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康有為，不顧當時自己微不足道的廕監生的身份，向光緒皇帝上了一道六千餘字的奏摺，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議。然而，他的奏摺並沒有能夠送達到光緒皇帝手中。他悶悶不樂回到京郊的“汗漫舫”。

康有為

這段故事是眾人所熟知的，之所以要舊話重提，是想到了一個問題：如果他的變法奏摺送達到了光緒皇帝手中，如果從此他的改革理想得以實現，宏圖大展，那麼，不但近代史要重寫，書法史可能也要重寫。因為，如果他在政治上非常得意，他就未必會把大量精力放到書法的研究上。

康有為書法

困守“汗漫舫”的康有為實在太寂寞了，而他是不甘寂寞的。於是，他遍搜京城碑帖，凡四千餘紙，潛心研究，終於恍然大悟，發現一條重要規律：“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

他畢竟既是政治家，又是書法家，他從社會必須變革中，看到了書法也必須變革，或者從書法必須變革中，進一步看到了社會必須變革的大趨勢。於是，他寫作《廣藝舟雙楫》，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碑學理論，從而翻開了書法史上“尊碑”的重要一頁。

康有為書法

康有為所處的時代，書法帖學已從宋代開始盛行千餘年，期間出現書法大家無數。但帖學的弊端也包漏了出來。造成帖學走向末路的原因，從表面看是由於法帖屢經摹刻，導致變形失真；從深層次來看，則是帖學已經發展到極致，再難有所突破。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書風，而一代書風的形成，必須有領袖群倫者出現，或者已居高位者振臂一呼，或者在野人士揭竿而起，總之，必須變革，方有出路。

康有為書法

清朝乾嘉以後，考據金石之學興盛，出土的文物越來越多，也為碑學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所以在康有為的“尊碑”理念提出後，在社會上產生極大的影響力，進而掀起近代書法史上的一場變革。

歷史就是這樣有趣，他倡導的維新變法失敗了，他倡導的碑學革命卻勝利了。這是上帝給康有為的補償，也是給中國文明史的補償。

康有為書法

康有為貶帖尊卑的旗幟是明確的，他自己的創作也是如此執行的。康有為的書法以北碑為根本，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再加上長鋒羊毫的書寫特性，形成了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尤其是他晚年的書法，個人風格愈加成熟，被稱為“康體”。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書協曾組織專家做過一次“20世紀十大書法家”評選的活動。在所有被提名的書法家中，康有為位列第一。這不僅僅是對康有為在書法創作上取得成績的褒揚，也有康有為在清末書法變革中起到的引領作用的肯定。

康有為書法

康有為以崇碑貶帖，把“北碑南帖”之說推向極致而著稱，然而，他去世之後，人們在整理其遺物時，發現了他寫的一封致某君的信，其中談到：

前作《書鏡》（即《廣藝舟雙楫》）有所為而發，今若使我再續《書鏡》，又當尊帖矣。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我相信康有為這一念頭，絕非一時心血來潮，憑空而起，而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雖然他來不及寫出《續書鏡》，我們無從知道他如何推翻或者修正原先的觀點，如何尊帖，但至少這是一個訊號，表明他晚年也已經意識到原先觀點是偏激和片面的。

康有為書法

歷史不可以假設，但是，我們還是要假設一下，如果康有為再多活幾年，興之所至，真的再來一個“尊帖”的話？書法史又將何如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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