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魏晉南北朝，或許很多人會想到“風骨”二字。一部《世說新語》，也道盡了無數名士風流。但拋開這個風骨而言，這個時代又是極為重要的。其對後世的影響，要遠超五代十國等亂世。
著名學者何茲全教授甚至認為：
中國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便是在漢魏之際完成的。顯然，這是一個殘酷的轉變，但它才是歷史的真實寫照。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時代也湧現出了許多“特色”潮流，除唐人標榜的“風骨”之外，這一時期的養生，便顯得尤為亮眼，因為它的發展與壯大，其實是一種時代特徵背景下的產物。
說起中國人愛養生、會養生，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是清晨破曉時的太極劍，還是傍晚時分的廣場舞，我們總能看到國人對於養生的追求。當然反對之人其實也不在少數，認為這是
“吃飽了撐的”。
雖然這種觀點不對，但它卻反映了一種當今時代下的主流思想：
養生這玩意，是在衣食無憂的條件下才去做的。
中國養生熱潮之所以興起，也是因為國民基礎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才有了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
這個邏輯，似乎符合每個時代的發展趨向，但偏偏，它不適用於魏晉南北朝這個奇葩的時代。因為在這個亂世期間，人們對於養生的追求反而更加渴望，甚至有無所不用其極的表現。
社會思潮如此，必定是與時代特徵有關，那麼這個亂世下的時代特徵，又對人們的養生思潮，起了哪些推動性作用呢？
（一）天災人禍下的消極影響
從古至今，中國人面對絕境下的勇氣，都是令人驚訝的。遠古時期的初民，面對各種未知恐懼，尚且能想象出圖騰，來增加自己生存的信心；更別提，在思潮興起的魏晉時代了。
這是一個亂世，長達數百年的亂世。從黃巾起義開始，到三國鼎立，再到南北割據，最後到隋朝一統。這數百年間，唯有二十一年光景（即280年西晉滅吳到301年八王之亂）是統一時期的，但與長期而又深層的分裂局面來說，二十年也不足以讓百姓恢復到休養生息的小農經濟社會。
天災、人禍、戰爭、疫病，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並不斷形成惡性迴圈，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如魏景初元年（237年九月），
“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
又如東晉鹹康元年（335年六月），
“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鬥值五百，人有相鬻者。”
天災導致饑荒、戰爭讓屍體遍佈江河田野，導致衛生環境愈發惡劣，進而引起瘟疫橫行，再次加劇了對於生命的威脅。用曹操《蒿里行》中的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來形容，也絲毫不誇張。
在這個時代，上到皇親貴胄，下到普通百姓，沒有一個人能確保自己的生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人們對於自身生命的關注，達到了最高點。這種心理情況，讓世人對於生命的養護也愈發重視。
這種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對於傳統的道德倫理。比較有代表性的，當屬張角創立的太平道。
出身於河北鉅鹿的張角，並非是豪族，也絕不是醫學名家，但他的確擁有著無與倫比的號召力，以致於張角振臂一呼，天下各州郡的百姓，無不爭先相應。
何至於此？簡單來說，張角的“洗腦”工作十分到位，而他利用的，正是百姓對於生存的渴望。在瘟疫、災荒橫行之際，張角派出弟子行走八方，一邊用符水為百姓免費治病，一邊又宣揚太平道的
“羽化昇仙”
之說。
在水深火熱的亂世之中，張角描繪的一幅仙家景象，無疑是最吸引百姓加入的。因為現實的殘酷，讓他們不得不去追求這種看似虛無縹緲的東西。而這，便為魏晉養生思潮的興起埋下了伏筆。因為養生學說的來源之一，便是太平道所屬的道教。
（二）門閥世族帶來的“名人效應”
魏晉時期，豪門世族崛起，掌控了社會九成九的話語權。因此他們的喜好，是足以扭轉社會風向的，比如曹魏名士何晏。
何晏這個人，沒多大本事，但他的地位卻很高。他是漢末大將軍何進的孫子，也是曹操的養子，更是公主的駙馬。這種人在名士圈子裡，是十分受歡迎的。按《三國志》記載來看：
何晏本就容貌過人，再加上他常年嗑藥，把“五石散”當飯一樣吃，於是顯得他的臉色十分蒼白。
在此之前，只有女人才會化妝，而且多為紅妝為主；但因為何晏的“背書”，導致不少男子紛紛效仿起何晏，開始在臉上化白妝。他們一般將大米研磨成粉，然後配合其他礦物質製成“粉底”，然後塗抹在臉上。一時間，白妝反而成為了社會主流。
白妝興起，絕非個例；與之類似的，還有在身上養蝨子、袒露胸懷等奇葩行為。而這些社會風俗，也都是門閥世族率先開始的。
作為社會的掌權階層，門閥世族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有著很強的話語權；而隨著地位的鞏固，他們又將話語權延伸到了文化事業。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文學的正式概念，也湧現出了很多的雜學。
這些思想潮流，都促使了養生思潮的進一步發展：
其一，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一批人，熱衷於音樂養生，主張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從而讓身體更容易適應生活；
其二，魏晉玄學的興起，也讓大多數名士紛紛迷戀上了“嗑藥”，以何晏、葛洪為代表的一批人，希望透過煉丹來達到長生；
其三，在經歷過漢末動亂之後，越來越多的名士開始追求個性的解放，他們相信自我的價值，也相信審美的趣味，因此不惜花費大量財力、物力來促進養生事業的發展。
此時的社會，彷彿進入到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儒家不再佔據統治地位，因此傳統的思想得到解放，道家、釋家發展迅猛；新興的文學、玄學、科學、音樂也如雨後春筍般湧出。
在這種多元形態下的思想運動中，名士追求的養生，自然成為了一種新型的“領頭羊”，它不僅是一種醫學上的進步，還代表了思想上的融合與發展。也正是在這時，養生的思潮脫胎換骨，成了一門真真正正具有大學問的學術。
（三）民族融合的多元化發展
在中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民族融合階段的重要時期。以三國為例，中原地區與外族之間的融合，始終在進行：
曹魏的對手有鮮卑、烏桓、匈奴等部落，曹操之子曹彰曾奉命北征，並降服鮮卑、烏桓二部，促使他們向曹魏稱臣；
孫吳境內，有山越遺民，比如以“民多果勁”而著稱的丹陽兵，便是山越人的代表，此外還有交州等地的蠻夷，也在孫權的治理下，逐漸融入了江南；
至於蜀漢，主要便是羌族、南蠻了，劉備去世後的第二年，諸葛亮親率大軍深入到不毛之地，終於平定南蠻，並挑選其中精銳數千，組建了一支赫赫有名的無當飛軍。
到東晉十六國時，人口遷徙現象加劇，各地少數民族與中原百姓的融合進一步加深。在漢、胡雜居的背景之下，民族隔閡逐漸淡化，不僅加劇了文化、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養生文化。
一方面，漢族的養生思潮流入到少數民族，徹底改變了他們過去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獨有的一些養生傳統，也在融合過程中流入到中原，從而為養生思潮奠定了新的要素。
（四）區域經濟的小範圍跨步
再回到文章開頭：
生活質量的提高，可以提高人們對於養生的追求。這一點，同樣適用於魏晉南北朝。
儘管，它是一個亂世，但從區域性來看，仍有一些小範圍內地區因為短期處在穩定發展之中，從而推動了養生思潮的進步。
比如，曹操擊敗袁紹之後，在北方大力推行屯田，進而讓整個北方的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又如孫權治理下江南地區，是很少遭遇刀兵之災的，在西晉滅亡之後，這裡也先後成為東晉、南朝的樂土。
而南北朝對立時期，大量北方人口南下，勞動力的增加，便意味著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在全國經濟中心南移速度飛增的前提下，南方地區的經濟迎來了小規模的爆發式增長。
以上這些小規模的區域性繁榮，無疑為養生文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和物質基礎。甚至可以說，倘若沒有這些區域經濟的繁榮積累，養生文化即便得到了文化加長、民族融合與名人“背書”，也將如“空中閣樓”一般，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飛速進步。
（五）餘論
當然，除了以上關於魏晉時代特徵的影響外，養生文化的繁榮，也自然離不開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的積累。在魏晉之前，儒家、道家、墨家、醫家對於養生，都有不同的見解。
如《莊子》中的“養生主”一篇，便主張
“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又如墨家墨子，代表了普通百姓的養生觀，諸如
“起居安穩、飲食有節”
等思想，同樣對後世的養生文化帶來了深遠影響。
此外，還有醫家名篇《黃帝內經》、雜家著作《呂氏春秋》等，都為養生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比如《黃帝內經》中的
“陰陽四時者，萬物之始終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
便為魏晉時期的音樂養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到了兩漢時期，養生文化也在不斷髮展，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說，劉安也在《淮南子》中倡導
“靜漠者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所居”
的觀點。
至於後來的華佗、張仲景，也為養生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小貢獻。華佗自創的五禽戲，更是將養生給“具現”出來，讓其走進了千家萬戶，成為人人熱衷的健身活動。
參考文獻：《莊子》、《黃帝內經》、《淮南子》、《漢書》、《三國志》、《魏晉南北朝養生文化研究》、《魏晉南北朝養生學術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