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公元前770年）再到周郝王病死，秦奪九鼎，東周覆滅（公元前256年），期間歷時515年，這一時期，正處於我國第一個大亂世——-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諸侯征戰不休，周天子大權旁落，其軍事實力衰弱，經濟實力不俗，堪比小兒抱金於市，然而諸侯雖覬覦不已，卻不曾真正打過主意，東周危而不亡，原因何故？
一、洛陽緣何成為商業貿易中心
早在西周時期，洛陽就以經商聞名天下，而洛陽之所以能在東周時成為天下聞名的商業貿易中心，與洛陽城得天獨厚的優勢有關。
1、洛陽特殊地理位置
平王東遷的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陽城，而它之所以能成為平王東遷的都城，與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從當時的地圖來看，洛陽位於全國居中的地理位置，加上西周時期周王把國家的象徵——-九鼎移至洛陽，洛陽城得到開發，逐漸成為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是西周的陪都，有著便利的交通，俗話說要致富先修路。
從東漢時期傅毅的《洛都賦》中我們可以得知：“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嚴阻，扶二崤之崇山。”正是便於發展水路交通的地區。而洛陽居中的地理位置，更有利於各諸侯國商品的匯入，使其成為當時各國交通和商業貿易的重要樞紐。
其次，洛陽城的地理位置巧妙，有天然的屏障護衛，故東漢傅毅稱：“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巖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綴於後，三塗太室結於前。鎮以嵩高喬嶽，峻極於天。”
加上當時實力強大的諸侯國環繞四周，既相互牽制以防滅國，同時也成為其屏障之一，“其時西有擄據桃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屏東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輯轅伊閉，披山帶河。”
據此來看，平王東遷洛陽時經過了深思熟慮的，這樣易守難攻的位置，使得以洛陽為都城的東周王室可以偏安一隅，而洛陽天然居中的地理環境和便利的水陸交通，對它發展商業有著天然的優勢。
2、洛陽經商曆史悠久
從洛陽這座城市的發展史來看，古代洛陽人經商天賦彷彿與生俱來，早在東周之前，洛陽人經商已經成為一個傳統。遠在夏朝時期，夏人就曾在此立都，從此洛陽就已經成為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而周朝開國之初， 為了鎮守東方，周文王建立了洛陽安置殷商遺民，。而殷商之民具有高超的經商天賦，就如同擅長經商的猶太人一般，殷商滅國之後，更以此為業，使得洛陽逐漸成為天下聞名的經濟中心，為周王室東遷建立洛陽商業貿易中心打下良好的基礎，平王東遷之後，洛陽人更是以商業為本業，經商之風逐漸盛行，《史記·蘇秦列傳》中言道：“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
而東周時期已經有青銅器文化逐漸轉為鐵器文化，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洛陽的生產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商人階層逐漸擴大，與各個諸侯國之間的商貿往來也越來越頻繁。《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可見洛陽商業規模之大。
而洛陽悠久的經商曆史也催生出了優秀的洛陽商人，周人白圭就是其中之典範。他所總結的“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商理論至今還在被人所沿用。
3、洛陽局勢相對穩定
東周時期，諸侯國之間彼此征戰不休，但是卻少有波及到洛陽的，這與周王室特殊的政治地位有關。西周時期確立的宗法制，雖然有很大的隱患，但是在多年的傳承下來，諸侯國對於周王室的宗主大家長的地位是認可的。
而西周時期分封的兄弟舅甥之國，他們對東周王室尚存幾分崇敬之意，有他們拱衛在洛陽城四周，彼此之間實力相當，可互為掣肘，諸侯國之間雖常有徵戰，但是對於洛陽卻是不敢輕舉妄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洛陽城的政治穩定，從而促進了洛陽的經濟發展，使得洛陽可以成為政治中立的商業貿易中心，同時商貿中心的確立又維護了洛陽的的穩定局勢，二者相互促進，協調發展。
中原地區及周邊諸國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到號令其他諸侯的程度，就不足以對周王室造成威脅，諸侯國之間保持了動態而穩定的平衡。在這種局勢之下，周天子仍是名義上的天下之主，宗法制和禮法制影響尚存，諸侯國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攻打東周王室，成為眾矢之的，而周王室的巧妙周旋，使它在遭遇多次滅國危機時儲存了下來。
二、東周為何危而不亡
東周之時， 周天子雖然仍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然而王室式微，卻能在此危局之中苟延殘喘五百餘年，尚能儲存名義上的分封權，在多次的滅國之危中艱難生存。究其原因，我們之前只簡單歸結於周王室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諸侯國之間的彼此牽制有關。從目前的考古發現和史料記載來看，當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1、從金屬鑄幣流通看洛陽的商貿地位
現今的中國考古界普遍認為，中國最早的貨幣是商朝時期的貝幣，而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僅存史料分析，認為我國較早具備現代貨幣基本職能的是東周的空首布，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金屬鑄幣。東周金屬鑄幣的出現，說明洛陽的商品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定水平，而當時的鑄造業也相當發達了。
我們都知道，金屬鑄幣的出現是衡量一個國家商品經濟是否發達的標誌，從目前出土的記錄來看，洛陽及其附近地區是我國中原地區出土東周金屬鑄幣——空首布最為豐富的地區。早在新中國建國前夕，孟津縣後海資村曾出土了一批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其後由洛陽東郊馬坡村群眾捐交有72枚。
1970年12月，伊川縣富留店村西臺地出土的春秋時期的一個陶罐中，發現了大型平肩空首布604枚，斜肩空首布149 枚，共計753 枚。無獨有偶，據調查，新中國成立前在這甕貨幣出土地點西邊約80米的地方，也曾出土一甕同樣的空首布。這些空首布出土位置都位於洛陽城的交通要道上，也從側面印證了洛陽已經成為當時的商業貿易中心。
而《國語·周語下》也印證了考古發現的這一猜測，書中明確記載了春秋時期周景王“鑄大錢”之事，詳細的介紹了當時金屬鑄幣（空首布）在洛陽一帶的鑄造和流通情形。據記載：“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據考證，學術界認為周景王於公元前524年所鑄之大錢即為今天洛陽城周邊出土的空首布。
透過其出土的範圍和出土的金屬鑄幣的數量來看，當時的洛陽確實已經具備了鑄造貨幣的經濟實力，由此可以推導，洛陽城在東周時期已經是當時有名的經濟貿易中心。
2、從金屬鑄幣看周天子的政治地位
孔子說過：“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可見當時周天子的宗法制上的大家長地位已經受到極大的衰減，而諸侯擅自征戰也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東周時期，雖然周天子大權旁落，但是從周王還能行使如“賜命”之類的一些形式上的權力、 霸主的地位必須得到周王室的承認、霸主號令諸侯常需藉助王室的名義等方面，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平王東遷後其地位雖衰，但周天子仍是宗法上的大宗主，在名義上“天下共主”的地位依舊不可取代。
這一點，從楚莊王問鼎失敗可以看出當時周天子的政治地位還是相當穩固，《史記》記載：（楚莊王）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此後，楚莊王自知時機尚未成熟，從周國的郊區撤兵了，可知當時東周王室雖勢弱卻尚未到滅國之時。
而司馬遷的《史記》則記載：“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從這個記載來看，此時的周王還享有分封權，除此之外，東周王室還有分封劉國的記載，可見周王的政治權力尚存，周天子政治地位尚還穩固。
正是因為周王還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所以他鑄造金屬貨幣是名正言順的，即使諸侯反對，《國語·周語下》中就記載了單穆公反對周景王制造大錢（空首布）的理由：“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然而東周的金屬鑄幣還是被製造出來，併成為當時流通較廣的貨幣，間接說明了周王的政治地位還是穩固的，且正如上文所說的，東周空首布的出現也印證了洛陽的商貿中心地位。
三、小結
綜上所述，東周王室危而不亡，當時各大諸侯國尚未出現一家獨大的局面，各國諸侯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名義上承認了東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
正因如此，加上洛陽城這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意義，便利了各國商賈往來洛陽，使周王室所在的洛陽成為了當時的自由貿易港，突破了當時諸侯國的封鎖，東周王室才得以將洛陽經營成政治中立的商貿中心，促進了洛陽商業的繁榮發展，是洛陽成為我國最早出現金屬鑄幣和使用金屬鑄幣的地區，最終推動洛陽成為古代的商貿中心。
洛陽城市經濟職能的進一步擴大、政治職能逐漸降低，成為了東周王室不被覆滅的保證，這才是東周王室危而不亡的根本原因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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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彩雲。春秋時期周王室的生存處境及其應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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