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仁貴

第1090期

1976年，文革十年結束了，便即刻對百廢待舉的國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恢復高考制度，這無異於晴空中的一聲驚雷。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文革十年中上大學都是靠推薦。所謂的推薦名義上是要政治掛帥，實際上都是權力尋租、利益交換，投機者大行其道，至於學習成績的優劣則是次要的。大學中的工農兵學員，有的只是小學和初中的文化水平，曾經名震全國的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就是那個時代的怪胎產物。

文革期間能夠被推薦上大學的無非是這樣三類人：一是家庭有背景的，也就是領導幹部及其親屬的子女；二是那些會找關係、善於投機經營的人；三是極少數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人。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即所謂的“黑五類”人的子女要上大學簡直是異想天開。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子女因不具備上述三類人的條件，也只能是望洋興嘆，自甘平庸。

我是在1977年春天的某一天得知恢復高考訊息的，當時的激動之情就象一個飄蕩在茫茫大海之中快被淹沒的人突然看到了一隻救命的小船。我1974年畢業於一所縣級高中，在校的學習成績一直都是拔尖的。更為有利的是1977年的高考規定只有歷屆生才可以參加（還歷史舊賬），這對我來說真是機會難得，於是我開始了積極的迎考備戰。

高中畢業後我被安排在公社農科站工作。農科站是由七名知識青年組成的農業科研機構，白天在實驗基地勞動，和普通農民沒什麼兩樣，夜間還要做收集整理資料、培育菌種、氣象記錄等工作，還經常被政府拉差做其它的事情，所以能用來複習的時間是少之又少，和那些沉下心來專注複習的同類人相比我處於絕對的劣勢，我只能千方百計地擠出時間進行復習了。

那時講複習，無非就是把讀過的高中課本拿出來重新梳理一遍。畢竟畢業三年了，生疏的、忘記的書本知識太多，要重新熟悉和掌握起來，其難度不是一般的大。首先在時間上就難以得到保證，因為離高考只有半年的期限，那時和現在不一樣，沒有各種型別的培訓班，也沒有名目繁多各種複習資料，即便有，我也沒時間和精力去系統複習，只能在當年的課本和現高中的少量資料中去慢慢地找回感覺。考慮到大多數歷屆生狀況比我也好不到哪裡去，憑著我在高中打下的比較紮實的基礎，信心倒沒有受到多大影響。但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使我猶如在嚴寒的冬天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涼透了心。

當年我所在農科站因為在農業科研上小有成就，受到了縣、地區的大力表彰，在省裡也是掛了號的，成了知識青年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金字招牌，所以倍受上級領導的重視。某天早上，公社一名主管知青工作的“五七”幹事匆匆來到農科站召開全站人員會議，會議開始時“五七”幹事說了幾句表揚激勵的話，然後話鋒一轉，不點名地批評了站裡一些人不安心工作、想入非非，嚴重影響了農科站的工作，動搖了知青工作金字招牌的根基。

乖乖，這可了不得，像這種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原則問題，當時真把我和另外幾位準備複習迎考的人嚇得心驚肉跳。“五七”幹事此後的一番話更使我們猶如墜入雲裡霧裡，惶惶不可終日。講話的大意是這樣的：今年是第一年恢復高考制度，但延續了10年的文革期間的招生制度不是說推翻就推翻的，所以今年的大學招生只能是推薦與考試相結合。接著“五七”幹事又幫我們具體分析了一下形勢：我所在的公社緊挨著縣城，縣政府及機關單位有很多領導幹部的子女都下放在這裡，再加上公社和大隊的幹部子女及表現突出的下放知青，論推薦怎麼也輪不到我們這些平民老百姓的頭上。

說實話，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就象一聲驚雷，來的那麼突然，令人不知所措。不要說領導幹部的觀念沒有轉變過來，我們的思想也沒有轉過彎來。所以，聽了“五七”幹事的一番話，我們反而覺得很有道理。當年我們只知道有恢復高考這回事，至於有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招生簡章和實施細則之類的檔案，我到今天也沒弄清楚。如果有的話，我想那“五七”幹事也不會信口開河。要知道那年代領導幹部的話對我們來說就如同聖旨。可以想象，當時在那樣的氛圍影響下，我還有什麼信心去參加高考？所以，在以後的日子裡我複習迎考那根緊繃的弦鬆了，直至考試我也沒有請過一天的假，甚至連高中的課本都沒有看完，就這樣帶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走進了高考考場。

高考後，我在消極地等待著考試的結果。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高考初選入圍了，也通過了政審和體檢，但最後還是以2分之差名落孫山。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這次高考完全是按考試分數錄取的，哪來的推薦與考試相結合？我那後悔呀，真是苦口難言。當時我想，假設我像大多數回鄉知青一樣有著較為自由的時間與空間，假設我沒有輕信那位“五七”幹事的一番高談闊論，那結果又會是怎樣的呢？

我只知道，當年我在同屆的學生當中是個佼佼者，但這次高考，我的很多同學都考上了不同類別的學校，有的甚至考取了名牌大學，而我卻是如此的狼狽。更嚴峻的是1977年只是歷屆生參加高考，無論是考試內容還是錄取條件都是十分簡單寬鬆，但這樣絕佳的機會我卻失去了，永遠地失去了。這一切能怪誰呢？怪只怪自己人話不聽聽鬼話，怪只怪我缺少那一份堅持和執著，這是我一生中的沉痛教訓。

1978年，浩浩蕩蕩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大軍將加入到高考隊伍的行列，這對於我們歷屆生來說可不是什麼好訊息，也只能是背水一戰了。於是我毅然辭去了農科站的工作，轉而到公社的初級中學當起了民辦教師。學校內有一小批准備複習迎考的同行，我們在一起互相學習，互相勉勵，共同奮進。學校的領導對我們也寬待有加，那氛圍和在農科站是天壤之別。

1978年高考的結果是我被錄取到安師大滁州分院，雖然不是什麼名牌大學，但對我來說猶如進了神聖的殿堂。於是我便踏入了上學、工作、直至退休這一平凡而又能體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旅途。

我永遠忘不了1977年的那一聲驚雷，正是這一聲驚雷後的疾風暴雨盪滌著世間的一切汙泥濁水，中華民族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

（本文選自宣城市政協編《我的高考記憶》一書）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