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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就興起的大禮之爭，以議禮反對派的徹底失敗而告一段落，但是它並沒有結束。嘉靖帝還有一個心願未了，那就是他的父親還沒有稱宗祔廟。

按照封建宗法禮制的規定，只有生前在位的皇帝，死後才可以有廟號，稱祖或者稱宗。在古代帝王的世系中，一般是始祖稱祖，繼祖者稱宗。

《禮記·祭法》講道：“（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

後世帝王祖宗廟號都是從這裡繼承下來的。生為帝統，死為廟統。

古代的宗法制度還規定，宗廟祭祀要有一定次序，始祖廟居中，以下父子按照昭（父）穆（子）的順序遞相排列，左為昭、右為穆，子孫在祭祀時也按這種規定排列行禮，這就是《禮記·祭統》所講的“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嘉靖帝的父親生前沒有做過皇帝，雖然已經追尊為皇帝稱號了，但根據宗法原則，稱宗入太廟則完全不行，所以當年何淵建議立世室、入太廟時，連議禮諸臣如席書、張璁、桂萼等人都極力反對。

後來嘉靖帝堅持讓他們拿出個主意來，張、桂等人便想出個“別立廟，不幹太廟”的辦法，席書據此上奏“宜於皇城內擇地，別立祔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為兩全。”

這就是嘉靖帝后來親自定名的“世廟”。

嘉靖八年十月，由於議禮諸臣貴幸以後，頤指氣使，引起一些官員的不滿。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借日食的機會向嘉靖帝上疏，提出“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批評嘉靖帝“私議禮之臣”。他建議說：

“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資予，全其始終，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

嘉靖帝看了奏疏以後十分惱怒，一則說他“私議禮之臣”，正觸著痛處；二則邵經邦竟敢在他正當青春年華之時，議論他死後的廟號，這豈能容忍。

於是，他馬上把邵經邦下鎮撫司獄拷訊，然後也不經法司擬罪，直接就把他謫戍福建鎮海衛去了，並且不許赦免。

不過，邵經邦提出他的廟號應稱“世宗”一事，畢竟給嘉靖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經過幾年的讀書以及更定祀典的實踐，嘉靖帝越發覺得自己身後如果稱為“世宗”，確實很合適。

但是既然已經把父親的廟號定為“世廟”，自己怎麼好再稱“世宗”呢？想來想去，嘉靖帝又把這事和父親興獻帝的稱宗祔廟聯絡上了。

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月，嘉靖帝下諭給禮部尚書夏言說：

“前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即名世廟。今分建宗廟，推太宗世祭不遷，恐皇考亦欲尊讓太宗。且‘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卿可會（郭）勳、（李）時慎議以聞。”

夏言、郭勳和李時對嘉靖帝的心思一時沒弄清楚，沒敢貿然提出意見。但是嘉靖帝已經成竹在胸了，他沒等三個大臣上議，接著又下諭說：“皇考廟名，卿可會二臣看詳，如題日‘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

夏言等人一見皇帝已經有了主意，自然樂得順水推舟，接著又稱頌一番，說這既合西周的古典，又可虛“世宗”的廟號以待將來應該馬上題寫匾額，並且宣付史館。把“世廟”改稱為“獻皇帝廟”的事就這樣定了。廟號雖然改定了，嘉靖帝的心裡又不安起來。

“世廟”是自己給父親確定的，它是按西周制度而來。原來西周的文王和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因這父子二人功高德重，所以周公制禮作樂時在天子廟中特立“文世室”、“武世室”，與西周始祖后稷廟一同享受後世特殊的祭祀和尊崇，百世不遷。

明王朝建立後，禮制建設均仿周禮，以高祖父德祖比后稷；朱元璋死後廟號太祖，相當於文世室；朱棣奪位成功，死後廟號太宗，相當於武世室。

嘉靖帝覺得自已之所以能有緣人繼大統，全由父親興獻帝功德所致，所以給父親定廟名為“世廟”。

現在既然把“世”字留給了自己，總得再想法給父親興獻帝在廟統中安排一個位置，他打定了主意要給興獻帝稱宗祔廟只待有人向他提出建議了。

在皇權專制的條件下，總是有些諂媚求榮者在窺測帝王的心思，提出一些逢迎的建議以為自己謀得進身的階梯。

嘉靖帝的心思被人猜到了，有人上疏建議“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提出這個建議的人是豐坊。

豐坊是浙江鄞縣人，左順門跪哭事件領袖之一、翰林學士豐熙的兒子。豐坊當年在浙江鄉試考了個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官至南京史部考功主事，博學工文，兼通書法。左順門事件時因其父是首領，他不得已也參加了跪哭的行列，受杖貶官，後來致仕家居。

他父親被貶謫福建鎮海衛，遇赦不宥，嘉靖十六年死去。豐坊在家貧困無奈，就想效仿張璁、夏言等人，以片言取通顯。他從邸報上猜出了嘉靖帝的心思，於是進京上疏，想要藉此升官發達。

但是他的運氣卻不算好，建議為嘉靖帝採納了，可官運卻一直未通，只因他違背了父親的訓導，違背了自己的初志，嘉靖帝因而很討厭他。

嘉靖帝正在等待這個機會，見了奏疏大為高興，當即命禮部集議。這時夏言已升為內閣首輔，禮部尚書是他的同鄉嚴嵩，他們平時一貫都順從嘉靖帝的旨意，但是現在卻遇到了難題。

明堂祭天是古代禮制中最重要的一種，它和郊祀都是隻有天子才有資格舉行的祭天大禮。郊祀祭天，要以始祖配祭；明堂屬於在宮殿中舉行的“堂祭”，堂祭祭帝，帝也就是天，堂祭也要由有功德的祖先配祭。西周是郊祀祭天時由始祖后稷配祭，明堂祭帝由周文王配祭。

明代在嘉靖帝即位以前，郊祀大禮用太祖朱元璋和太宗朱棣配祭，明堂祭帝之禮則沒有定製。

嘉靖帝即位以後，在更定祀典時省去了太宗朱棣的配祭，後人認為這是“蓋陰為獻皇地也。”現在豐坊提出讓興獻帝“稱宗以配上帝”，

如果真讓一個生前根本沒在過位的小宗藩王在明堂大禮中配祭，這實在是對宗法禮制的一種褻瀆。

夏言和嚴嵩對此事不敢做主。他們既不願違背禮制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也不敢因反對而得罪嘉靖帝。但是嚴嵩身為禮部尚書，必須得拿出個意見來，於是，他耍了個滑頭，上言說：

“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也，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因此明堂秋享之禮就可以在大祀殿舉行，不必再重新建造。至於明堂配祭之禮，“若以功德論，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太宗也。若以親論，則獻皇帝陛下之所自出也，陛下之功德皇考之功德也，是當以獻皇帝配也。”

至於稱宗之議，未有稱宗而不襯於太廟者，所以“稱宗說不敢妄議”。嚴嵩把球又打給了嘉靖帝，請皇帝自己裁決。

嘉靖帝又找到夏言，讓他發表意見，夏言也不敢議。

嘉靖帝碰了軟釘子，非常生氣。

又對群臣下諭說：“明堂秋享，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情，何在為不宜也？”

嘉靖帝擺出了一副蠻橫的嘴臉，命廷臣們再次集議。

經過大禮之爭及兩次獄案後，議禮反對派已經基本上被清除朝中敢於抗旨論事的人不多了。但是，直言敢諫之士總還是有的，戶部侍郎唐胄上疏爭論道：

三代之禮以周禮為最完備，周朝郊祀以後稷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等到周公歸政於成王之後，並未將文王配天之祭移之於武王。從宋儒朱熹的觀點來看，明堂配天也不專得生父才行。當初皇上力正大禮時，曾對群臣說：“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幹太廟！”現在怎麼就惑於豐坊之言呢？

唐胄力陳：

“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

嘉靖帝看到這份奏疏後立刻大怒，馬上下錦衣衛獄中拷掠，最後罷黜為民處分了唐胄，可謂是“殺一做百”，朝臣們再也無人敢持異議。

禮部尚書嚴嵩趕緊上疏吹捧說：“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有享，允合周道。”嘉靖帝見他改弦更張快，表揚了他一番。禮部尚書的態度轉變了，明堂祭天以興獻帝配祭的大禮也就決定了。

下一步就是該如何稱宗廟的事，嘉靖帝為此又集文武大臣於東閣商議。嚴嵩最初提了個“稱宗”的建議，沒說祔廟，嘉靖帝大為不滿，回去後寫了篇《明堂或問》，用奏對問答的形式，明確表示興獻帝必須稱宗祔廟。

但嘉靖帝又感到把太宗朱棣從明堂祭天之禮中排除，代之以生父，以朱棣的功業而論未免有些不妥，因而提出問題：“太宗功兼創守，將何以報之哉!"他提出“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嘉靖帝採取了兩全的辦法，既給父親稱宗祔廟，又給太宗朱棣加上“祖”字稱號。

嚴嵩一見嘉靖帝的《明堂或問》，馬上順從，盡改自己的前說，上疏吹捧了一通嘉靖帝，然後說道：

“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古事之可據者。今皇考與孝宗同氣之親，為一世。臣等竊擬宜奉皇考祔於孝宗之廟。”而太宗朱棣，再造之功同於開創，“宜進尊稱為祖，以別群宗。“

禮部尚書同意了，群臣無人再敢提出異議。

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嘉靖帝率領群臣給太宗朱棣上尊號為“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給興獻帝上尊號為“睿宗欽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十三日，奉獻皇帝的神主進入太廟。二十一日，在大內的玄極寶殿舉行了明堂秋享之禮，以睿宗神主代替成祖神主配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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