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自號道鄉，稱道鄉居士。鄒浩生於北宋仁宗嘉祐五年，卒於政和元年，歷神宗、哲宗、徽宗五朝。鄒浩二十三歲步入仕途。
神宗時期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繼位。為了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他即位後便下詔廣開言路，立志要改革內政。起用王安石，開始熙寧變法，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改革，對兩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鄒浩中進士第，任蘇州吳縣主簿，從此步入仕途。元豐七年（1084）直到元祐二年（1087），鄒浩一直任揚州（今江蘇揚州）州學教授。
揚州自古重視講學，學者“旦暮講習”。但是，鄒浩到任時，揚州講學卻已大不如前。鄒浩到任後一直希望能振興教育，以便“化民成俗”。元豐八年（1085），王安禮由江寧府移鎮揚州，鄒浩希望王安禮能“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魯僖蜀文之盛”。元祐二年（1087），蒲宗孟由亳州移鎮揚州，鄒浩亦上書，希望蒲宗孟重視教育，振興揚州的學校。
元祐四年（1089），鄒浩除潁昌（今河南許昌）府學教授，仍然非常關心教育，對科舉考試提出自己的見解，指出科舉考試應包括經術、詞賦等，而不能偏於任何一方。並且針砭時弊地指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
後來，此觀點得到宋哲宗及曾布的讚賞，並依據此，被哲宗親擢為右正言。鄒浩在揚州、潁昌和襄州等地任職期間，亦喜歡結交朋友，“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而必欲收而取之”。所以，“士有不遠千里，鼓篋而至者，踵門問道無虛席”。鄒浩“闢館居之，膳羞之事，取居於家”。
直到紹聖三年（1096）二月，鄒浩因父病，解官回家，鄒浩一直都在地方任職。鄒浩認為一個地方人民的風俗教化都與教育有關，所以他每到一處，必關心當地的學校建設，以培育人才為己任。
哲宗時期
元符元年（1098）九月，鄒浩被宋哲宗親擢為任右正言。因為鄒浩“亦言在上者好惡不同”，且出言往往“誠中今日之病”，所以深得人心，眾人“聞鄒浩諫官，皆協公議”。臺諫作為皇帝的耳目，其主要目的是擴大皇帝的視聽，行使對宰相及百官的監督和約束權。鄒浩轉入中央任職，有了更多發表言論、參與政事的機會。
臺諫官既有諫諍君主、監察中央和地方百官的職能，而且還有參加朝政和議定法制的權利。但同時，臺諫官也因此隨時會得罪百官，甚至會連累親友。鄒浩在被任命為右正言時，也有過如此的擔憂，因怕連累老母，欲推辭。在母親的極力支援下，鄒浩才進入臺諫機構。鄒浩認為“天下之事可論者雖多，然其本源悉在於朝廷之上。”
他請求哲宗廣開言路，誠心納諫，重視臺諫官的作用，才能使“君臣之情通然後足以隆四海之治”，使“使四方萬里之遠無以異於一堂之上”。早選備臺諫官，才能“言路不至久闕，相與盡忠獻納，少助陛下博覽兼聽之意”。並且認為應該牽復紹聖以來因上言不當被降職的言官，否則“恐中人以下因此以言為戒”，不能“以言廢人”，應該鼓勵“天下敢言之氣”。
百官要同心同德，不能相互指責。對朝廷百官的過失，鄒浩也不放過。他三論陸師閔“虛奏功賞，保明不實，情涉欺罔”。
鄒浩不僅關心政治，對一些經濟政策，也提出自己的見解。元符二年（1099），因追復舊法，擴大了置水磨的地域，鄒浩認為“恐歲月之後，遂遍天下，而茶商衣食之源，盡為本司（水磨）所摧，不得措其手足，其弊可勝言哉！”，充分考慮了茶商的利益；同年鄒浩即奏有官員對丁鹽錢“止陳其利而隱其害”，而實際是民力不堪，從而使民失“仁聖”之意，懇請聖上體恤民情。
軍事邊防上，鄒浩也曾進言。鄒浩認為不能因為一時之功而放鬆警惕。否則，可能前功盡棄。鄒浩職在言官，對政治、經濟、軍事等，都對哲宗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嘉言入告，無不從者”，得到宋哲宗的賞識和信任，也贏得了時人的愛戴和尊敬。
徽宗時期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繼位，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保守派的官員則相繼被召回朝，鄒浩拜為右正言，陳瓘為左正言，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鄒浩、陳瓘和龔夬以臺諫為陣地，接連對章惇、蔡卞、蔡京等新黨成員大肆彈劾和攻擊，先後迫使他們被排斥在中央權力核心之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黨的整體實力。
宋徽宗即位之初，曾下詔求直言，讓臣僚指責時弊，批評朝政。作為言官的鄒浩也多次上書，陳述自己的觀點。
在《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疏》中，鄒浩認為“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裁減皇太后園陵浮費”一事，雖然言辭狂謬，應當懲戒，但是，也不能責罰太重。太學生張寅亮僅為一介布衣，所以“止殿一舉，誠不為過”。
如果“自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聖政所當深慮者也”。這才是最重要的。既然要誠心納諫，就要讓大臣暢所欲言，甚至是錯誤的言論、過激的言論，都不要進行過多的責罰。否則，誰還敢上疏言事？誰還敢提出真誠的建議？虛懷納諫對皇帝來說，要真正做到太難。
鄒浩從長遠考慮，又上徽宗《乞至誠終始納諫疏》，勸宋徽宗對所上之書，應分類處理，不能使上章最後淪為一紙空言。鄒浩擔心宋徽宗的至誠納諫僅僅是曇花一現，事實證明，鄒浩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宋徽宗至誠納諫，僅僅堅持了半年多的時間。
於是，鄒浩再次上疏，勸諫宋徽宗應該“終始納諫”，可宋徽宗對納諫已經失去了耐心，對鄒浩原來的勸諫已經拋之腦後。除此之外，他還堅持勸宋徽宗虛心好學。
崇寧元年（1102），蔡京與宋徽宗一起著手編類元祐黨籍。蔡京大肆排除異己，元符末年於北宋政壇特別活躍的鄒浩自然難逃厄運。鄒浩於崇寧元年（1102），二次上疏請求外補。在此年夏天，鄒浩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兼管內勸農使。雖然鄒浩遠離中央，但是蔡京仍沒有放過鄒浩。
徽宗即位之初，鄒浩詔為右正言。宋徽宗對鄒浩冒死諫立劉後之事，早有耳聞，對鄒浩此舉甚為欽佩。於是詢問鄒浩：“諫草安在？”鄒浩如實回答：“焚之也。”
蔡京之黨串通當時的劉後，利用鄒浩之草稿不復存在之事，陷害鄒浩，使其黨羽上鄒浩之偽疏。通篇都是攻擊性的語言，把哲宗與桀、紂及幽王相提並論，並且認為劉氏是“殺卓氏而奪之子”，充滿對章惇、劉後甚至宋哲宗的憤恨。
徽宗看後果然大怒，崇寧元年（1102）閏六月辛未，被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此事可謂蔡京一手操縱。人證、物證俱在，鄒浩有口難辨。蔡京之流並沒有因此罷手。崇寧二年（1103）正月，因為孟皇后再次被廢，殿中侍御史石豫再次提到鄒浩曾反對立劉皇后之事，於是，鄒浩第二次被除名，昭州居住。
早在向太后垂簾之時，劉後聽說鄒浩草稿已焚，就曾上疏向太后，誣告鄒浩。但向太后沒有理會。而此時，向太后已去世，宋徽宗也開始“崇寧”，蔡京當政。蔡京素來交結內侍，造出偽疏，自然不是件難事。
鄒浩被貶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向太后去世，舊黨已失去了靠山。宋徽宗態度已經發生轉變。蔡京當政，大肆打壓舊黨。鄒浩被貶，看似是蔡京與鄒浩的個人恩怨，實際上反映了新舊黨爭的鬥爭情況。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舊黨有了靠山，這時期舊黨的活動活躍；向太后去世，新黨重新掌握主動，孟皇后再次被廢，劉後得勢，鄒浩被貶也在情理之中。
結語
鄒浩在昭州，遠離家鄉和親人，又是被人陷害，心中的苦悶不言而喻。鄒浩總感覺是“風裡孤蓬水上萍”。但是人又不能總生活在壓抑中，如何超越苦悶？釋家悲生而求出世，以出世為解脫。所以鄒浩選擇了入佛。
在昭州，鄒浩沒有了政治上的傾軋，更能靜心修佛。正是這種坦然的心態，才使他熬過了自己人生中最艱難的歲月，“守的雲開見日出”，鄒浩終於離開昭州，回到家鄉。但鄒浩給昭州人民對卻留下了深深的懷念。感應泉、侍郎井、鄒侍郎祠堂、五賢祠、三賢祠等名勝的保留，都體現了昭州人民對鄒浩的深深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