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376年拓跋氏代國滅亡後，直到386年北魏建國，道武帝拓跋珪經歷了十年的顛沛流離。其原來的部眾，苻堅分給劉庫仁和劉衛辰帶領，拓跋氏政權處於崩潰狀態。386年，拓跋珪在牛川大會各部，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稱“魏王”，北魏正式建國。
道武帝剛即位時，拓跋部處在內憂外患之中。內部有護佛侯部、乙佛部的叛亂，還有其叔父窟咄的爭位事件，外部則面臨西燕的威脅。這使得“諸部騷動，人心顧望”，道武帝也不得不依附賀蘭部避難。為維護統治，拓跋珪在前秦離散諸部的基礎上，第一次嘗試實施了以“息眾課農”為標誌的離散部落措施。
一、北魏初建國與離散部落政策
簡單說來，所謂的離散部落，即將部落解散，使原部落的貴族和人民都成為國家編戶的政策。唐長孺認為，道武帝離散部落是北魏建國事業最終完成的標誌。部落離散措施的重要表現是，“分土定居，不聽遷徙”。
這項措施的直接目的，是解散部落組織，使原諸部部落民繞開原有的隸屬關係，成為國家的編戶，以任國家使役。這就遭到了諸部的反抗，其反抗形式便是“諸部騷動”，甚至叛走。
隨著於桓等人的謀反和拓跋珪依附於賀蘭部，第一次離散部落的嘗試失敗了。
經過建國初年的發展及征戰，北魏統治漸穩。登國元年，拓跋珪對待護佛侯部、乙佛部的叛亂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對於桓等人預謀的政變，也只是誅殺了“造謀者”五人而已。到登國七年，西部泣黎大人叛走時，則派遣長孫嵩追擊並將其擊破。這說明，拓跋珪對各部的統治趨於穩固的狀態。
在這之後，以登國九年衛王儀屯田為標誌的第二次離散部落、天興元年以“更選屯衛”為標誌的第三次離散部落的行動相繼展開。這起到了很大成效，就連強大的賀蘭部、獨孤部也被離散了。據賀訥本傳記載：“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此即是離散部落的證據。
三次離散部落的措施，都與農業相關，這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背景。北魏建國後，隨著其領土的擴張，經濟結構、社會成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遊牧時代所適應的軍事民主制，各部落存在的相對獨立性，在此時便成為道武帝鞏固統治的障礙。在吸納了包括大量農業人口在內的依附民後，也需要大量的“舊人”監督新依附的“新人”，從而構成了離散部落、分土定居的需要。
二、離散部落後的各部落貴族勢力
部落離散的成效如何？對各部貴族原有的勢力造成了多大沖擊？按照唐長孺的說法，部落解散之後，正在消滅的氏族徹底消滅了，即以地域劃分代替了部落、氏族的劃分。這是對離散部落成果的肯定。
但在具體實施上面，週一良則以爾朱榮等人為例，認為包括高車在內的許多部落仍然未被離散。田餘慶、李憑等人也持類似的觀點。
如此說來，部落離散政策的實施是當時根據各部落的具體形式而確定的，其實施卻並不徹底。
關於部落離散後，各舊部落貴族影響力的問題，宮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研究》中指出，離散部落的命令剝奪了部族酋長以部族頭領的身份役使部民的權利，將他們還原為單純的個人；但是，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必須加以注意，就是從皇始元年開始設定五等爵，建立起近乎於名義上的封建制。
身居高位的官員也因其地位而享受特權，有時甚至擁有私兵。部族的離散，直到取消古老的氏族制度為止，對於建立勳功成為王室周圍的新興勢力而言，恐怕不是什麼打擊。谷川道雄也認為，離散部落並沒有達到剝奪各大部落統治權的目的。
那麼，在離散部落之後，原各部民是以何種狀態存在呢？北魏部落離散後，採用分部制的方式統治原部民。《魏書·官氏志》記載：“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泰常二年，置六部大人官。”關於六部和八部的分佈，按嚴耀中的說法，六部
民
是統治的核心，主要包括宗室、勳臣以及內入諸姓在內，主要分佈在離都城較近的畿內之地。
而所謂八部民，則大多是一些歸附者，包括東部鮮卑、匈奴別種甚至一些投奔的漢人在內；八部主要分佈在六部
民
的外圍，分由各部大人管理。川勝義雄也認為，離散後的部落民居住在畿外，八部就好像是以特別行政區的形勢存在於京畿之外。
由此可知，部落離散後的原各部民之間相距不遠，這也就為其相互聯絡提供了便利條件。
唐長孺指出，雖然北魏初期畿內及其周圍地區農業日益發展，但畜牧業仍佔頗大比重，部落貴族掌握著軍政大權。儘管部落離散了，但是其原部落民和原部落貴族間依然存在聯絡。舉一例為證，道武帝末年，清河王拓跋紹殺死道武帝后，“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
這則材料說明，部落離散雖然使原始的部落組織解體，但部落
民
之間的聯絡卻並沒有隔斷。貴族的號召力是北魏軍事力量的保證，也是北魏初年存在的不安定因素。一旦政局動盪，則“人懷異志”。也正是因為離散部落後，部落貴族勢力依舊強大，才引起了北魏前期史上西郊祭天的廢而復興、尚書制度的建立與廢黜、乃至最後孝文帝遷都洛陽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發生。
三、尚書制度存廢與離散後各部貴族勢力
嚴耕望《北魏尚書制度考》稱：“北魏崛起朔漠，漢化以漸，新舊競替，制雜胡華，敷漢名於舊制，因事宜而立官，尚書制度又其特也。至孝文傾心漢化……始與華製為近。”這即是北魏尚書制度大致的發展經歷。道武帝於皇始元年正式即皇位後，銳意漢化，並於當年在北魏建立起尚書制度。
道武帝任命其弟衛王儀為尚書令，其下分設三十六曹；滅亡後燕後，又建尚書檯鎮撫。到天興二年，又重分尚書三十六曹，擴為三百六十曹。天興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同時增加人手，每曹增加由“代人”充任的令史和譯令史各一人，書令史二人。天賜二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到道武帝之子，明元帝神瑞元年，尚書制度被徹底廢除。
北魏初年，尚書制度立而復廢的現象；表現出的，是尚書制度與魏初國情的不契合。
這種不契合，是因為部落舊勢力頑強，是最終造成尚書三十六曹不斷調整甚至置而復廢現象的原因。那麼，是什麼具體原因讓一心漢化的道武帝最終放棄了尚書制度呢？
這其中，應當是其統治遇到危機的緣故；具體來說，即是尚書制度的設立，遭到了諸部落貴族的反抗所致。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從道武帝統治時期所遭受的叛亂上便可以看出。自386年道武帝即位，到396年正式稱帝的十年間，共發生候辰、於桓、茂鮮三起部內叛亂事件。而在396年正式建立尚書制度以後的兩年間，便至少發生了封真、匿物尼、附力眷、叱奴根、賀盧、拓跋意烈六次叛亂。
其中對最後兩次叛亂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且叛亂動機頗為耐人尋味。賀盧是擁立道武帝即位的賀蘭部大人賀訥之弟，道武帝之舅。史載：“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意即賀盧以自己的功高和道武帝之舅的身份自居，因為自己的官位太低而叛亂。
這反映出當時由部落離散到官制建立時產生的矛盾。拓跋意烈是什翼犍之孫，道武帝的堂兄弟。據其本傳記載：“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鄴行臺，即是道武帝擊破後燕後在鄴城建立的尚書檯組織。可見，尚書檯設定後，官位低下是拓跋意烈叛亂的直接原因。
賀盧與意烈因對官位分配的不滿，發動叛亂。可知，當時對官位分配不滿的人，還遠遠不止此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武帝天興元年，賀盧與拓跋意烈等人叛亂髮生後，道武帝於當年十二月即置八部大夫。到了天興二年，又對尚書制度作出調整，擴充為三百六十曹。關於擴充諸曹的原因，嚴耀中認為，這是因為新置的八部大夫和作為行政中樞的內、外朝各領三十六曹的緣故。八部大人的設立及尚書曹的擴充，是道武帝對各部落貴族勢力的妥協，由此可以概見。
關於此後天興四年復置三十六曹，天賜二年復罷三十六曹，乃至明元帝時徹底廢除尚書制度；嚴耕望也認為，三十六曹屢置而卒廢，至太宗明元帝神瑞元年徹底廢除，以八部大人、六部大人取而代之，是反動潮流急劇發展的體現。
李憑透過對道武帝晚年下達的詔書分析，同樣認為道武帝晚年確實面對各部舊勢力所造成的政治危機。正是這些不斷髮生的叛亂和危機，使得晚年的道武帝殘暴無常，最終在清河王拓跋紹的政變中被弒殺。
道武帝長子拓跋嗣平定了拓跋紹的叛亂後，即帝位，是為明元帝。明
元帝
時期，徹底廢除了尚書制度，以六部、八部的統治方式取而代之。
他實行大封同姓諸王的措施，還下令“公卿大臣先罷歸第不與朝政者，悉復登用之”。這是對道武帝晚年以來政策的糾正，也是對舊部落貴族勢力的優待和妥協。
因此，他在位的十四年中，與各部落貴族的矛盾趨於緩和。
但明元帝卻也並非碌碌無為之君，他吸取拓跋內部奪位鬥爭的教訓，創立了北魏政權的“太子監國”制度。此制確保了其子拓跋燾在兄終弟及的即位次序尚有影響的情況下，能順利繼承皇位。
泰常八年，拓跋燾順利繼承皇位，是為太武帝。太武帝統治時期，恢復了尚書制度。嚴耕望稱之“英武傑立，戎車四徵，實一世之雄也，固亦能擺脫舊制，重建臺省，而部酋之勢亦駸稍替也”。這段話說明，太武帝即位後，舊的部族勢力得到壓制和削弱。
四、太武帝時期舊部落貴族勢力
太武帝統治時期，是北魏歷史上重要的開拓期。他積極開疆拓土，先後滅掉夏、北燕、北涼等割據政權，到太延五年，基本統一了北方。同時，太武帝著手整頓內政，其中最為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重用以崔浩為代表的漢人。太武帝在位的三十年間，其中值得注意的事件，有太平真君四年的政變問題和崔浩的國史之獄。
太平真君四年，發生了尚書令劉潔（匈奴人）、拓跋丕、拓跋範等人謀反事件。幾人都系部落貴族，拓跋丕與拓跋範還是太武帝之弟。據何德章研
宄
，劉潔與諸王之所以合謀推翻太武帝統治，其目的是奪取皇位。
因為兄弟相傳和諸部擁戴即位的傳統尚起作用，所以拓跋丕和拓跋範才會被牽連其中。這次政變聲勢很大，迫使太武帝在行軍途中，不得不臨時下詔讓拓跋晃以太子身份監國。
這次政變是以劉潔等人為首的舊部落貴族策動，也證明其殘餘勢力尚存。
崔浩是太武帝一朝的重臣，更是太武帝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謀劃者。在他的支援下，太武帝仿照魏晉制度建立起北魏的政權機構（尚書制度的恢復），優於漢族士人，提倡儒學，整頓吏治。這些措施讓北魏政權在北方的統治逐漸穩固起來，崔浩也因功官至司徒。但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太武帝卻突然誅殺了崔浩。
據崔浩本傳記載，崔浩是因為《國記》的編寫而獲罪。這種記載引起了眾多學者的懷疑，認為所謂《國記》只是一個導火索，崔浩的真正死因是與鮮卑貴族的矛盾所致。週一良更直接指出，崔浩之死的原因是推行漢化改革開罪了胡族貴族。正是為此，在各貴族的譖毀之下，太武帝於太平真君十一年處死了崔浩，且誅連甚眾。但與崔浩同修《國記》，並曾親筆撰寫的高允卻被赦免。
總結
崔浩之死，並非只針對崔浩一人，更多的是以太子拓跋晃為代表的胡族勢力與漢族士人的一場爭權鬥爭。崔浩被殺的同時，“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
這一大規模的誅連過後，以拓跋宗室為核心的舊貴族掌握了政權。
崔浩死後第二年，便發生了正平事件。拓跋氏貴族擁戴太子拓跋晃，導致了與銳意漢化的太武帝的一系列矛盾。在這次事件中，以舊部落貴族後裔為主的胡族勢力，再次站到了皇權的對立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