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寫作，我需要腳踏實地，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任何事情，我都必須把它放置在一個地方，以便賦予它生命。一旦它有了生命，我就要跟隨著它。這樣我就被領上了一條條我不知道的路。

跟我寫的東西有關的景物是我童年時代的土地。那是我記得的景物。是我生活過的那個村莊給了我寫作的氣氛。置身在那個地方，我覺得對那些不存在的或者也許存在的人物是熟悉的。

我非常懷念我的童年和小時候住過的地方。對那些年代的懷念永遠不會消失。後來，當你生活在現實中、面對生活時，我們會很不情願地看到，事情並非像你原來認為的那樣。你遇到的是另一種現實。懷念是一種衝動，使你回憶起某些事情。一心想回憶那些歲月，這就逼使我寫作。“我得對你們講講那些事情，我來自某個諸位不知道的地方，不過我可以對你們講述那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在少年時代，我在首都感到孤獨，非常孤獨。那時無依無靠，感到絕望，跟別人缺乏往來。這一切迫使我寫作。我需要回憶那些事情，以便讓它們同我自己發生聯絡。那時候我寫了第一部關於孤獨的長篇小說。但我把它銷燬了，因為寫得太咬文嚼字，形容詞太多。我們所受的西班牙影響很明顯，我們過去讀的西班牙文學作品十分雕琢，是一種過分刻意求工的裝飾品，蒼白無力。我覺得這有點荒唐，很應該否定。直到本世紀初拉美文學依然落後，恐怕原因就在於此。我想直截了當地講，一針見血地講。我憎恨這種文學，是出於對清規戒律加於它的乾癟乏味感到不滿。也許因此，作為一種抵制我才採用樸實的人物，村鎮的人物，鄉下的人物，而不用城市人物。

對我來說，城市並不說明什麼，儘管我在一個城市裡生活了40年。我曾跟所有那些知識分子在一起；跟他們在一起實際上覺得純粹是一種徒勞的、無益的、不深入的爭論。我童年時代的人物是樸實的，他們的表達方式也是樸實的。也許因此，我寫作時用的詞彙才那麼貧乏，甚至可能是頭腦簡單的人的詞彙。

當我回到童年時代的村莊時，我看到的是一個被遺棄的村子，一個鬼魂的村子。在墨西哥，有許多被遺棄的村莊。於是我頭腦裡就產生了創作《佩德羅·帕拉莫》的念頭。是一個這樣的村莊給了我直接描寫死人的想法：那裡住著可以說是即將死去的生靈，仍然活著的生靈。小說寫的是一個村莊的故事，在那裡說話的、生活的、活動的人物，都是死人。事實是，死人是不會生活在時間和空間裡的。生命的問題是時間。我認為生命並非是按照時間順序前進的過程，我們的生活是分為片斷的。有一些時刻，有一些日子，是空白。生活不是奇妙的，但是它充滿了奇妙的事情。生活不是完整的，而是化分為片斷的；它充滿了事件，但不是一個事件。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中，有時若干年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當進行描寫時，就只敘述事實；當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時，就保持沉默，就像在生活中那樣。只需保留某些時代，一種永恆的時間，一種永恆的現在。《佩德羅·帕拉莫》就是一部充滿沉默的小說，只有那些事實得到了敘述。我竭力不要離題，不講哲理，所以才有那些懸空的頭緒和空白，讀者可以去填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解釋。我很希望有很多種解釋。沒有任何觀點的倒是我自己。

在墨西哥城的最後幾年，我感到有點孤獨，有點孤僻，有點離群。幾代新作家佔據了一切。甚至出現了一種“職業文學”，必須用時髦的方式寫作。人們寫了那麼多小說，像火苗，像火焰。作家不得不寫另一種小說，以便沖淡前一種。所以他就失敗了，誰也不再記得他。在我的同代作家中，其作品也許少一點，但是他們還存在。今天使用的語言，每個季節都會過時。這個世界和我格格不入。所以你會感到有點被排斥在外，使你感到能夠發表的東西也許已經陳舊過時了。讓你覺得已經喪失了寫作的激情，覺得被人冷落了。

在我生活的時代，幾乎沒有出版社，出一本書非常困難；即使能出，印數也很少。《佩德羅·帕拉莫》出版後，誰也不理解，只出了兩千冊，我不得不把一半送人。今天的出版社出的書刊數量十分可觀。不過，這一切的好處和壞處是什麼呢？這一切怎麼閱讀呢？怎麼可以寫這麼多毫無內容的東西呢？真叫人困惑不解。20多年前我是墨西哥作家中心的會員，我在那裡看到過好幾代作家。我記得我們看到一部空洞無物的作品，後來突然出版了。

一個作家相信自己隨著歲月的推移獲得了經驗。當時的那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為我的寫作和出版帶來了困難。不是我輟筆不寫作了，我仍在寫我沒有完成的東西。在整個那種局面下，我覺得有點孤獨。當然，一個人所做的事情，並不是他認為沒有價值，不使人感興趣。但是他並不渴望出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寫作的衝動。就像有人講的那樣，在整個這一群多似螞蟻的作家中，我們等待著讓狼過去，讓狼群過去……

（朱景冬 譯）

原標題：《胡安·魯爾福：回憶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