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倘若總結一下微博上什麼商品銷售最火、什麼商品被各路大V們集體推薦得最多，一馬當先的，當屬不同品牌的電動牙刷和洗牙器。作為一位曾經的健康媒體記者，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對牙齒健康的維護與關注，與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息息相關，認真刷牙、定期洗牙、從小護牙完全可以視為發達國家的標誌。而且一般來說，“牙好，胃口就好，身體倍兒棒，吃嘛嘛香”確實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在愛牙上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國民普遍都比較長壽。所以，2019年的這股普及新型牙具和潔牙理念的風尚，不應僅僅視為商業運作，更應看成我國醫療衛生領域不斷進步和國民保健意識不斷提高的象徵。
最近一段時間，筆者在翻閱多部清末民初的筆記時，都發現了跟治療牙病相關的段落，摘引出來，恰恰可以描繪出一幅“牙科亂象圖”，讀來有趣，又引人深思。
一、寧可滿口齒落，不可西醫入國
現代人提起中醫，臧否不一。客觀地說，我們的老祖宗是很對得起子孫的，尤其在醫學上，曾經絕對領先於世界。就說牙科吧，在扁鵲、張仲景、李時珍等名醫所著的醫書中，都有大量跟牙齒保健相關的記述，比如張仲景的《金匱要略》有“小兒疳蟲蝕齒方”，葛洪在《抱朴子》裡提出叩齒保健法，宋代筆記《玉壺清話》載治齒藥歌一首曰：“豬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槐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燬，研末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須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南宋名醫嚴用和的《嚴氏濟生方》記載當時的人“每日清晨以牙刷刷牙，皂角濃汁楷牙旬日數更，無一切齒疾”，還出現了專門生產和經營牙刷、牙膏的“刷牙鋪”、“牙粉行”等等……這些足以說明，中醫不僅很早對防治牙病有了正確的知識、經驗和方法，而且在民間具有相當高的普及率。
《嚴氏濟生方》
但是，隨著西方醫學的不斷髮展，尤其是法國醫生皮埃爾·福歇爾於1728年出版《外科牙醫》之後，牙科在歐洲各國獲得飛速進步，特別是各種手術的推廣，極大地緩解和治癒了牙病患者的痛苦。與此同時，中醫在牙病治療上進展有限，清末的筆記中提及牙病，多半還是用偏方施治。比如《浪跡叢談》中談到治療牙痛，“最靈”的處方是冰黃散：“用牙硝三錢，硼砂三錢，明雄黃二錢，冰片一分五釐，麝香五釐，合共為末，每用少許擦牙，有神效。”而治療牙齒出血和固齒健齦則是：“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各一兩，去黑皮並子，入藏瓶，用黃泥封固，以炭火五、六個煅，令炭盡，入白殭蠶一分，甘草二錢，合為細末，早晚用揩齒牙。”還有漱口水：“用細辛、芫花、川椒、小麥各五錢煎湯漱口者，亦效，但不可嚥下，或用好燒酒漱口，亦可。”總的來看，多為內服和外敷。當然還有些玄而又玄的言辭，比如《兩般秋雨庵隨筆》寫：“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軍。”又是傳統文化中“醫儒不分家”的產物。
有趣的是，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不斷引進，西醫牙科診所逐漸在各地有所開設，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這反而引起了一些保守派的攻擊。在光緒年間任吏部主事、蘇州知府的何剛德在筆記《客座偶談》中引用鄭稚莘言曰：“齒與胃相表裡，齒之咀嚼力有若干度，胃之消化量亦有若干度；若齒之力強，而胃之量弱，未有不受病者。今之補牙，是助齒之力，而不能助胃之量，害事孰甚。況補牙種種不便，流弊尤不可勝言乎。”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牙齒和胃互為表裡，人老了，牙齒壞了，同時胃力也下降了，正好可以少食慢食，這時如果補牙，等於是扶持了齒力，而胃力不能增進，導致食量增加而腸胃不能消化，反而致病。聽起來似乎有理，其實是一段謬論。首先從保健醫學的角度講，任何年齡都應該適量飲食、細嚼慢嚥，其次年齡大了腸胃的蠕動和消化能力確實不如年輕時，但這種情況下，如果要補充營養，就更需要堅固的牙齒，不僅能夠正常攝入主食、菜蔬和肉蛋，同時可以食用相對堅硬的乾果等等，以達到膳食平衡。
《春明夢錄·客座偶談》
何剛德很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守舊派，寧可滿口齒落，不可西醫入國。他自己年老時一共掉了七顆牙，“凡落齒時，雖不甚痛苦，終覺累贅，有人屢勸補牙，餘終深信稚莘之說為不可破也”，表現得相當頑固。而他護齒潔牙，靠的是“防風”：“齒病只有風、火、蟲三種，而風尤甚。醫家重治火、蟲，而略於風。此方用薄荷八錢治風，為獨得之秘。”以及衛輝知府華輝贈他的擦藥偏方：“生熟石膏四兩，青鹽二兩，骨碎補六錢，薄荷八錢，四味而已。”
二、牙齒美白秘方，竟是稀釋鹽酸
科學不昌，必然導致詐騙橫行。就在西醫牙科緩慢地，克服重重障礙地進入中國之時，另外一種牙科治療方式在民間流行起來，俗稱“挑柴吊漢兒”的，其實就是江湖醫生施行的騙局。
清末民初，拔牙鑲牙治牙病跟治療陽痿早洩、點痦子、治腳氣歸入一類，都屬於不關乎人命的，所以很多地方的衛生局不設考核，無照亦可營業。連闊如在《江湖叢談》一書中記載，當時北京的這些“牙醫”們都散落在各個市場裡，支著藥攤兒，上面掛一“XX牙疼藥，立時止疼，不靈退洋（指洋錢）”的幌子。有些個患牙疼的人，找他當面去治。這些“醫生”單有一種密不外傳的藥物，抹在患牙上立刻就不疼了，可是藥勁兒過了照樣疼。患者再找他，他就有話說了：“這個病要想去根兒，必須把牙洞裡面的蟲子給拔出來，才能永遠不犯。”病人疼的齜牙咧嘴，當然渴望徹底治好，多花幾個錢也認了。然後神奇的一幕發生了：“他用根細篾兒另抹上點兒藥，待不了一袋煙的工夫，再用骨頭針兒，從牙上往外撥吧，像線頭兒似的小蟲子，全都撥出嘴來，還都是活的。”病就算治好了。
《江湖叢談》
稍有現代醫學知識的人都知道，造成牙疼的原因，多是牙齦炎、牙周炎、齲齒或折裂牙而導致牙髓感染所引起的，哪裡有什麼真的蟲子？！可是在那愚昧的時代，一見到活生生的肉蟲，患者的病就算好了一半，喜滋滋地交錢走人。可是還沒走到家，牙又疼得挖心鑽髓的，再去市場裡找那個醫生，可就再也找不到了……原來，“醫生”的治病其實是變了個魔術，“做這樣生意，必須事先將菜蟲子粘在細篾底下，往牙上一繃，菜蟲兒便掉在牙上，愣一會兒再取出來。小小的戲法兒，便能饋下杵來（要下錢來）。”據連闊如回憶，這種生意曾經很是發達，後來隨著知識日見開化，才漸漸沒人再上當了。
不過，騙子們總是能花樣翻新的，既然支攤兒蒙不了事，那就增加“權威感”，租門臉，掛上專治牙病的招牌。這種門臉往往油漆彩畫，頗為唬人，其實都是金玉在外，敗絮其中，幾樣簡單的醫療器械，無一不是鏽跡斑斑，骯髒不堪，然而患者還是源源而來。那時的人們平常不注意口腔衛生，久而久之，牙齒受損，疼痛難忍，江湖醫生們唯一的方法就是拔而鑲之，所鑲之牙也自然不是什麼好材料，沒有多久就鑲而復拔，拔而復鑲……最終落得滿口假牙，所以那時的這些所謂“牙科診所”，其實都是“鑲牙診所”。
還有一種頗受歡迎的生意，就是治療牙齒黑黃的。“醫生”將一種淡黃色的液體抹在患者牙齒的表面，黑褐色或黃色的汙垢立即脫落，露出一嘴潔白如玉的牙齒，這種“奇妙的美容術”曾經讓很多患者驚歎不已，但用不了多久，牙齒就會壞掉。原來，那種淡黃色的液體只是經過稀釋的鹽酸，其腐蝕性極大，所以在除掉牙垢和牙菌斑的同時，也破壞了牙齒表面的釉質。
騙子們的生意一帆風順，正經牙醫卻反而有生命危險。清代王無生所著筆記《述庵秘錄》中記過一事：有一天，城裡的一位有名的牙醫，家中突然來了個客人，客人“以脫齒一枚令其鑲配”。牙醫說鑲牙必須見到患者本人才行啊，那客人才承認自己乃是宮中的太監，帶著牙醫進了皇宮，“至宮中一極遠極深之處，見一人服青布袍，獨坐座上，面色慘黑，痛苦之狀，目不忍見。口齒上津津血液溢露”。牙醫為他鑲好了牙。第二天那位太監再次來訪，說昨天鑲牙效果很好，那位患者特地讓他贈給牙醫一個荷包及四兩銀子表示感謝。又過了一天，有個陌生人倉皇走進牙醫的家，痛哭道：我是那位導引你進宮的太監的兄弟，如今他已被太后撲殺，“屍駭擲露，無錢買棺”。牙醫大驚，仔細一打聽才知道，那位穿著青布袍的患者乃是光緒皇帝，牙齒是被西太后指使人打脫的，而慈禧又恨那位太監找人為光緒鑲牙，故撲殺之。
三、正規牙醫收入，輕鬆可破百萬
隨著時間推移，西醫牙科診所逐漸普及，而在牙醫的人才培訓方面也日見成就，特別是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尤顯突出。
1926年的《新上海》雜誌上的一篇文章，說明了上海牙科興起的盛況。上海當時已經有了專門的牙科學校，一所叫做中國第一醫科學校，位於漢口路九號，由俄國人設立，有七八個學生，既教學，也對外治療各種牙病；還有一所叫做萬國牙科學社，位於南京路，由一位名叫陳思明的人設立，除了教學和治病外，還兼售各種醫科材料，據說全國各地牙醫室內所掛的一張齒部解剖圖，就是由他印刷發行的，每張五角錢，在當時不算便宜，但銷量很不錯。當時的上海，牙科診所多設於南京路，很多歐洲牙醫就在那裡營業，江西路上還出現了赫德、裴盤等品牌診所；其次是虹口，那裡是日本的牙科醫生匯聚地；中國的牙科醫生中，最著名的有江西路的徐紫峰、南京路的徐峻民、霞飛路的司徒博、三馬路的鄭灼臣。專門為女性患者診治的女牙醫也有幾位，多是歐洲人，當時的一大新聞是，有位名叫宋佩珍的中國女牙醫，在儉德會附近開設了一家獨立診所，“這是中國破天荒的第一個女牙醫”，引起了社會上很大的反響。
這篇文章可謂對1926年上海牙醫情況的摸底。在隨後的時間裡，中國牙醫培訓和診療又取得不斷的發展。據1934到1936年間的統計，全國公立大學醫學院、獨立醫學院及醫藥牙醫專科學校共計33所，上海佔了8所，而醫師的主治科別分類，又以普通外科和內科最多，第三就是牙科。與此同時，隨著當時的國民政府對學生體檢工作的推進，牙齒衛生也被納入體檢的專案之一。在1933年北平市社會局衛生教育委員會制訂的晨間體檢章程的第六條中，就有“該生放下兩手，張口並露出牙齒，教員注意該生口腔內是否清潔，有無牙疾”的字樣。
到1947年，據上海醫師公會的調查，牙科醫師中領有正式醫師執照者117人，而領有臨時執照者147人，這也必然會吸引患者接受更加科學、規範的牙科保健與治療。同時，牙醫的收入也水漲船高。正規的牙醫在四十年代末收入二三百萬算是保守的。有上海檔案館的資料為證：“牙醫吳綬章，300餘萬元；西醫司徒博，辦理一牙醫院，規模相當可觀，有醫師二三人，護士數名；包宜蘊，收入200萬元，家有一妻三子一女一護士一車伕；牙醫科瓦伊康，700萬元收入；汪公復，資產3000萬元，月收入400萬元。”由此可見，當時的優秀牙醫在生活水平上已經進入中上游。
不過，牙醫作為一種“高收入行業”是世界性的。有些“不懂行情”的患者，還鬧出笑話來。《汪穰卿筆記》中記一事，有個姓歐陽的人到英國旅行，住在旅館裡，有一天牙齒掉落，他非要拿腔作勢，使人召牙醫來鑲牙，“造型配質，往返凡三四”。鑲牙之後結賬時，賬單上寫著一百五十英鎊。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把歐陽嚇呆了，問其他在英華人：“豈英倫配牙至一百五十鎊歟？！”人家說誰讓你不自己去牙科診所，反而把醫生召到旅館診治的。歐陽實在沒辦法，到那位牙醫的診所理論，牙醫說：鑲牙雖貴，但明碼標價。倘若你一開始就來我的診所，那麼就按照定價收費即可，但你是把我叫到旅館診治的，就涉及到路上花費的時間，而在那段時間裡我給其他來診所的患者施治也可以有收入，所以必須收你的鐘點費。兩個人辯論再三，乃以一百二十鎊作罷。
《汪穰卿筆記》
迄今，牙科醫生都屬於待遇頗高的職業，不過想成為一位合格的牙醫，所要接受的教育和職業訓練也相當艱苦和漫長，高技術高收入本是天經地義之事，從另一個角度也提示我們：每天認真刷牙，做好牙齒保健，別等到躺在牙科診室裡，一邊體驗難言之痛，一邊付出高額的診療費用，再肉疼並心疼。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