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長城而展開的北緯四十度，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織，安居樂業；在它的北方，飛馬馳騁，自由奔放；隔著這條地理帶，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著對方，想象著對方，加入著對方。
北緯四十度又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從公元前300年的趙武靈王到17世紀尾聲的康熙皇帝，從漢人到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一幕幕歷史大戲在這條地理帶上輪番上演。
北緯四十度更是一個世界性概念，如果你的目光可以越過城牆望向更綿長的緯線，就能在這條地理帶上“看見中國、看見世界”。
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北緯四十度》是第一部圍繞這條地理帶進行探索的文化大散文。學者、文學批評家陳福民用現場的行走、史料的爬梳與文學的想象，反覆抵達這條地理帶，行雲流水般的文字背後，是他對歷史的關切、對當下的反思。
《北緯四十度》作者陳福民
從長城到緯線
「從某種角度來說，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乃至遭遇的挫折，都和北緯四十度有關」
上書房：
《北緯四十度》全書11章，既描述了趙武靈王、漢帝劉邦、飛將軍李廣、王昭君、孝文帝拓跋宏、蕭太后、安祿山等諸多歷史人物，又在對“右北平”的“遙想”中完成了對這一消失於歷史中的“故鄉”的摹寫，但是，最終書名既未落在人物上，也未落在“右北平”上，而以一條北緯四十度的地理線總攬全書。您怎麼會關注到這條地理線的？
陳福民：
“右北平”是我的故鄉。自安史之亂劃界，中原文明向西的推進變得越來越弱，甚至越來越後退，直到近代，“右北平”從“東蒙”變成了“熱河”，又被分給了遼寧、內蒙古、河北三個省區。我生長於河北承德，父親是遼寧朝陽人，母親是內蒙古赤峰人，一家分屬三省，但其實本來是一個地方——“右北平”。
對家鄉的童年記憶當然很重要，但還不構成我寫這書的全部原因。其實我最開始關注的是長城，我是因為長城才關注到這條特別的地理線的。我讀大學那會兒，放假回家有機會去內蒙古，見過一段燕長城。與聲名顯赫、遊人如織的明長城相比，燕長城是破敗的，看起來就是一些土堆。當人家告訴我這也是長城的時候，我相當詫異和迷惘，於是我不斷地去了解長城。我大學畢業那兩年，有人從山海關到嘉峪關，徒步走完了明長城，我對他崇拜到自己也很想去走一遭，可是我知道我是走不了的，所以那時候我更多的是在地圖上“走”長城。
但一段時間內我受到時尚輿論的影響，對長城持有一些鸚鵡學舌式的負面看法，視其為保守文化的象徵。隨著對長城瞭解的深入，我越來越覺得長城並不如人們一貫所說的那麼簡單。從燕長城、秦長城、漢長城到明長城，幾乎所有的朝代都在築長城，隔著長城，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對峙了2000年，發生了多少幕歷史大戲？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又非常複雜的事件。不是一方打長城、一方修長城這麼簡單，也不能用保守還是開放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解釋。
這些長城大都位於北緯四十度這條地理線上，雖然不是全部，但偏也不會偏太多。這並不是巧合，長城之所以修在北緯四十度這條線上，是因為這個地方非常特殊，它是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的過渡帶與交界處。華北平原到了北緯四十度後，突然向北隆起，所以這裡也被稱為壩上。壩上地區不適合像南部那樣廣袤地耕種，不是中原的傳統定居區，而是遊牧民族馳騁的地方。從某種角度來說，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乃至遭遇的挫折，都和北緯四十度有關。
從長城到“北緯四十度”，可能給人某種簡單化的感覺，但我想不出比它更能概括這本書所討論內容的題目了。
民族競爭與融合
「華夏文明的發展不是單一血統、單一文化的發展，是在各民族競爭、融合中形成的」
上書房：
圍繞著北緯四十度，發生了許多歷史事件，您為何選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匈奴單于白登圍困漢高祖，衛青、霍去病擊退匈奴，昭君出塞，劉淵永嘉之亂，孝文帝遷都，安史之亂，燕雲十六州民族融合，土木之變這幾個事件？
陳福民：
這取決於書的立意，即呈現“民族競爭與融合”。中原定居的漢民族與北方遊牧的少數民族，圍繞著北緯四十度進行反覆的爭奪。北緯四十度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參與了數千年來南北雙方的摩擦和交流，也見證了中國古代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態的成型過程。
漢族與匈奴、突厥、鮮卑、契丹、蒙古人，一直到滿清人，纏鬥了2000年，最後融合，變成了中國人。今天，有些民族還存在，有些民族消失了，但真的消失了嗎？也許就存在你我的血統裡。如果你身邊有姓安的、姓康的人，那他大機率是粟特人的後代。書法宋四家“米黃蘇蔡”中的米芾，也是粟特人。
這就是北緯四十度特殊的魅力。北緯四十度並不是保守的、封閉的，為了生存而造成的民族競爭，最後實現的卻是民族融合。過去我們說得比較多的是北方少數民族學習中原文明，實際上我們漢族也從少數民族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我們現在穿的褲子，不是漢民族的創造，而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創造，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學來的。還有今天女孩子們穿的小短袖掐腰拋肩，是大唐宮廷向波斯人學習的結果。甚至我們今天在圓桌上吃飯，很大程度上也是跟少數民族學的。東漢以前，我們吃飯時“齊眉舉案”，是一人一案分開吃的，而遊牧民族一個部落獵到了一頭羊，他們會圍起來吃。
民族間因衝撞而至的交融，為廣義上的華夏民族做出了巨大貢獻。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時，在詔書中說“朕承元統”，也就是說，他承認忽必烈所建的元帝國是我們整個華夏民族共同的國家。
自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這一概念以來，我們看到和討論的多是衝突，卻不去看衝突裡面包含的融合。
上書房：
為什麼“民族競爭和融合”這一立意吸引了您？近年來確有一些突破漢本位歷史敘事的作品出版，但作者大都是少數民族，視角有其特殊性。
陳福民：
我是漢族人，我母親雖然有內蒙古背景，但我後來瞭解到，她的母親和祖母也都是漢人。
“右北平”長期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民風與中原地區很不一樣。可能是受其影響，我的性格比較相容。凡持有過於強烈的本民族立場的，都難以達到建立民族平等的文化場域的目的。
我認識到的事實是，華夏文明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單一血統、單一文化的發展，從來都是在各民族競爭、融合中形成的。華夏文明是一種包容度很高的文明，是一個大熔爐。北緯四十度是一個歷史事實，也是一個文化事實，我希望我的寫作可以達成在北緯四十度上“看見中國、看見世界”這樣一個目的。僅僅“看見中國”是不夠的，因為北緯四十度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當然，對我來說更緊要的是先儘量把中國的事搞明白，能做到這一點就非常不容易了。
上書房：
在您所寫的歷史人物中，您給予了趙武靈王和北魏孝文帝相當高的評價，是因為他們對異族文明採取了主動的姿態？
陳福民：
你說“主動”這兩個字非常準確，其他人大概是比較多地被動接受對方，只有這兩個人是主動地向對方學習。可惜的是，北魏孝文帝心太急、步子跨得太大了，最後以失敗告終。
還有“昭君出塞”和遼宋“澶淵之盟”，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民族和解的典型案例，是文明交往的另一種形態。以前對這兩件事有不少負面評價，但我認為這兩件事為雙方的百姓贏來了一段比較長的安穩日子，是積極有效的舉措。
文學的品性和知識的容貌
上書房：
聽說不同於您的其他創作，這本書花了您很多時間與精力。
陳福民：
我在這本書裡所處理的題材，歷史範圍跨度很大，從公元前300年的趙武靈王直至17世紀尾聲的康熙皇帝，每一個具體的話題都牽涉到繁巨的歷史容量。為此，我儘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與本書論題和人物故事相關的材料又摸了一遍，還包括各種斷代史、專業史、歷史理論及古人的筆記。每寫到一個具體的朝代，我不僅要看與之相關的“二十四史”著作，還特別要看當下最優秀的歷史學者與之相關的專著。比如寫安祿山這一章時，我就比較多地參考了北京大學歷史學院榮新江教授的著作。
這本書不僅歷史容量大，而且涉及多個領域，比如民族學、邊疆歷史學，甚至還關係到宗教學，我還閱讀了《中國疆域沿革史》。地理上的變遷尤其要當心，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我翻了無數遍，進行仔細的比對。比如，關於安祿山起兵叛唐、集結誓師的地點，歷史上是這麼記載的，“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眾”。那“薊城”究竟在哪裡？傳統說法一般指幽州（今北京西南郊），但在河北省薊縣（現已劃歸天津市管轄）廣泛流傳的說法是安祿山在薊縣獨樂寺誓師。經過實地考察並參照地方誌，我採信了後者。這個問題雖然無關宏旨，但整個寫作中遇到諸如此類的問題非常多，極為耗神。
上書房：
書中提到的地方，您都去過實地？
陳福民：
那些主要的歷史現場，我都去了實地，有些地方去了不止一次。這些旅程完全談不上“浪漫有趣”，很多時候是枯燥和艱難的。比如，北魏文明馮太后死後沒有進拓跋氏祖陵盛樂金陵，而是葬在平城（大同）東北30多公里的方山永固陵，孝文帝南伐遷都前，專門去永固陵拜謁辭行。我是在深冬季節去考察永固陵的，雪後未經硬化的山間道路非常泥濘，車開在盤山路上，隨時有滑落路基的風險。由於沒有“旅遊價值”，即便是當地人，也都不知道永固陵在哪兒。我是靠著導航一點點找到的。
總之，我寫這本書，始終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因為我假定這本書的第一讀者是歷史學家。我不能讓歷史學家說我史實有出入，說我用的史料不對。可能我最終沒有百分百達到這個標準，但至少我不能放棄這個標準。文學操持者應該要經受住歷史認知與真實性原則的考驗，應該尊重已有確切結論和考古支援的歷史真實。
上書房：
也就是說，您主動放棄了拿文學來做擋箭牌。作為一位知名文學批評家，您在文學批評界遊刃有餘，為什麼要去“自找麻煩”？
陳福民：
我做了30多年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對當代虛構文學開始有一些疲倦感，我指的不僅僅是小說類。當下，每年生產的虛構文學的量實在太多了，但要讀到真正有營養的東西卻比較難。一本書沒有營養而被生產出來，是很對不起讀者的。另一方面，一部分所謂的非虛構文學，又對歷史進行任意裁剪，使歷史真相被文學所覆蓋。文學的天地極為廣闊，與歷史相關的只是一小部分。僅就這一小部分而言，我希望出現這樣一種局面：歷史學家看歷史小說時能豎起大拇指說“好樣的”。這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
歷史學專著一直襬在那裡，但有能力觸及的人終是少數，我們也不能要求每位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有寫通俗讀本的願望，都有能把通俗讀本寫得非常好看的能力。解鈴還須繫鈴人，部分歷史真相是被文學所覆蓋的，那普及歷史真相的工作就應該由文學來承擔。
我希望自己建立起一種能夠與普通讀者相互溝通的“研究性”寫作，我希望能夠讓那些躺在典籍中的冷靜沉穩的知識活躍起來。這種寫作，它有一種文學的品性，有一副知識的容貌；同時，它能自由出入兩者之間，搖曳多姿。它不迎合，不討巧，靠“硬知識”和“軟寫作”而迎風矗立。
總之，我希望透過我的寫作，在歷史學領域為文學贏取她應有的光榮與尊重。這個話有點大也有點“放肆”，但我真的希望文學寫作在處理歷史材料時能保持敬畏。
讀歷史的態度
「這種非黑即白的歷史認知模式特別有害，它抹去了歷史的複雜性，過濾掉決定歷史動向的根本性因素，並且解構出了簡單的忠奸模式。這些狀況直到現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今人看問題的方式」
上書房：
書中您對飛將軍李廣的評價是最具顛覆性的，這位被司馬遷飽含深情地寫入《史記·李將軍列傳》的“子不遇時”的悲劇英雄，在您看來，武藝雖高，卻缺乏管理才能和軍事才能，政治意識也不夠，甚至心胸狹隘、濫殺無辜。您在理解司馬遷對李廣的同情帶有“深刻的自我遭遇投射感”的同時，也指出“太史公文學敘事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他的客觀”。您如何看待歷史與文學的關係？
陳福民：
文學和歷史的關係一言難盡。美國當代思想史家、歷史哲學家、文學批評家海登·懷特就認為，人不可能去找到“歷史”，因為那是業已逝去不可重現和復原的，而只能找到關於歷史的敘述，或僅僅找到被闡釋和編織過的“歷史”。我個人是不贊成以過度的“抒情”去幹擾歷史的表達的。我認為，文學在處理歷史題材時，不僅要遵循一般的生活真實，尤需遵循另一種真實———即已經有確切結論和考古支援的歷史真實。構成這種歷史真實的決定性元素，主要不是人性和道德，而是“知識”。
司馬遷確實是特別同情李廣的，在李廣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情懷。但是，如果說司馬遷犯了錯誤，他犯的也是代入感的錯誤，而不是史實的錯誤。我今天挑出來的李廣的毛病，並不是從其他地方看來的，恰恰是司馬遷在《李將軍列傳》裡明明白白寫著的。這就是司馬遷了不起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換個說法：因為我和司馬遷價值觀不同，所以，依據同樣的史實，我對李廣作出了不同的結論。
上書房：
既然您批評的不是司馬遷，那您在批評的是什麼？
陳福民：
我真正在追究的是我們讀歷史的態度。我希望我們能建立起與司馬遷對話的能力，而不是對他頂禮膜拜。司馬遷沒有錯，他可以對李廣充滿同情，說明他是人，不是機器，但他秉承史學家的良心，把事實都記錄下來了。是我們後人缺乏獨立的思考，全盤接受了他的立場。這是我在批評的東西。
中國的史學研究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通史很多，專門史很少。我們的史學專著，把帝王將相寫得活靈活現，但很少細緻記錄當時的生產條件、武器裝備是怎麼樣的，社會是怎麼執行的，也很少細緻記錄當地的地貌、氣候、風俗。比如我們前面說到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那胡服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引入胡服之前我們的漢服是什麼樣子的，是一模一樣地引入還是有所改良地引入，這些都是模糊的。再比如，中原的馬是什麼品種，北方遊牧民族的馬是什麼品種，有沒有雜交品種，雜交品種是什麼樣的，這些也都鮮有記載。總的來說，我們更習慣關注歷史人物，關注歷史人物的道德狀況，很少仔細察看經濟運作、器物技藝、地理氣候等影響歷史的物質層面的因素。
這就導致了我們的史觀容易以人的道德水準為標準，而我們中國的傳播歷史知識的慣常途徑，又加劇了這一點。自古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與寫作都發生在宮廷裡，都是官修歷史，極少流傳、影響到民間。民間的歷史知識大都來源於評書、戲曲，民間不讀或很少讀正史，限於受教育程度，能夠認真解讀正史的不過是一些士人舉子。民眾偏愛偏信各種民間傳說，而評書、戲曲等民間文藝形式往往喜歡把歷史事件的發生歸因於某個歷史人物，進一步把歷史人物簡單劃分成好和壞兩種。我覺得這種非黑即白的歷史認知模式特別有害，它抹去了歷史的複雜性，過濾掉決定歷史動向的根本性因素，並且解構出了簡單的忠奸模式。這些狀況直到現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今人看問題的方式。
《北緯四十度》
陳福民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欄目主編：顧學文
本文作者：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題圖來源：蔣迪雯 攝 《萬里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