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面對沉重的賦稅徭役，生活困苦，承受父子兄弟因戰亂失去生命之痛，還要忍受官吏的過度盤剝，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無法忍受只能揭竿而起，武帝末年地方百姓的叛亂便是最直接的例證，而“沉命法”的推出，一方面是對官吏不稱職的懲罰，另外一方面也充分表明當時社會動盪的危局。 武帝遠征痛擊匈奴，考慮的不僅是物資供應和消耗，還有如何“人盡其才”地利用官吏的問題。

因為遠征需要

不僅僅是像衛青、霍去病一樣保家衛國、開疆拓土的武將，還需要有大批能夠應對因征伐導致“群盜並起”等社會危機的能治劇之吏。武帝時期對官吏的要求，誠如武帝所言“蓋有非常之功，必待有非常之人”。官吏是漢武帝在內政、軍事、外交等各方面有所建樹的依靠力量，武帝需要做的是儘可能使官吏能夠各盡其能，為其宏圖偉業添磚添瓦。武帝對吏治問題關注的核心是如何使官吏更好的保證其計劃的實行，而不是對官吏的約束和管理。

一言以蔽之，武帝是要用吏，而不是治吏。所以，在武帝朝，整頓吏治的問題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漢朝建立初期，吏治建設一直處在被認識而不能被解決的狀態，未提上統治者的議事日程。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決定了每個時期不同的政治任務，前代社會生產凋敝、匈奴侵邊、諸侯國坐大等更關乎社稷安危問題的解決，使宣帝全力進行吏治整頓成為可能，為宣帝朝解決吏治問題創造了歷史前提。

前代沒有解決吏治問題

但其在國家不同的發展時期，無論是漢初的黃老無為還是武帝大有作為，在官吏管理方面採取的諸多不同的應對措施，這些經驗和教訓也都為宣帝整治吏治積累了歷史經驗。應該說正是前代庶事草創，內憂外患問題的解決，漢王朝才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而相對安全穩定的周邊和內部政治環境，方為宣帝朝解決吏治問題並有所成就，提供了歷史的可能性。

宣帝朝的吏治建設，不僅有堅實的歷史前提，有宣帝特殊的個人素質，也是有深厚的人才基礎的。經過武帝時期開始的獨尊儒術，儒家學術的逐步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才素質，為國家的政治建設提供了一定的人才儲備。而且，隨著武帝時期法律制度建設的發展，社會上學律令、習文法的風氣也逐漸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著從政人員的人才素質。這一切，都為宣帝朝進行吏治建設並取得成就，做了很好的歷史鋪墊。因此，在討論宣帝朝吏治建設之成因的時候，人才素質的改善這個因素不可疏忽。

結語：

儘管在武帝時期就已經確立了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方針，但就治世之吏的培育看，並不僅僅是學習儒家經典，對法令條文的掌握，也是一項必要的學習內容，也是其為官理政的基本需要。特別是對於想步入仕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人來說，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識可謂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直到宣帝時期，國家意識形態也還不是純粹的儒學一統天下，按照宣帝自己的說法，是霸王道雜之，以儒為主，並蓄他家的。在宣帝的主導思想上，國家用人不能純用儒生，社會管理必須由通曉法律的人來進行。具體的社會管理，主要靠的是法律，儒學的作用在於社會教化，控制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