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龍：一藤移神州，澤被華夏民
在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前，中國本土的菜蔬和主食植物其實並不是很多，如西瓜、葡萄等皆是由他代回，而現在四川人每餐必備的辣椒就更晚了，直到明朝後期才從海外引進，所以才稱為海椒，不知道以前的川菜離了辣是個什麼滋味。
據研究，在主食中甚至大麥和小麥都是從中亞引進，漢代才普遍種植，而可代替主食的馬鈴薯、番薯和玉米，皆是由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培育，也是在晚明時才傳入中國。
而這其中最具推廣性，最能適應耕作且能果腹的則非番薯莫屬，它的廣泛種植對中國人口增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其引進的過程也頗具傳奇色彩。
番薯中的番，即是指外國或外族，一看就不是本土的存在，它在中國各地的名稱有多種，有叫山芋的，有叫紅薯的，有叫地瓜的等等，可能至少有十幾種，而我們四川絕大部分地區則是稱為紅苕。
在糧食欠收之時，是可以當主食食用的，現在還被譽為“長壽食品”，在我下鄉時，每年都會分得幾大揹簍，且極易儲存，通稱為雜糧，雖然主食是玉米，但每次煮那玉米碴糊糊時，總會放進幾塊紅苕一起食用，可以說這紅苕與我四年的下鄉生涯相始終，以至於現在一見到它，胃中的酸水便要翻將了上來。
說它的引進過程傳奇，是因為這紅苕因適應力強，產量大，最適合那些地力貧瘠的區域種植，有了它保底，基本可以保證不被餓死，當年這種被視為奇貨的紅苕被西班牙人帶到菲律賓及周邊國家後，大受歡迎，立即被廣泛推廣和種植。
這西班牙人也壞，知道這紅苕對中國的意義，所以“禁不令出境”，自16世紀中葉開始，國人對這一神奇物種是一無所知，即使有很多來自明朝的“南洋客”識得此物，但也無法帶回國，而晚明的天災人禍，使得大明朝的民眾在饑饉中苦苦掙扎。
關於紅苕被引進中國的說法很多，一說是由葡萄牙人從美洲傳到緬甸，後來傳入中國雲南；二是葡萄牙人先傳到越南，由廣東東莞人陳益或廣東湛江人林懷蘭帶回。
但主流說法是將其功勳歸福建陳振龍，正是這位明代的秀才，冒著生命危險從南洋將其帶回，中國方才有這紅苕的種植。
據清人筆記記載，陳振龍是明代人，自幼研習經史，很早便考中秀才，後來據說是厭倦了科舉便下海經商，後隨一眾商人去了菲律賓呂宋島，成為一名儒商。
我覺得厭倦科舉怕是託辭，久考不中方是正解，一名中了秀才之人，如何會輕易地放棄，若不是在鄉試中屢屢碰壁，誰又捨得放棄這唯一的上升之路。
在呂宋島經商時，陳振龍發現當地普種番薯，耐旱易活，產量極大，生熟皆可食，“六益八利，功同五穀”，便有意將其帶回國內，為躲避西班牙人的檢查，將藤苗編入船上使用的繩索中，成功將其偷運國，並在家鄉種植成功，時間是大明萬曆21年，陳振龍時年50歲。
其實，誰將此帶回國內並不重要，關鍵是要將其培育成功，並透過相關渠道推廣，讓廣大民眾真正瞭解它的可行性及對民生的重要性，透過廣泛又大面積的種植，才能使民眾真正受益。
記得當年辣椒傳入中國後，很長時間內並不是作為食材，人們並未認識其功用，而是將其當作觀賞植物，類似花卉一般地供人欣賞，也是先在江浙一帶植根，慢慢才有人食用，最後才在我們四川得以發揚光大，所以，誰帶回的並不重要。
陳振龍之所以被歷史記住，正是因為他不僅深知這番薯的經濟價值，更是不遺餘力地進行推廣，他不但帶回了這根藤，而且在將其薦之於官府，在當時福建巡撫金學曾的支援下，讓民眾知道這寶貝“可充穀食之半，自是磽确之地遍行栽播。”
自古民眾是認官府的，金學曾推廣番薯時是明萬曆年間，並著有中國第一部番薯的專著《金薯傳習略》，幫助轄區人民渡過了一次很嚴重的饑荒，民眾對此是感恩不盡，於是便將這番薯喚作“金薯”，
後來大科學家徐光啟將其編入他的《農政全書》，先在淞滬一帶試種成功，還創造性地發明了地窖儲藏法，後來又逐漸推廣到黃河流域。
但是，由於當時明朝各級政府疲於應付李自成起義及遼東戰事，並未認識番薯對民生的重要性，所以，番薯的傳播僅限於民間自發地影響和傳授。
真正開始大規模種植並活命億兆人，還要歸於清人入關以後，當時經明末及江南戰亂之後，大量田地荒蕪，民不果腹，人口急劇下降，甚至很多地區出現了“無民可治”的狀況，清政府敏銳地察覺到番薯於民生的巨大功用後，果斷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廣，成為中國糧食作物中的一個重要品種。
這一政策帶來的結果就是人口數量猛增，很快便突破上億大關，繼而又急劇增至三億，在人口的大爆炸的過程中，番薯是起著關鍵的作用，史籍記載，荒年時，“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絕對不是誇大之語。
所以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有很多人就直接將“康乾盛世”稱之為“紅薯盛世”，儘管稍嫌偏頗，卻也是有些道理的。
陳振龍冒死偷回一根藤，澤被華夏盛行民自是功不可沒，但金學曾推廣種植之業績，也是萬民景仰的不世之功，於是很多地方自發修建亭閣祠堂以示感恩之情，如報功祠、先薯祠等等，可惜後來均毀於戰火。
“引薯乎遙迢德臻媽祖，救民於饑饉功比神農”，這是由福建人民於1957年建立的先薯亭上的一副楹聯，就是對二位深切地緬懷，將二人的功績比之媽祖和神農，可見人們的讚譽之高，比之當今人民懷念“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是一點也不差的。
郭沫若先生曾有《滿江紅》詞雲，“挾入閩藤籃試密航，歸來閩海勤耕植”，說的就是陳振龍冒險引種番薯之事，他亦稱讚陳振龍“此功勳當得比神農。”
眾所周知，大明王朝表面上是亡於滿人之手，但實際上亡國的真正原因是亡於李自成起義，他一個下崗的驛卒，為何會一呼百應，嘯傲中原，糜爛四方，原因就是當年適逢天災，民不聊生，餓殍遍野，流民四竄，他登高一呼遂成燎原之勢，直接將明王朝推向了萬劫不復之深淵。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滿人乘虛而入，定鼎中原，血洗江南，篡我華夏數百年江山，如果大明王朝能早些推廣番薯的種植，至少能讓生民活命，也不至於百萬之眾隨李闖豚突四方，大明朝兩面受敵，要讓那幾個滿韃子靠武力打入關內，那怕是沒個幾十年是萬萬打不進來的。
如今的中國，國富民強，番薯早已退出主食的舞臺，“小民賴之”的現象已不復存在，僅作為副食或菜餚出現在人們的餐桌上，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陳振龍，他的功勞吾輩當以銘記，而不能“此功勳，當得比神農，人誰識？”讓陳振龍的事蹟湮沒而無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