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青銅器冶鑄技術，是我國科技史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個課題雖已有不少學者探討。

仍有若干疑難問題有待解決。這裡只能根據已有成果，試作簡單的概括。青銅器的製作過程，應該從青銅是怎樣生產的說起。

生產青銅，首先是從銅礦中提煉出銅，然後加入適量的錫（有時還有鉛），熔成合金。我國很早的時候就有了較大規模的銅礦開採。《尚書》中的《禹貢》曾記述一些地區以金（銅）入貢，如揚州、荊州所貢都有“惟金三品”。《山海經》和《管子》中都說到天下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座，反映了東周時的情況。

近年考古工作中已發現一些古銅礦，最著名的是湖北大冶銅綠山。這處礦冶遺址長2公里，寬1公里，已清理出幾百座豎井和近百條平巷，發現了大量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

在礦井附近有規模較大的鍊銅作坊，發現有煉爐，初步估計，光是煉渣就超過四十萬噸。

銅綠山古銅礦的時代，大約是從西周到漢。期學者推算，這裡先後生產的制約有十萬銅料冶煉出來之後，便送到鑄造青銅器的作坊中去。鑄銅作坊大多數不在銅礦及鍊銅作坊附近，因此銅錠必須經過有組織的運輸。

這種銅錠，在考古工作中曾發現過。

商周時期的鑄銅作坊，有的規模很大。例如河南安陽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兩處商代作勢達址，面積都在一萬平方米込上，平方北會這些遺址都發現有爐壁、煉渣、木炭、陶範以及殘存的青銅器等等。鑄銅時的熔銅裝置，以股墟為例，有大型的和小型的。大型的有直徑達1米左右的熔爐，如在苗圃北地所見，其爐壁內而已被燒熔，沾有木炭和銅渣。小型的則是種陶容器，俗稱“將軍盔”，其內壁燒熔得更為嚴重。這兩種裝置，都是將銅料和木炭相雜，放在裡面，然後鼓風燒熔。

在鄭州的商代前期遺址中發現一種陶大口尊，內壁燒熔並有銅渣，圖一 坩鍋顯然也是一種熔銅裝置。

（“將軍盔”）剖面圖熔化而得的銅水，就用來澆鑄。澆鑄青銅器要用範。已經發現的範，有商代以前的，如山西夏縣東下馮“東下馮型別”遺存中出土的四塊石範，是用以鑄造銅斧的。“東下馮型別”接近二里頭文化，有的學者主張是夏文化。石質的範，在商周時期仍有沿用。象江西清江吳城的商代遺址便出土了不少石範，其中製造禮器、兵器和工具的都有，是用紅砂質岩石刻成的。不過總的說來，用石範鑄造青銅器的是少數，多數還是用陶範。

製作陶範要經過制模、制型、合範這三道工序。制模是用泥塑成要鑄造的器形。在殷墟曾發現這種泥模，上有硃筆畫的花紋。

花紋的凹入部分用刀雕刻，凸起部分則用泥琢好貼在模上。泥模完成後烘乾，塗以油脂，用以制型。

制型是先在模外敷泥，隨後將模外敷的泥切割成若干部分，取下修飾燒烤，成為外範；同時按照所鑄器壁形狀的要求，製成內範。各地發現的陶範，相接處每每做出接榫或子母口；有的還劃有標記，以便在接合時對準位置。

有些範的內壁還塗有石墨粉之類的物質。最後是合範，就是把各範拼合在一起。內外範間夾以支釘，形成型腔。

拼好後，範外敷泥加固，做出灌注銅液的澆口和排出空氣的冒口，即可進行澆鑄。這樣的鑄造方法，稱為合範法。較大的範，還有用夯築做成的。殷墟苗圃北地發現有這樣製造的大範，長達1。2米，是用溼土層層夯打而成，做法很象後世的翻砂。我國的合範法鑄造技術十分發達，早在商代便能用來製作非常精細複雜的器物。以湖南寧鄉出土的四羊尊為例，尊腹四隅有突出的羊頭，上面有捲曲呈蝸形的羊角，器上還有好多繁複的扉稜和紋飾。

這樣細緻的青銅器，是用合範法分鑄而成的。所謂分鑄，是預先分別鑄出一定部件，再將這些部件插在範中，澆鑄時便聯為一體。上面說的四羊尊的卷角，就是預鑄的部件。鑄作形體龐大的青銅器，也要分鑄。例如現已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後母戊方鼎，其鼎耳就是分鑄的。

東周的有些青銅器，上面用另一種金屬鑲嵌。製造這種器物的方法之一，也是分鑄。

先鑄出將要嵌在器面上的紋飾，再將它巧妙地放置在範的型腔裡。

在山西侯馬的晉國鑄銅遺址中，曾見有預製紋飾的陶範。

青銅器上鑄出的文字，也是先在範上做好的。過去收藏家曾藏有一件西周期卣蓋的內範，上面有突起的兩行文字，即其例項。中國古代青銅器又有用失蠟法鑄造的。失蠟法是用蠟做成內模，古稱蠟樣。蠟樣可以做得極為精細，受熱後蠟即熔化流出，從而避免取模的困難。此法便於製造形狀複雜的器物。長期以來，學術界以為先秦沒有失蠟法。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出土一組盤尊，上有立體鏤空的蟠虺紋附飾，細得好似絲瓜絡子。經鑑定，確定此為失蠟法的標本。

這座墓是戰國早期的。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中又發現了一些用失蠟法鑄造的青銅器，時代為春秋晚期偏早。

可見失蠟法在我國也有悠久的傳統。現在我國還有少數技師精於失蠟法鑄造的工藝。附帶說一下，銅器不都是鑄造的。商代以前的早期銅器有冷鍛製成的，東周銅器有錘鍛成形的，不過其質料都是比較柔韌、易於延展的紅銅，而不是青銅。青銅器是一種珍貴文物。漢代人已知青銅器的寶貴。宋徽宗動機《宜和博古圖》後，在皇帝的推素和提倡之下，青銅器更成為珍異的收藏品，有的一件值幾十萬錢，其至百萬錢。

解放以前，如1924年。端方舊藏的·組酒器出售海外，代價是二十餘萬元。今天我們認為青銅器珍貴，自然不是看其價格，而是講其在科學和藝術上的研究價值。青銅器銘文，即所謂金文的重要意義，早為眾所周知。現已發現和著錄的金文數以萬計。其時代自商朝以迄兩漢，有不少是長篇銘文。

我們知道，古代典籍傳流到現在的不多，特別是商和西周的更少，金文正好補充文獻的不足。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傳世古籍由於經過長期傳抄遞刻，不可避免有一些改竄訛誤，引起種種爭論。

而金文保持原來面貌，使人們可以直接接觸古代的資訊，很多地方能夠對文獻起到印證和訂正的作用。

各時期金文內容繁多，對於歷史研究是非常豐富的寶藏。已有許多學者利用金文探索古代歷史和社會，取得優異的成果。一些重要金文，例如商紂時的“四祀邲其卣”記祭祀典禮；周武王時“利簋”記牧野之戰；成王時“皇方鼎”記周公東征薄姑；康王時“何尊”追述營建東都成周；大小“盂鼎”記對方國的征伐；昭王時“令簋”等記南伐楚荊；穆王時“班簋”記毛公伐東國；共王時“史牆盤”記周開國以來史事；厲王時“多友鼎”記對儼狁戰爭事蹟等等。

用前人的話來說，這些金文的價值足抵《尚書》一篇。還有不少金文，內容記載禮儀、制度、分封、冊命、土地轉讓、商賈貿易、法律訴訟等，也是十分珍貴的。有些金文，文字雖然較短，可是與其他金文聯絡研究，卻能揭示出重要史實，有助於認識當時的社會發展。

金文另一方面的價值，在於古文字學的研究。考察商代文字，自應以甲骨文為主。但甲骨文基本是卜辭，內容受占卜範圍的侷限，又是直接契刻在甲骨上的，結體與書寫文字畢竟有差異。

而商代金文是先書寫好、經刻琢制範後再澆鑄成的，比較接近書寫的風格。商代金文數量較多，可與甲骨文及其他文字材料互為補充。

研究西周和春秋時期文字，就必須依靠金文，因為這段歷史時期還沒有太多發現其他的文字材料。戰國秦漢的金文，在當時古文字材料中佔的比例雖不很大，但也有一定的特色。研究金文，不僅可以瞭解漢字如何發展演進，還能看到書法的流變。今天書法家不少人精於摹寫金文。除文字形體結構外，對研索古代的音韻、訓話、語法，金文也是不可缺的。

認為只有帶銘文的青銅器才重要，這是過去的一種偏見。由於這種偏見，歷史上曾有無數青銅器出土後被損毀，又造出了許許多多的偽器。

實際上，沒有文字的青銅器 也相當重要，在某種情況下和有字的一樣珍貴。絕大部分青銅器，不管是有字還是沒字。的，都是藝術品，是我國美術史上的瑰寶，是勞動人民心血的結晶。製作青銅器的匠師，是古代傑出的藝術家，遺憾的是，他們大多數只給我們留下了作品，而沒有留下姓名。

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青銅器，有的巨大龐偉，象著名的商代後母戊大鼎；有的小巧玲瓏，如一面銅鏡或一柄短劍。

這些青銅器年代不同，風格各異，其形制都是勻稱的，花紋都是調諧的，給人以美的感受。無怪乎國內外博物館、美術館都要以中國青銅器作為傑出的藝術品來陳列。

青銅器的紋飾，並不單純是美觀的圖案。細心觀察分析，不難體會紋飾是當時思想意識的曲折反映。從上古到周初盛行的饕餮紋，莊嚴肅穆。特別是商代器物上，於饕餮紋間加飾各種奇禽異獸，富於神秘氣息，顯然與當時的神話和崇拜有關。青銅器的神秘色彩，自西周中期以後逐漸減弱。

到春秋中晚期，新盛行的蟠螭紋已完全圖案化，再加上多種裝飾技術，使青銅器面目一新，表現出文化思想的新潮流。

戰國中期起盛行雲氣紋，則與新興的昇仙思想有關。由此可見，青銅器既有美術史的意義，又有思想文化史的價值。

至於青銅器冶鑄工藝在科學技術史上所處的地位，我們在前文中實際上已經作了回答。

在考古工作中，青銅器也有特殊意義。青銅器易於推定其絕對年代，人們對其又有較多的研究成果。因此，在遺址或墓葬的分期中常可用青銅器作為斷代的標尺，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是殘破的青銅器，有時也能發揮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