排，原封不動地移植過來。這是因為，一項制度安排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依託於特定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土壤之上的，而這些土壤是很難移植的。
晚清士兵
另外，一項制度安排往往與其它制度安排，構成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彼此連線，互相作用，所以如果不是移植整個系統，而只是移植系統的一部分，那麼這項制度安排移植之後，往往不能取得理想的績效。
即使這樣，移植性制度變遷與創新性制度變遷相比，具有成本較低、風險較小的優點。因為自主創立一項制度安排，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物力、財力，而且這種制度安排的績效如何、在實施過程中會存在哪些問題往往一無所知，風險相當高。
移植性制度變遷，相對風險較小，商會的移植是非常成功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優勢在於時間較短
移植性制度變遷，往往移植的是已經被證明，較為成功的制度安排，相對風險較小，而且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移植。清代商會的建立，就是受西方商會的影響，屬於制度移植的情況。剛才提到，事實上完全制度移植無比艱難，因為外來的制度，往往很難適應本土的文化、經濟和社會背景。
晚清政府
但商會的移植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因為它的移植，並不是完全建立在沒有土壤的基礎上，在它之前的會館與公所的發展，已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與推動，終使得移植成為可能並行之有效。不像誘致性制度變遷，需要一個緩慢演進的過程，強制性制度變遷往往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但這種變遷終的績效如何，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檢驗。
當存在潛在利潤，即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成本的情形下，行為主體才會去推動直至終實現制度的變遷。與誘致性制度變遷不同，強制性制度變遷，依靠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得以實現強制性制度變遷。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優勢在於，它能以最短的時間和快的速度推進制度變遷；能以自己的強制力和“暴力潛能”等方面的優勢，降低制度變遷成本。
《晚清產權制度變遷》
總結
綜合來看，從公所到商會的組織演進，是基於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它是順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採取的積極調整。從效率替代論的角度來講，商會是比公所更有效率的組織，但這種替代並不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而是政府強制推行的結果。
強制性制度變遷下的組織演進，固然實現時間較短，但由於制度安排與原有的文化傳統、觀念意識需要較長的時間來融合，所以真正對強制性制度變遷，以及組織演進的評價，要看長期的績效如何。
參考內容來源：《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