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造反起家的陰謀家中，姚廣孝的結局很不錯，可以稱得上是“安享晚年”。不過，在臨死前的一個舉動，也許體現出長期以來他的內心並不那麼坦然：
據《明史》記載，公元1418年，84歲的姚廣孝病重在床，朱棣親自前去慶壽寺探望這位自己的頭號功臣，並問他有什麼心願。姚廣孝只提了一個要求：“釋放被囚禁多年的僧人溥洽”。朱棣欣然同意，姚廣孝“頓首謝，尋卒”，彷彿終於鬆了一口氣，隨之含笑九泉。
溥洽何許人也？相傳據說他早就預知了建文帝逃亡海外之事，所以被明成祖朱棣囚禁、審問了十餘年。
因此，姚廣孝臨終前提出的這個要求就顯得意味深長了：也許他是在自我反省，或者是勸說朱棣放下執念與仇恨？個人感覺，前一種可能更大點。
以出家人的身份參與政治，而且是從事勸人造反的業務，姚廣孝在中國歷史上可算是獨一份。之前唐代的李泌也曾以道士的身份替唐王朝出謀劃策，甚至官居宰相，但人家從事的是諸如平叛、治國之類的促進和諧的工作；姚廣孝身為本應“慈悲為懷、勸人向善”的僧人，卻積極推動範藩王叛亂，顛覆了佛家在人們觀念中的消極避世形象。
如果瞭解姚廣孝早年的經歷，就會發現這一點並不奇怪，以出家人的身份參與政治，更像是他早有預謀的，有點“曲線入仕”的概念。
姚廣孝，祖籍開封，出生於長洲，據稱出自醫生世家。他在14歲的時候就出家為僧，法號道衍。其人非常好學，但他學習、涉獵的範圍遠遠不限於佛教知識：既修道——“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同時還飽讀詩書、甚至會創造詩詞歌賦。
由此看來，姚廣孝並不像一個超脫世外、無心俗務的出家人，反倒像一個心懷抱負、積極入世的尋常文人。而在嵩山寺的一次經歷，更是從側面暴露了姚廣孝的野心。
史書記載，姚廣孝前去嵩山寺遊歷時，曾經與當時著名的看相師袁珙有一面之緣。對方見到他的面相後大驚失色：“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
劉秉忠，河北邢臺人士，蒙古國至元朝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早年他出家為僧，法名子聰，曾拜在虛照禪師門下研修佛法。但同時他廣泛涉獵其他知識，號稱“於書無所不讀”，天文、地理、律歷、占卜無所不精，對天下大事洞若觀火。憑藉淵博的知識，他後來被忽必烈引入幕府，逐漸成為蒙元政壇的著名政治家，在幫助元朝建立政治體制、規章制度等方面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甚至連元朝這個名稱，也是基於他的主張、取自易經“大哉乾元”。
而袁珙“病虎、嗜殺”之類的字眼，對於一個僧人來說絕非褒義；但姚廣孝聽說後卻“大喜”。這讓人不得不懷疑，他壓根就是按照劉秉忠的人生軌跡來刻意設計自己的仕途的。據稱，他在激動之下甚至寫詩表達內心的抱負：“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煙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
凌煙閣，顯然是立志於出將入相、建功立業。
姚廣孝選擇以這種非常規的模式進入仕途，應當是經過了審慎的考慮。自從王安石推行經義取士以來，科舉制度的積極性越來越少、消極性卻越來越多。到了明初，這一人才選舉方式對讀書人的思想限制越來越嚴苛，八股文模式已初露端倪，並不是適合所有人。同時，即使透過科舉進入仕途，想要在等級森嚴、利益關係盤根錯節的官僚體系中嶄露頭角，無異於大海撈針，成功率並不高。
相反，對於姚廣孝這種思維活躍、野心勃勃的非主流文人而言，通過出家人的身份“曲線救國”，反倒難度更低。在當時，有一種入仕途徑名為“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也就是皇帝釋出詔書，邀請知識淵博的僧人、學者前來禮部參加考試，透過就能當官。實際上這種考試幾乎等同於走過場，能夠參與其中的，實際上就是被朝廷內定為“大師”的著名人物。
顯然，對於姚廣孝這種博學多才的人來說，先出名、再入仕，顯然比苦哈哈的一級級考科舉容易得多，也更吻合他的性格。畢竟他最擅長的是“帝王之術”，也就是搞權謀，而不是治國理政。
公元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詔通儒書僧試禮部”，已經成為名人的姚廣孝被召到南京，獲得了當官的機會。但最終他卻“不受官，賜僧服還”。
據其後的情況來看，姚廣孝這次是故意試試水的：測試下自己的入仕路線是否有效。事實證明這條路對了，但是在南京當官，仕途極有可能波瀾不驚，顯然不符合他創造一番驚天動地事業的初衷，於是他故意辭官而歸，藉此反而能抬高身價、等待讓自己更加滿意的機會。
他在回程途中所作的《京口覽古》證實了這一點：“譙櫨年來戰血幹，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此詩深沉雄渾、霸氣側漏，同行的夥伴宗泐（lè）認為一個出家人不應該寫出這樣的詩，而姚廣孝則一笑置之。據此，宗泐也瞭解這位同仁的志向所在。
姚廣孝的機會很快來了。在馬皇后去世後，本就尊崇佛教的朱元璋決心為每一個皇子都挑選一名僧人加以輔佐。當時的宗泐擔任左善世（掌管天下佛教事務的僧人），順勢把立志建功立業的姚廣孝推薦給皇室。
當時駐守北京的燕王朱棣與姚廣孝相談甚歡，便向父皇朱元璋要來了姚廣孝。此後兩人關係越來越密切，“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根據上千年史料中記載的政治鬥爭經驗來看，這種可疑的行跡，大多不是商量什麼好事。
隨著朱元璋去世，即位的建文帝很快著手削藩。根據史料雞記載來看，姚廣孝彷彿對這一刻已經期待許久，比如他首先“密勸成祖舉兵”；當朱棣顧忌民心所向時，他則口出大言：“臣知天道，何論民心。”如果不是後來朱棣僥倖成功了的話，姚廣孝這番話可謂是純粹的大忽悠。
從理論上來說，依據朱棣與朝廷的實力對比來看，他造反成功的機率搞不好只有1%。在最初的三年裡，他不顧危險、親自上陣，率領手下那些亡命之徒奮勇作戰，但卻“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僅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畢竟他和朝廷具備的龐大實力相比，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即使能取得某些戰爭的勝利，但對體格大、恢復能力強的建文帝而言，這如同隔靴搔癢，根本無法改變大局。
而且，屢屢衝鋒在第一線的朱棣也多次遭受幾乎滅頂之災的危險，在這些時候，姚廣孝總是在身邊為其出謀劃策、加油鼓勁。後來，朱棣趁虛而入、直搗京師，也正是源自姚廣孝對局勢的精準判斷：“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
因此《明史》稱：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不走尋常路的姚廣孝，作為朱棣的招牌式謀臣，終於實現了自己創造一番驚天偉業的志向，雖然在傳統道德觀念中，這一事業並不怎麼光彩。
憑藉這一貢獻，姚廣孝享受了朱棣給予的無上禮遇：“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還多次讓他還俗。
但對於這些冒著生命危險拼來的榮華富貴，姚廣孝的反應卻與當初野心家的形象判若兩人。比如朱棣讓他蓄髮還俗，他堅決不幹；賞給她的豪宅、美女，也是一律不受；他平日還是住在寺廟裡，每當上朝時才穿戴朝服，下朝後成為一個僧人；而他回到家鄉，也沒有前呼後擁、衣錦還鄉的做派，反而是“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
成功前隨時流露出的野心，成功後處處的刻意低調內斂，姚廣孝為何呈現如此大的反差？原因也許有兩方面。
其一，政治鬥爭的血腥超過了他的想象。
當初起兵前，姚廣孝曾經懇請朱棣，在攻下南京後放方孝孺一條生路，理由是：如果忠心為國的方孝孺遭誅，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當時的朱棣對此一口答應。
但在南京被攻下後，信奉儒家學說、以忠君愛國作為立身之本的方孝孺堅決不屈從朱棣的淫威，誓死也不願意侍奉這一位悍然篡權、以下犯上的亂臣賊子，暴怒的朱棣最終失去了冷靜，惱羞成怒的他不僅違背了當初的諾言，甚至還對這位儒生施加了“誅十族”的殘忍報復。
據稱，當時共有873人被凌遲處死，並且還讓方孝孺在一旁眼睜睜看著。然而目睹這一慘絕人寰的場面，方孝孺仍然慨然赴死，踐行了自己對傳統儒家倫理道德的信奉。
我們相信，同為飽讀詩書的姚廣孝，目睹這一場景必定百感交集，也許既羞愧於自己的一己之私，更敬佩方孝孺的錚錚鐵骨。而最好的反省方式，莫過於遠離“造反”帶來的榮華富貴。
其二，明哲保身的客觀需求。
無論是西漢初年的張良，還是初唐的尉遲敬德、中唐的李泌，這些功臣有個共同特點：要麼功成名就後投身道家，要麼從始至終展現自己對黃老之術的信奉。而最終他們也都得以善終。
其實這正是古代功臣們躲避“兔死狗烹”這一鐵律的不二法門，只有體現出對功名的淡泊，才能從“功高震主”的危機中全身而退。我們可以翻翻史書，看看那些篡位成功的帝王身邊，那些不知收斂的功臣有多少能夠得以善終？
而姚廣孝的僧人身份，無疑是他謀求退隱、遠離政治漩渦中心的最好偽裝。不然的話，他這種憑藉煽動叛亂髮達的陰謀家，不大可能有什麼好下場。朱棣在誅殺方孝孺過程中的狠辣，對姚廣孝也許深有觸動。
即使如此，在筆者看來，姚廣孝此人也很難被視為正面形象，建文帝本身並無過錯，他身邊的那些儒生雖然迂腐，但他們的所作所為也稱得上恪盡職守。我們更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朱棣創造了永樂盛世，但誰能預言朱元璋挑選的建文帝就是個無為之君？更可況，朱棣在位期間對封建集權的空前強化，長遠來看並不是什麼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