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的劇情，實際上是一個初心與使命的故事。
劇中各色人等，俱有初心。
林相的初心是天下萬事，僅由法制。
聖人的初心是萬壽無疆，盛世久長。
太子的初心是順利接班，推行新政。
李必的初心是當上宰相，匡扶社稷。
張小敬的初心是護百姓平安，“看到大傢伙都樂樂呵呵的，就知道自己沒白忙活。”
只是很多人的初心只是嘴上念念不忘，
心裡卻早已蒙塵，不見回聲，汙濁不堪。
正是對初心的背離，對使命的失守，
導致大唐國運在天寶年間無法挽回的斷崖式下跌。
而初心大壩的第一處管湧，
便是唐律被玩弄於股掌之中。
被肆意踐踏的唐律
中華法系源遠流長，而唐代為其鼎盛輝煌時期。
唐朝以“律令格式”為基本骨架，建立了完整的法治體系。
《長安十二時辰》對此多有展現。
靖安司證物室牆上有“驗諸證信，必反覆參驗，審察辭理；而立案同判，違者杖六十”字樣。
這段文字出自《唐律疏議》卷二十九《斷獄律》，但前後顛倒、錯訛脫漏甚多。
原文為：“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
這是唐律關於審訊制度的重要條文。
要求司法部門審訊犯人時，先根據犯罪事實審察供詞，並與其他證據反覆比對驗證。
如還無法作出準確判斷，才能用刑拷問。
拷訊的經過必須完整記錄在案。
司法官員如不遵守這套程式，直接對犯人大刑伺候，嚴刑逼供，就要吃六十下大板子。
除此之外，唐律還規定，用刑不能超過三次，每次間隔必須在二十天以上，犯人如果頂住三次用刑還不認罪，則可取保釋放。
司法官員用刑致人死者，要判處徒刑三年。
唐律強調透過“反覆參驗”的方法，綜合利用各種證據確定犯罪事實，用法律將刑訊限制在一定範圍內，要求依法刑訊，體現了中華法系的人性光芒。
劇中丁老三問張小敬：“你辦完差，朝廷給你什麼好處啊？”
張小敬答：“回死牢，等斬刑復奏。要是運氣好的話，還能再看一眼柳葉子。”
言語間，無限淒涼。
這一細節，又牽涉到唐代的死刑復奏制度。
已經被判處死刑的人犯，在行刑之前要再次奏請皇帝核准，方可處死。
即使是皇帝下令斬立決，執法部門也必須反覆上奏請示三至五次，得到最終核准後才能執行。
復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須隔天進行。
五復奏，行刑前一天覆奏兩次，當天復奏三次。
三複奏，行刑前一天覆奏一次，當天復奏兩次。
如不等皇帝核准就處決人犯，執法官員要流放兩千裡。
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決，也要等到詔書到達三天後才能執行。
執法官員如敢提前行刑，判處徒刑一年。
復奏期間，案情如有變化，還可以及時糾正。
這就給了皇帝足夠的空間嚴格按照律文定罪，有足夠的時間思考是否必須殺人，以免錯殺。
唐律如此完善進步，和林相分不開。
正如上篇文章所言，在玄宗時期唐律的修訂完善上，林相的貢獻頗大。
他對當時的律令格式進行了全面清理，一手製定出具有行政法典性質的《唐六典》。
劇中的林相，時不時將嚴守唐律掛在嘴邊。
談到聖人讓他代政時，林相說：“凡事，僅由法制。只要法理正確，千秋萬代將銘記我大唐在天保年間是如何的繁盛無雙。”
刑部尚書為羅織李必等人罪名，建議在供狀上做文章時，林相反對說：“唐律是我修的，我得守。”
儼然以“依法治唐”為己任，似乎要做依法理政的表率。
但林相及其黨羽對唐律的堅守，更多的是以法律的名義打擊政治對手，爭奪對朝政的主導權。
為奪靖安司之權，林相讓吉溫、元載直接搬出了《唐六典》。
劇中元載在靖安司諸人面前，字正腔圓地讀道：“《唐六典》卷十三，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右巡……則量其輕重而坐所由御史。”
按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臺》中收錄的唐代行政法規，御史臺作為唐代中央最高監察機構，主要任務是監察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的言行職事是否合乎法律規範。
這就有了司法職權，同時具有起訴、審判等權力。
御史臺甚至還設有監獄，被稱為“臺獄”。
殿中侍御史作為御史臺重要屬官，其中一項司法職責就是巡查京師長安地面上的不法之事。因此，吉溫以御史臺殿中侍御史的身份接管靖安司，確實有法可依。
但讀完《唐六典》，元載意猶未盡，又讀起《百官志》。
按照劇中元載所讀“左巡知京城內，右巡知京城外……金吾、縣獄”，可知這一內容出自《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御史臺》。
這就是明顯的bug了。《新唐書》是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在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修成，元載讀這段文字是在天寶三載（744年）。
也就是說，元載提前316年，就精準地預測到了歐陽修他們要寫的文字。
如此穿越，哥也是醉了。
如果說林相動用《唐六典》，以法律的名義奪取靖安司之權，還算於法有據的話，那他在審理何孚時，赫然拿出御史臺、刑部、大理寺三枚大印，已經是知法犯法、違律專權，視大唐司法體制如無物。
按照唐律規定，朝廷遇有重大疑難案件，由大理寺與刑部、御史臺組成“三司”聯合審訊。
三司推事，旨在防止個別部門營私舞弊，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但在聖人將朝政幾乎全部交由林相打理的特殊政治背景下，這一用心良苦的制度設計，簡直成了形同虛設的擺設。
當李必看到林相讓刑部尚書在供狀上，依次蓋下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官印的時候，
不知心理陰影面積有多大。
試圖將權力關起來的大唐法律制度籠子，幾乎成了紙糊的。
正如李必對太子所說，“所謂依法治國，如今看來，不過是右相的一言堂罷了。”
在林相看來，唐律是他制定的，自然要為鞏固個人權位服務。
林相的守唐律初心，毫無違和感的，變成了用唐律守衛個人地位的權欲。
初心蒙塵的，還有聖人。
永不落幕的宮鬥
作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盛世——開元盛世的一手打造者，天寶三載的聖人，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上，面向未來，充滿信心。
他要將盛世輝煌，從開元舊時期延續到天寶新時代。
這是聖人的盛世初心。
試問哪個皇帝不想比肩堯舜禹湯，讓治下太平安樂，盛世綿長？
只是，聖人的心中，承擔盛世初心的使命，只能由他一個人獨自扛起，乾綱獨斷。
花萼相輝樓的宮宴上，86歲的何執正，老淚縱橫地勸聖人，要記得開元年間的朝氣蓬勃，君臣和衷共濟。
聖人對著何執正狂吼：“舊曆已經過去了，現在是朕的天寶！”
是的，現在已經是天寶，聖人手中已經握有絕對權力，耳中只能聽進去山呼萬歲。
舊曆開元前中期，聖人的皇權事實上處於被制衡之中。
張說、張九齡等宰相的行政能力雖然較差，但政治操守很強，謀劃政事善於從全域性著眼，顧全大局，不會因貪圖一時之利而放棄長遠根本；
更重要的是，敢於直言極諫，敢於和皇帝硬碰硬據理力爭，指出政策失誤。
他們有著獨立的政治主張，從道不從君，使得皇權不至於過分伸張。
開元不完全屬於聖人，而是君臣共治。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張九齡罷相。林相成為首輔宰相，其黨羽全面登臺，接管朝政。
林相等人雖然辦事能力極強，但處理事務只從一隅一處著眼，不考慮制度變革可能帶來的長久隱患，導致中書門下決策執行合一政治機制和邊防軍區節度使體制的改革，均走過了頭；
而且大多政治操守不行，貪贓受賄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政事上一切惟聖人旨意是從，從不敢抗拒林相的任何指示。
而且聖人全面起用林相及其黨羽後，改變了之前遇有大事和宰相班子集體討論的決策方式，遇到問題就任命具有這方面能力的人擔任使職、差遣，讓其組建辦事機構，授予全權處理。
而擔任使職、差遣的官員，往往越過宰相班子直接對聖人或林相負責。
朝廷的權力完全集中到聖人和林相手中，唐朝自太宗以來形成的集思廣益、廣開言路決策機制被廢棄，朝廷重大決策失誤不可避免。
劇中聖人落難，流落平康坊之時，大伯甲說的那句，“（聖人）人老了，腦子糊塗，做不動事，都正常”，看似輕描淡寫，實則道出了天寶年間朝廷決策機制的最大風險。
走向新盛世的路，只能聖人一個人去走。
太子親兒子也不容置喙插嘴，幫忙照看。
朕不想給的時候，你不能來拿。
對付太子，聖人不能親自動手。
那樣吃相太難看，有傷皇家顏面。
天寶三載，即將衝破六十歲大關的聖人，面對羽翼日漸豐滿的太子，終於下了最後決心，決定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林相。
劇中太子委屈地問聖人：“父親心中，兒和右相，誰對大唐更有用？”
《長安十二時辰》此時此刻聖人一句“林相”的怒吼，恰是真實歷史彼時彼刻聖人的真實想法。
《長安十二時辰》劇中時間兩年後的又一個上元夜，天寶五載（746年）正月十五，太子秘密與手握財權的小舅子韋堅相見。
然後韋堅又在道觀見了西北大將皇甫惟明，嘀嘀咕咕不知說了什麼事。
林相發現後，誣告太子勾結軍隊，要發動政變，搶班奪權。
聖人當即將韋堅、皇甫惟明貶到地方上當刺史，後來又將他們賜死。
太子為撇清干係，被迫與太子妃韋氏離婚。
到了年底，太子另一個老婆杜良娣的父親杜有鄰，被女婿柳勣告發勾結東宮，圖謀不軌。
案子被林相攬下來，拼命往太子身上扯。
太子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又將老婆杜良娣拋了出來，和她脫離夫妻關係。
杜良娣被廢為庶人，老爹杜有鄰被活活打死。
開元二十九年（741年），信安王好不容易拿下的石堡城，被吐蕃從蓋嘉運手中搶走。
蓋嘉運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出現過，就是拒不發兵救援張小敬第八團的那位。
為收復石堡城，聖人讓王忠嗣兼任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節度使，決心傾四鎮之力攻克。
王忠嗣老成持重，建議厲兵秣馬見機行事，要求暫緩進攻。
聖人很生氣，林相乘機誣告王忠嗣要帶兵進京，擁立太子登基。
幸虧聖人及時醒悟，把太子給摘了出來，只處理了王忠嗣。
太子這才躲過一劫。
透過這三次大案，林相雖然沒把太子給掀下馬，但幾乎把太子的班底給清除乾淨。
太子剛剛長出來的一點羽翼，被拔得毛都不剩。
作為太子的智囊，李泌明白，這一切的背後，都是聖人那隻看不見的手，在翻雨覆雨。
劇中李必曾對高力士說，“太子和右相爭鬥到今日，愈演愈烈，人都說是他二人爭權，可實際這背後操控者，不正是聖人嗎……是聖人在用平衡術，只有太子和右相，把精力放在爭權之上，這大唐之權，才會掌握在聖人手中”。
林相是條狗，聖人才是拽著狗繩，指揮狗去攀咬的人。
正是因為看破這層，所以歷史上的李泌才在十二年後，死死拉住了要向林相復仇的太子。
那是在至德元載（756年），太子終於藉助安史之亂的歷史程序，在靈武艱難登基接班，指揮平叛。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太子準備下令前線眾將，收復長安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刨林相的墳，開棺鞭屍，踏上一萬隻腳，然後再挫骨揚灰，讓他永世不得超生。
太子話還沒說完，李泌就連連搖頭，不可不可。
太子很納悶，林相那條狗當年差點沒把你生吞活剝，你還替他說話，李泌你是屬聖母的嗎？
李泌說，非也非也。林相後面是誰，太子你還不明白嗎？你現在清算林相，不是等於要打倒聖人嗎？
恨林相，就等於恨聖人。你讓躲在四川巴山蜀水淒涼地的聖人，情何以堪！
現在天下亂成這幅熊樣，你父子二人還相親相殺窩裡鬥，還怎麼凝聚人心，團結一致去平叛？
太子幡然醒悟，抱著李泌哭了個昏天黑地。
天寶年間三次大案後，太子的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從此更加小心翼翼，隱忍不發，不到40歲就已經兩鬢斑白。
他只有耐心等待。等待一個能讓他徹底翻身的機會。
這個機會，聖人在有生之年不會給他，李泌拼盡全力也給不了他，只有初心不改的張小敬，能一箭射給他。
無法化解的死結
劇中張小敬在查案關鍵時刻問李必：“司丞曾說，不顧一切，要護長安百姓周全。此時，初心可改？”
李必回答：“不會改。”
接著反問張小敬：“張都尉歷此磨難，是否仍像當初承諾的那樣？”
話外音是，你張小敬一邊為犯險查案，一邊受奸人陷害，還會不會心甘情願，為朝廷效力？
張小敬回道：“朝廷是朝廷，百姓是百姓。”
話外音是，我張小敬的初心本來就不是為朝廷賣命，而是為我唐百姓服務。
這份初心，也是李必的。
李必曾對張小敬說，他之所以要當宰相，是因為“宰相能守天下百姓。上天生我在這鐘鼎世家，就是要我擔大任，以我心智福佑大唐百姓”。
但是，李必的初心曾經有所動搖。
相對於福佑大唐百姓的初心，他更珍視輔佐太子接班和個人拜相輔政的初心。
何孚後來問李必：“你這麼查案子是為了什麼？為了大唐百姓？你真關心他們嗎？”
李必無言以對。
何孚大笑：“被我說中痛處了吧！”
大燈樓裡，李必做得最多的，是苦苦哀求龍波放過太子。
只有太子在，他才有拜相的可能。
幸好，大燈樓爆炸後，九死一生的李必及時醒悟，表示“職在查案，查明真兇才是忠於職守，我才能保護長安”。
算是找回初心。
但朝廷大臣並不個個都像李必，他們和初心愈行愈遠。
天寶年間，朝廷的政治經濟財政軍事，幾乎都面臨著無法化解的死結。
政治上，使職差遣體制和原有的三省六部體制疊床架屋，事權不分，責權不清，無人負責。
經濟財政上，賦稅負擔幾乎全部落到小民頭上，大量自耕農無法承受賦稅徭役，被迫逃亡，成為流民。
軍事上，節度使尾大不掉，軍事力量內輕外重。
而這所有死結背後最大的死結，就是朝廷忘記了大唐開國建政時的初心——以民為本。
忘記初心的朝廷核心決策圈成員，必然承擔不起將唐朝各項事業再推上一個新臺階的歷史使命。
從聖人到林相，再到把林相咬下臺的楊國忠，所有改革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儘可能收斂錢財，解決眼前矛盾尤其是財政危機，而不是國家的長治久安，百姓的安危冷暖。
戶部小吏祝慈對落難聖人說的那句，“長安今日之繁華，已是在吸萬民骨髓。然而，又還能吸多久”，無疑道出了天寶年間錯誤改革路線造成的最大惡果。
就連何執正、郭利仕這些人，一系列輾轉騰挪的背後，也是為了讓太子順利接班，而非長安黎民安危。
暴恐陰雲壓城之時，李必曾問郭利仕：“那長安百姓怎麼辦？”
郭利仕白了李必一眼，說得很明白，很乾脆：
“大鵬展翅九千里，它看不見地下的螻蟻。”
劇中的螻蟻，是龍波和他的一幫兄弟。
歷史中的螻蟻，是龐勳，是王仙芝，是黃巢，是被朝廷忘記的百姓。
正是這些螻蟻，給了唐朝致命一擊。
李唐宗室的不肖子孫們，忘記了唐太宗“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初心，背棄了唐太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聖訓，終於把盛世繁華，釀成一杯亂世苦酒，自斟自飲。
只有張小敬，雖歷經磨難，仍不改初心，無愧使命。
他說：“我是個兵，兵就是守護別人的。”
這是他一生永遠的初心和使命，道心堅定，靈臺無塵。
他邊關打仗是為保衛大唐百姓，緝拿暴恐分子是為護佑長安黎民。
大燈樓裡，他想盡辦法，心心念念儘快疏散百姓，避免波及無辜。
和李必一起歸隱江湖後，張小敬還唸叨著：“我到哪都是個兵，他日長安要是再有危險了，再回來。”
他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天下蒼生。
最終，歷史上安史之亂爆發，聖人跑路到馬嵬驛，張小敬一箭射殺禍國殃民的楊國忠，也把擺脫父皇掌控的機會射給了太子，更把透過組織人事調整，來扭轉朝廷路線政策方向的機會，射給了大唐。
楊國忠被殺後，護駕禁軍發動兵變，太子趁機與聖人分道揚鑣，獨自北上發展。
大唐這才能在安史之亂的大退敗中振衰起敝。
平定叛亂後，朝廷又強力推行兩稅法的賦稅制度改革，按土地多寡、財力大小，而非人口多少分配賦稅負擔，讓富戶成為賦稅主體，紓緩民力，向著存百姓、恤民生的立國初心迴歸。
最終再次中興，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的榮光，收穫榮耀千古、國運長久的始終。
（來源：人民法院報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