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建議完全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趙元任用96字奇文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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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家的漢字語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有六千多年的歷史,漫長的時間賦予了它厚重的歷史感。

發展到今天,

漢字已從象形字轉變為使用方便的簡體字

,不論是工作還是學習,我們的日常生活都離不開漢字。

雖然漢字戰勝了時間至今還在被使用,但它的發展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還出了段小小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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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漢字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拉丁化中國字運動”。

其中,

“口語”至上的瞿秋白建議完全廢除漢字,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來記錄。

而趙元任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96字奇文反駁了瞿秋白的觀點,並引起了人們對於漢字拼音化可行性的思考。

那麼,這篇96字奇文是怎樣的?這個小插曲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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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的改革行動

二十世紀初,由於國家受帝國主義的侵犯,國情羸弱,在一些知識分子的帶領下,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隨之展開。

新文化運動其中一個思想,就是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

為了反駁一些提倡文言文的觀點,1934年6月份,陳子展代表上海文化

在《申報。自由談》上提出口號——建設大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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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一經提出,反對文言與復興文言這兩撥人的討論逐漸發展,最後演變成一場波及全國的大眾

討論。

不僅僅是提倡文言還是反對文言的問題,大眾語

討論

最根本的問題是文字書寫的問題——

到底是選用漢字,還是拼音來書寫。

此時,全國關於文言的討論已經轉變到了文字改革的討論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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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漢字拼音化問題,所以,漢字要怎麼拼音化就成了討論的核心內容,同時,漢字的拼音化也關係到了國語的統一。

為了實現國語的統一,

1917年,在蔡元培的倡議下,“國語研究會”成立。

國語研究會主要研究全國語言發音的問題,修訂了“注音字母”並促進它的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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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字母之後,又提出了“國語羅馬字”,雖然有所改進,但國語羅馬字制定是以北京音為標準,而且也比較複雜。

所以,國語羅馬字的推廣非常困難。

這一狀況持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語羅馬字甚至已經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

就在國語羅馬字陷入困難時,另一種拼音文字開始出現——拉丁化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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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化中國字的開端

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出,是在蘇聯。

1931年時,第一份與拉丁化新文字有關的方案——中文拉丁化方案,在蘇聯產生。

這份檔案的出現,與蘇聯的掃盲運動有非常大的關係。

當時蘇聯的掃盲運動由列寧和斯大林領導,在1919—1939年間展開,這次掃盲運動是針對在蘇聯的全體人民,不分國內還是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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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很多中國人在蘇聯。

尤其是蘇聯的遠東地區,存在著大量的不識字的中國僑民,約有十萬人之多,掃盲運動的展開,自然也波及到了這些僑民。

當時的中共黨員瞿秋白也在蘇聯

,在目睹掃盲運動後,感受到了他們取得的成果非常顯著,對他們採用拉丁字母創制少數民族新文字的做法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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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瞿秋白開始研究拉丁化中國字,並且整理收集了很多資料。

瞿秋白見到列寧時,列寧說的話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拉丁化對東方語言是一個革命的因素。”

瞿秋白聽了列寧的這句話,更加堅定了他拉丁化中國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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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一次採訪中結交的一位俄國人郭質生,對他後續拉丁化中國字也有很大的幫助。

郭質生會說漢語,是蘇聯著名的漢學家。

他們兩個在採訪活動中一見如故

,在對漢字的研究上也志趣相投,後來還因此成為了終生摯友。

當瞿秋白在研究中國字要怎樣使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時,一遇到問題就會請教郭質生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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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郭質生的幫助下,瞿秋白擬定了第一個拉丁化中國字的方案。

並且在1929年十月,

瞿秋白寫成了《中國拉丁化字母》小冊子。

這是瞿秋白最初的、也是比較成熟的研究成果,裡面討論了漢語的聲調問題。

在前蘇聯出版的這部小冊子,拉開了拉丁化中國字運動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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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主張廢除漢字

在文字改革運動中,瞿秋白堅持推行“新中國文”,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了“現代普通話新中國文”方案。

該方案指的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有語尾的、用羅馬字母寫的一種文字。”

關於文字改革,很多人都主張廢除漢字,比如吳稚暉就曾主張廢除漢字,改用“萬國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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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些主張廢除漢字的人比起來,瞿秋白對漢字的批判最為激烈也最為特別。

他的主張是完全廢除漢字,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來記錄以及拼寫日常的發音。

他認為,只有完全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寫的新中國文,才可以真正地做到口語與文字書寫一致,才能夠真正的在全國普及文字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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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主張完全廢除漢字的原因,

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

第一個是他覺得漢字寫起來複雜,對於初學者來說太難學習,不利於漢字的普及;

第二個是他認為漢字並不是表音符號,發音與字形兩者的關係無跡可尋,不便於記憶;

第三個是他覺得漢字不能表達現代的科學和社會,是比較落後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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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漢字的批判中,

瞿秋白還有一個比較偏激的觀念——語言階級論。

他曾經激烈地說道:

“漢字不是中國四萬萬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國遺留下來計程車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國人的文字。”

他認為古代文言作品以及漢字可以幫助儲存以前君子階級的統治,把漢字看成是一種統治階級使用的文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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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如此激烈的漢語批判,是因為他所關注的重心,在於全國人民群眾的

共同語

問題,掩蓋在語言底下的文化霸權也是他所關心的。

所以,為了推翻他所認為的“語言等級制度”以及“文化武器”,

他要重新建立一套文字書寫體系

,一套他認為能真正代表全國群眾的文字。

這樣看來,瞿秋白對於漢字批判的發心其實是好的,但是他對漢字的批判太過激烈也太過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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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廢除混蛋糊塗十惡不赦的漢文。”

這句話,完全體現了他對漢字批判的偏激。

所以,瞿秋白對漢字的態度從始至終都是批判,認為漢字只有缺點沒有優點,沒有辯證地看待漢字,這大概就是他對漢字所持觀點的侷限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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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的96字奇文

在文字改革運動中,趙元任作為國語羅馬字的創始人,他主張漢字拼音化。

在文字改革初期,趙元任就開始為漢字拼音化尋求解決辦法。

與瞿秋白過分渲染文字的意識形態不同,趙元任只把重心單純地放在漢字拼音化的解決辦法上面。

他專注於漢字本身,既看到當時漢字的侷限性,也抓住了漢字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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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學術界認為圖畫文字與表意文字都是文字的低階階段,文字的高階階段只有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才是公認的先進的文字。

所以,當時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

漢字並不是表音文字

,他們覺得漢字是低階的,是不先進的。

於是開始大肆批判漢字,這些知識分子不僅僅批判漢字,更主要的是想推翻漢字,重建另一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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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語羅馬字發展不前,受到批判,各種觀點眾說紛紜時,趙元任於1957年八月,將一篇文章發表在了《光明日報》上。

這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施氏食獅史》,全文共96個字,只用一個shi的發音。

這篇文章刊登後立馬吸引了各界的目光,只用一個讀音,便講完整篇故事,並且人物形象都很立體,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曠世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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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不僅反駁了瞿秋白完全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的觀點,而且還帶給當時人們了一些思考。

大家開始考慮漢字拼音化的可行性,並且透過這篇文章,大家看到了漢字拼音化一個最大的難題,漢字的同音字問題。

給漢字拼音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方向,展示了漢字的獨有特徵——漢字音節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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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漢字的獨有特徵是指,

漢字音節與詞的對應跟其他語言不同

,不是一音對一詞,而是一音對多詞。

這個特徵也讓人們開始思考漢字的起源與發展,最後發現漢字並不是低階的文字,它也是一種表音文字,帶有詞切分的系統,而且是以象形為基礎。

所以,趙元任的這篇96字奇文,對漢字的發展意義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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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這篇96字奇文,趙元任本人也對漢字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留學的經歷,使得趙元任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的現代教育。

在開始研究如何進行漢字改革時,這個大課題落在了趙元任身上。

面對這個未知的難題,趙元任沒有推脫,他蒐集資料仔細研究,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著作,最後以一篇文章點醒了人們對漢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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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與趙元任的對立

瞿秋白與趙元任,在文字改革運動中持不同的觀點。

瞿秋白主張完全廢除漢字,用拉丁字母代替;趙元任則是主張漢字拼音化。

兩人雖觀點不同,但對於漢字的改革,兩人都報以極大的熱情,為了國家語言的發展,都獻上了自己的力量。

雖然觀點激烈,學術討論也不同,但都在不同方面推動了中國現代語言文字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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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本質觀點不同,在學術認識方面也體現得很清楚。

對於共同語稱法的認識,趙元任稱其為“國語”,瞿秋白則稱其為“普通話”;

對於

共同語

標準的認識,趙元任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而瞿秋白則認為要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

對共同語推廣的認識,趙元任認為要不辭辛勞,盡心推廣,而瞿秋白則覺得不可強求,要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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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漢字批判,瞿秋白還激烈地批評“國語運動”,批評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他批評“國羅”被束縛住,沒辦法脫離四聲語調,不適合現代的語言文字;

他還批評“國羅”沒有摒棄漢字,不是群眾性的語言。

瞿秋白對國語批判,最針鋒相對的就是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也是在此,兩人的對立達到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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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兩人的關係,《趙元任傳》裡有提及到。

在採訪中,

記者列文森問趙元任:“你跟拉丁化的設計者們見過面並且討論過它嗎?那些人大多數都在蘇聯留過學,比方說瞿秋白。”

趙元任回答道:“沒詳談過,我從來沒跟他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列文森又問:“你跟他見面很難嗎?”趙元任說:“我不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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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戛然而止的採訪為兩人的關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不由得讓人對兩人的關係產生興趣。

即使兩人沒怎麼見過面,

在關於文字改革的討論中,兩人大概就已經領略了彼此。

瞿秋白與趙元任,兩人雖對漢字的改革持不同的意見,但發心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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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為了國家文字的發展著想,而且有著同一個目標,都希望國家的語言能夠統一。

雖然採取的方式不一樣,但兩人不論是在學術還是實際行動中,各自的作為都推動了漢字的發展。

在這個方面考慮,兩人的行為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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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望去,在六千多年的漢字發展歷史上,這段文字改革的經歷,讓我們很明顯的感受到,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在曲折中盤旋前進。

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分歧以及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正是因為有問題存在,才會在解決問題中提出新的想法。

所以,不論是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正確看待困難才是我們最該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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