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安史之亂，20歲的韋應物彷彿遭遇了滅頂之災。
他出身世家，高大英俊，15歲便成為唐玄宗的貼身侍衛，出入宮闈，隨侍左右。
彼時的盛唐，一派繁華富貴的盛世氣象。此時的他，不學無術，賭博酗酒，橫行鄉里，逍遙法外，天真地以為會安逸放浪地度過餘生。
“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一場兵荒馬亂驚醒了他的美夢，唐玄宗拋下文武大臣秘密入蜀，他如同棄子，被扔在了長安。
終於，20歲那年，韋應物開始認真思考人生，迅速給出了自救方案——讀書、寫詩。
俗話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此後三十餘年，韋應物完成了從“浪子”到“詩人”的華麗蛻變，他讓田園詩歌得到堅守與傳承，也留下了“盛唐最後一位大詩人”的傳奇故事。
韋應物，字義博，出生在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顯赫的韋氏家族。
韋氏在唐朝，官宦輩出，為關中望姓之首，“
城南韋杜，去天五尺
”說的就有他家。
李唐時代，韋氏家族輸送了16位宰相、2位皇后、8位駙馬、3位皇妃。
靠著家族的榮光，幼年無苦頭，少年無憂慮，韋應物的前途妥妥被安排好了。
14歲時，韋應物先是靠著祖蔭謀到宮中差事，次年，又靠顏值，“
少壯、肩膊齊、儀容整美
”，成為唐玄宗貼身侍衛。至此，他過著“
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
”的生活。
（來源：攝圖網）
這一干，就是風光的好幾年。
韋應物後來回憶稱，“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裡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提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痴。
”
——他橫行鄉里，遊手好閒，白天下棋取樂，晚上則潛入鄰里欺人妻女，窩藏殺人犯之類的事情更不在話下。說白了，此時的韋應物就是一個令鄉鄰深惡痛絕的“不良少年”。
17歲前後，他在太學在職深造，過上了“
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
”的生活，混文憑。然而他並不珍惜這個學習機會，依然遊手好閒，學業荒廢。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20歲時，長安陷落，唐玄宗倉皇出逃，然而並沒有帶上這個曾經的貼身侍衛。
眼見長安城破了，家道中落了，官職也丟了，沒有光環加持的韋應物憔悴落魄，只得避居鄉下。
面對一連串重大的打擊，韋應物覺醒了。在理想的幻滅和現實的雙重打擊下，他想到了讀書。彼時，他也領悟到“
讀書事已遲，把筆學題詩。
”這為他對過去的內省和未來的思考都至關重要，奠定了今後自救的模式：寫詩。
此時，韋應物剛剛21歲，年紀尚輕，天性聰穎，又有書香門第的深厚底蘊加持，在書海里實現了從“浪子”到“詩人”的完美蛻變，不久他便憑藉詩歌小有名氣。
雖然韋應物沒有考中進士，卻依然憑藉寫詩才華得到朝廷青睞。27歲那年，他再度入朝為官，任洛陽丞，開始了“歷官一十三政，三領大潘”的坎坷仕途。
27歲前，韋應物從來沒有離開過長安，即便長安發生劇變。對他來說，長安是獨一無二的，人生的起點在此，人生的絢爛在此，人生的災禍在此，人生的轉折也在此。
然而古代為官，遷徙比候鳥還頻繁。他再度入仕後，便開啟了全國各地奔波的歷程。
公元763年秋，他從長安出發，向東，直奔洛陽。韋應物的洛陽仕途並不順利。當時的洛陽飽受戰亂，民不聊生，“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他為官剛直，因懲辦不法軍士（整頓劫掠士兵）而遭到訴訟，便以病辭官，在此閒居幾年。
他的每一次任職都短暫，出仕-閒居-再出仕-再閒居。
公元779年，韋應物被調往櫟陽縣令（今西安市臨潼區），僅一個月，就因病辭職。除了健康原因外，自己的伯樂京兆尹（相當於首都市長）黎幹在年初時被賜死，加之三年前的喪妻之痛，讓他心力交瘁。
此刻，他感到脫離官場趣味多多，還勸好友學己棄官，一副天真爛漫的任性和尋求世外之道的灑脫，在《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體現的淋漓盡致：
公元782年，韋應物出任滁州刺史。首次擔任州郡長官，他走遍了這裡的山山水水，反覆調研、考察。
（來源：攝圖網）
在任後第二年的驚蟄節，滁州城西的農人忙著春耕，他在一旁獨自觀察，不吭聲、不擾民，把所見所聞所思寫成《觀田家》，為農民叫苦，為食俸祿者感到羞愧。
他一以貫之的“居官自省”，堅守了為仕者的良知。任上，滁州“州民自寡訟，養閒非政成”。任內，他還更加憂愁時局，愛民憐民，《寄李儋元錫》就展現了詩人一派仁者氣魄。
三年任職期滿，他留在滁州閒居，只因“歸無置錐地，家貧無舊業”。
公元788年秋，韋應物任蘇州刺史（從三品），作為第三次擔任州郡長官，他已能逐漸適應官場生活，經常與文人墨客在一起高談闊論。
他任期滿了之後，並沒有得到新任命。由於他做官兩袖清風，並沒有什麼積蓄，甚至連回長安等待朝廷任命的路費都湊不齊，只能留守蘇州。
而這一住，就是永別，不久客死蘇州。近在咫尺的杭州，他再也去不了了。
縱觀韋應物的仕途生涯，他一生輾轉多地，青年時，在長安，見證了大唐帝國的大繁榮與大衰敗；後又輾轉洛陽、滁州、蘇州，始終關心民生疾苦，造福一方。
他將對當地風土人情的所見所聞所思，匯結成一篇篇精彩的詩作。
在韋應物筆下，山水田園詩風得以延續，以長安、洛陽為代表的黃河文脈，以蘇州為代表的長江文脈得到傳承。
韋應物的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良知的堅守、對真理的執著。
安史之亂始，唐帝國一蹶不振。
經此戰亂，韋應物把題詩作為人生的志趣和最高追求，造詣深厚，留給今人近600首佳作。
作為唐詩革新者，有學者指出韋應物是唐代繼杜甫之後、元稹之前的新樂府詩歌的先驅詩人之一，以含有興諷意味的歌行體見長。
《長安道》《行路難》《相逢行》《橫塘行》《貴遊行》《酒肆行》為其中代表之作。
作為好酒之人，從少年輕狂到晚年落魄，他不僅飲酒，而且在詩歌裡大談酒文化，《酒肆行》就是他逛長安酒肆的場景：
韋應物的詩不僅記錄了他所生活的時代風貌，還為大唐的釀酒工藝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在韋應物生活的年代，戎州（今四川省宜賓市）有款由多種糧食釀造的佳釀——“重碧酒”，不僅是戎州的官方指定用酒，更穿越崇山峻嶺，遍佈於長安的大小酒肆。
“重碧酒”因醇厚香濃頗受文人青睞，詩聖杜甫便留下了“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的佳句。愛酒如斯的韋應物在長安居住時想必也嘗過“重碧酒”，在酒興酣暢時，揮毫留下了一首首傳揚後世的詩歌。正如重碧酒，穿越千年時光，經久不衰，成為如今享譽海內外的“大國濃香”五糧液。詩魂與酒韻，在相伴相映中熠熠生輝，流淌在華夏文化的血液中。
作為山水田園詩代表，韋詩景緻優美、感受深細，自成一格，後人以“王（維）孟（浩然）韋柳（宗元）”並稱。一首《滁州西澗》，寫景如畫，意味雋永，清峻秀朗，為山水詩的名篇，被後世稱許：
韋應物作為五言詩作者中的佼佼者，其一半的詩作都是五言體，被稱為“
五言長城
”。
白居易對此推崇有加，《與元九書》中指出：“
其（韋應物）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
五言詩，講究一氣流轉，情文互生，耐人尋味，經久不衰，韋應物的《簡盧陟》便是其一：
此刻，詩人身在淮南羈旅中，蹭蹬仕途。物轉星移，近年來，“
我有一瓢酒，足以慰平生
”紅極一時，撫慰了無數“996”人士的心靈。
《寄全椒山中道士》是韋詩中五言的佳作，恬淡自然，“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與陶詩“
賞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如出一轍，可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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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應物的詩歌宛若特寫鏡頭，把靈動的景緻、斑斕的色彩乃至微妙的聲音都記錄了下來，“
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
”“
漠漠帆米重，冥冥鳥去遲
”……復原了大自然轉瞬即逝的微妙動態。
韋詩自成一家，對前人有所繼承、革新，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近代學者高海夫指出，韋應物的五言詩既有陶淵明的平易自然，又有謝靈運的藻飾、精練，更有漢魏古詩的質實真淳，王維孟浩然的含蓄淡遠。
唐代，世家大族婚配，多重門第族望。韋氏一家，更注重詩書禮儀，躬讀家風很好。
於妻，他永不為負。韋妻元蘋，名門閨秀，16歲嫁韋家。她溫柔嫻淑，正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無論韋應物年少時多麼頑劣跋扈、安史之亂後家裡多麼落魄潦倒，她總是默默在他身邊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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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相守二十年，雖居無定所，但不離不棄，關鍵時候見真情。韋應物為官洛陽時，因處罰不法軍士而受辱，眼看他大發雷霆，要撂挑子不幹了，元蘋厲聲說道：“韋義博，你要幹什麼？要造反吶？”這才平息了一場風波。
然而，元蘋積勞成疾，去世時年僅36歲。
元蘋去世後，韋應物就像丟了魂魄，悔恨自己沒有給妻子添置一件像樣的衣服，埋怨自己這些年讓妻子一直寄宿在官舍，感慨自己不該把積蓄都花在喝酒、郊遊上了……所有的不該都印證在他親自撰寫的墓誌上，詞句至今感人至深：
“
……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複視……
”
後來，韋應物的生活，一邊無限思念夫人，留下多首懷念詩；一邊“既當爹又當媽”，撫育三個兒女。
於女，他慈愛滿眼。夫人去世，大女兒未成人，小女兒五歲，兒子不到週歲，韋應物後半生含辛茹苦。為女兒擇婿時，門第、才學與德行並重，即便這樣，他也一萬個不放心。
大女兒嫁給楊凌，好家庭、好兒郎。楊氏為‘仁義之府’”，《新唐書楊憑傳》記載：“
（楊憑）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
《送楊氏女》是他為大女兒出嫁而作，飽含為父的憂傷和不捨：
全詩120字，語言淺白平常，時過千年，讀起來，仍感人至深。明代袁宏道指出，“
讀此詩，公慈愛滿眼，可想可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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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子，他督促躬讀。韋慶復，韋應物之子，繼承父志躬身讀書，並博取功名，其墓誌記載：“少孤終喪，家貧甚……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舉進士及第。”
慶復夫人裴棣，出自河東（今山西）裴氏家族。生二子，長子早亡。她強忍失夫喪子之痛，日夜操勞，撫育幼子，考中進士，其人其品，與公婆元蘋如出一轍。
韋應物開創的讀書自救模式，在韋二代、韋三代均得到傳承，乃至後人競相模仿。在他那浪子回頭與清廉敬業的人生中，蘊含著一代詩人對人生堅韌不拔、充滿希冀的堅守。
執筆：張炳君
統籌：李耀威 閆梅
編輯：謝玥
監製：田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