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繼位以來，朝政愈加腐敗。特別是從元符三年三月，向太后以四月初一將有日蝕為由，下詔求直言，這實際上是向保守派官員發出的號召，保守派官員紛紛上書指斥紹聖之政，雖也有改革派官員肯定紹聖之政，但人數不多當崇寧元年七月蔡京任右相後，八月即禁止司馬光等二十一人的子弟在京做官，徽宗還證實：“哲宗立時，奸臣誠有異意”，年幼的哲宗“所須衣物，或哲宗自買”；“（哲宗）閣中飲食，皆陶器而已”，以此作為對保守派鎮壓的訊號。九月，將元祐時和元符三年當政的文彥博、司馬光、蘇軾、秦觀、張士良和王獻可等文武官員及一些宦官共一百二十人，編為黨籍，徽宗親書後刻石於文德殿前正南門“端禮門”。

隨後公佈元符三年上書人，將稱頌改革者列為正等（分上、中、下蘭級），共四十一人；而將反對新法者列為邪等（分為上、中、下及邪上尤甚四級），共五百四十一人，列人正等者升官重用，列入邪等者受到貶、降免官的處分。崇寧三年，又將元祐、元符當政及上書邪等諸人合併刪節為元祐黨籍，蔡京還將他所打擊的改革派人士，以“為臣不忠”的名義，“並依元祐系籍人”待遇，如著名改革派章惇、曾布等十餘人列為籍，共三百零九人，徽宗親書後刻石“置於文德殿門（端禮門）之東壁”；又詔蔡“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作為主要的打擊物件。

昏君徽宗早已將元符三年初曾布所立定策功拋到九霄雲外，曾布終於為擁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徽宗而自食惡果，不僅名列黨籍，還被流放到嶺南。蔡京對宦官童貫向徽宗薦引自己，卻是銘記在心。崇寧元年末起用原湟州（今青海樂都南）知州王厚（王韶之子），次年正月任命王厚為權發遣河州兼洮（今甘肅臨潭）西沿邊安撫使，重新開拓河湟地區。蔡京就推薦當時還是小宦官的童貫到河湟地區任走馬承受公事，以便立功於邊疆而獲不次升遷。隨著王厚軍事上的勝利，童貫的官職也不斷越級升遷，只經過兩年，到崇寧四年正月，已升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成為西北地區最高軍政長官。

蔡京父子引導徽宗盡情享樂，並說：“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原）圓亦，立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還告訴徽宗：“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倡豐、亨、豫、大之說，誘導徽宗大肆揮霍錢財，廣興土木。崇寧三年，徽宗採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造九鼎以象徵九州，又建九成宮以奉安九鼎。接著修造規模宏大的“明堂”作為舉行大典的會堂；大“修方澤”，作為祭地的場所。宋徽宗崇尚道教，又大修道觀政和三年（11年）在宮城北興建略小於原皇宮的延福宮；政和七年又在東北修建規模更大的“艮嶽”，稱為華陽宮直至北宋滅亡，修建工程還未完成。

同時，為了供應宮廷園林的需要，在兩浙地區大肆搜尋奇花怪石，在蘇州設立應奉局由蘇州富商朱衝之子朱勔主持。朱勔由於得到蔡京、童貫的重用，狐假虎威，為霸一方，兩浙地區的地方長官大多奔走於朱勔門下，因此蘇州應奉局被稱為“小朝廷”。他們乘搜尋花、石之際，敲詐勒索，蒐括民財，還以奇花異石巴結權貴。這些蒐集來的花石都作為貢品用運糧的船隻裝運，每十船組成“綱”，經運河、淮河、汴河運往京城，稱為“花石綱”。兩浙地區許多民戶因此家破人亡，民怨沸騰，成為宣和二年（1120年）方臘起義的導火線。

宦官童貫掌握兵權在外，在內受到徽宗寵信的宦官是梁師成，主要負責傳宣徽宗詔旨，“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仿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權傾中外，被人稱為“隱相”，“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實不能文”的宦官梁師成，竟然在大觀三年（1109年）也能高中進士甲科，可見徽宗、蔡京集團統治下的北宋王朝已經十分腐敗。

崇寧二年才中進士的王蒲，由於與左相何執中之子同事而得到不次升遷；繼又以吹捧致的故相蔡京，因而在蔡京以太師總治三省事後受到重用；後又投靠大宦官梁師成，“父事梁師成，稱為恩府先生”。重和元年（118年）正月升任執政，次年（宣和元年，119年）正月又升為少宰（次相），因原階官（寄祿官）太低，連升八階為特進，這是北宋開國以來所未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