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書法實踐和理論，涵育了他以後的各個帝王。據史載，高宗李治、武則天、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肅宗李享、代宗李豫、德宗李適、順宗李誦、憲宗李純、穆宗李恆、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昭宗李曄等都愛好書法。對這種家學淵源關係，後人是有所認識的，“唐以文皇喜字書之學，故後世子孫尚得遺法”，諸宗承襲太宗之學，皆以翰墨流傳”，都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

從上述層面上再論述一下李世民與唐代書法文化的關係是必要的。這是因為，他之後諸帝都愛好書法，故而對書法文化的發展都給予過相當的關注，而這種關注乃是貞觀以後書法文化繼續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對此，不妨列舉幾例書法文化現象加以說明。

武則天酷愛王羲之書法，王書得以繼續走紅。武則天向王族的後裔王方慶索求右軍書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現今在。”他不僅獻上了這一卷家珍，還獻上了自十一世祖王導至九世祖王獻之之間二十八人的書跡共十卷。接著，“後御武成殿遍示群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閥，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人歆其寵。”武則天如此崇尚王羲之書法，只能使王書的聲價繼續加碼，只能使“書聖”桂冠上的光彩璀璨有加，這正如馬宗霍所說：“及武后當朝，猶向王方慶索右軍遺蹟，是以貞觀永徽以還，右軍之勢，幾奔走天下。”

李隆基提倡隸書，“唐隸”應時而生。漢代是隸書的繁盛時期，以後隸書的地位逐漸衰微。三國時期，由隸書衍生出來的楷書成為大受社會歡迎的主要書體。李唐王朝建立後，楷書風行書壇，隸書的聲音相當微弱，已接近無聲無息的地步。在這樣的書法環境中，李隆基卻不趨附時尚，依然愛好隸書。史載，他“善八分書”，“工八分章草，豐茂英持”。開元年間，為了改變隸書無人為繼的情況，使隸書再振兩漢雄風，他下詔作《字統》四十卷，專明隸書，於是間的人以應其求，如韓擇木之徒是矣！”其實風從李隆基的不只韓擇木，還有史惟則、蔡有鄰、李潮、顧誡奢等。

他們所作隸書的特點是，強調波磔，字形方正，已失隸書古意。這種具有新貌的隸書被稱作“唐隸”，韓、史、蔡、李、顧都是當時隸書名家，而領袖人物乃是李隆基。杜甫在《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詩中寫道：“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爐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榆揚非造次。三人併入值，恩澤各不二。”可見韓、蔡、顧都因創造“唐隸”而受到玄宗的恩寵。正是因為李隆基的提倡，隸書才得以“中興”，並在唐代書法文化史上爭得了一席之地。

李世民以後諸帝多能效法乃祖，關心書法家的創作。對成就顯著的書法家予以褒獎，是這種“關心”的集中體現。李隆基就曾稱讚鄭虔的詩、書、畫為“三絕”。史載，虔“嘗自寫其詩並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杜甫曾以詩的形式記述過這件事：“……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階，客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最末一句給後世留下了這樣的資訊：由於皇上的推許，鄭虔成了社會矚目的人物，他書名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再如，李恆、李昂、李忱對柳公權的書法都特別欣賞，讚美有加。李恆曾對柳說：“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李昂說：柳如“鐘王復生，無以加焉！”李忱命柳御前揮筆，激賞之餘，“賜錦彩、瓶盤等銀器”。由於三朝帝王的推崇，柳公權的書名更加遠播域外。這類例子尚多，不須遍舉。可以說，帝王對書法家的獎賞，極大地鼓勵了他們的創作熱情，營造了一個極有利於書法文化的社會心理環境。貞觀之後書法文化所以能夠繼續保持發展勢頭，以至唐終，與此關係是大。

李世民既是書法文化的愛好者和實踐者同時又是貞觀年間國家權力的最高載體。這兩者相結合所產生的干預當時書壇的力量，是任何人都難以比擬的。貞觀時期書法文化呈現繁榮局面併為有唐一代書法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樹立了榜樣這便是李世民權力干預書壇的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