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一直是歷代研究者們關注的重點，究其根本，其治道思想才是變法的根本指導原則，

因此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需從其治道思想起首。

本文認為，其治道思想中超前的思維模式、過於理想的政治追求，以及執拗固執的行事風格，都存在不合時宜之處，也是致其最終仕途失意心灰意冷的緣由之一。

在重拾經典之時，不忘提煉其中歷久彌新的哲學思想、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為今所用，才是我們是不斷進步的根本途徑。

一、超前思想與現實斷裂的矛盾

縱觀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口號。

宣佈了其面對困難敢於面對敢於挑戰的決心所在，展示出其作為儒生浩然正氣，不懼困境的人格魅力。然而這種超前思想卻並沒有立足於現實基礎之上，敢於作為、勇於作為、富於創新、敢於擔當的儒家理想人格與現實社會衝突的結果，導致其很多口號，尤其是“三不足”口號等等，盡皆成為反對派攻擊的突破口。

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口號雖然具有一定先進性，然而其實則是對於封建王朝固有制約機制的衝擊，是對於統治者地位的衝擊。

倘若人不再需要敬畏天與地，不再需要敬畏祖宗流傳下來根深蒂固的文化，那麼下一個不需要敬畏的是否就該輪到皇帝的統治地位了呢？集權統治以及皇帝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必將由於傳統的摒棄不再穩固，這在傳統封建社會，是斷然不可能為統治者所接受的。

再者，王安石作為宋代大儒，亦是孟子堅定不移的支持者，那麼不管其如何修撰典籍，提出新意，都不應該脫離孟子“保民而王”、“民貴君輕”等思想核心。然而在

《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中指出：“已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

直指王安石變化有違勞動者個人私益，致使農民群體被迫成為政治的參與者，最終成為政治的受害者，這與變法初衷大相徑庭。

縱觀任何改革發展，首先必須做到的，正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不可在改革過程中強加個人色彩，脫離人類發展趨勢，有違人類發展規律，這樣的改革前途必然不會樂觀。

王安石變法過於理想主義，違背農村群體需求與客觀規律，最終導致富國強兵的夢想虛無縹緲。

二、理想追求與現實維度的平衡

任何變法都要講求實踐性，而非變革之人的一廂情願，

王安石變法均有充分的理由，其亦是試圖尋求儒家思想作為支撐，然而由於理想追求與現實維度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其很多變法內容都存在著較大漏洞。

《青苗法》是王安石農業改革的支柱，亦是王安石變法農業改革的核心。

王安石認為，由政府代替富人借貸給窮人，並且政府只收取微薄的利息，拯救窮人於窮困。然而實際效果卻是大打折扣。

因此在《青苗法》頒佈之後，便遭到以司馬光、歐陽修以及蘇轍為代表的國之重臣激烈反對。司馬光認為《青苗法》利息數量過高，實則很容易加重百姓負擔。

蘇轍同樣表示，《青苗法》執行難度過大，名為救民，實則害民，增加了百姓甚至地方政府的負擔。

農業固然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所在，然而商業重要意義同樣不能忽視，

宋代商業經濟蓬勃發展，日本著名經濟史學家斯波義信便曾經對於宋代商業經濟的發展予以肯定，認為其屬於中國商業經濟發展的重要轉型期，“舉息於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當時商業市場的發展需求。

在此背景下，

王安石頒佈了《市易法》，以商業法規的方式，對於商場上的買賣交易進行約束規範，

國家針對市場上的滯銷貨物，按規定向商賈貸款或賒貨，並收取息金和牙錢，另收相當於利息 10% 的“市例錢”用於吏祿開支。

逾期不能還本付息，每月加罰息錢 2%。

雖然《市易法》初衷在於解決貨物滯銷問題，同時能夠為北宋政府帶來一定收入，然而由於其規定市易務從事商品的“賤買貴賣”，其批零收入不歸國家財政，而由市易務官吏支配，這就導致市易務擁有過高的自主權，最終導致《市易法》發展結果與初衷大相徑庭。

三、成也性格，敗也性格的命運

其不僅不拘小節，更是不慕名利，不重功名，其政途並沒有選擇任何捷徑，而是透過科舉進入政局，隨後根據個人表現實現官場的逐步提升，最終達到了宰相之位。

官場一直以來都是官官相護，趨炎附勢，然而王安石不崇上，亦是不媚下，不僅沒有暗箱操作以及金錢往來，更是在晉升過程為了堅持自我意見不惜頂撞頂頭上司。

其中最經典的則是王安石與韓琦的淵源故事，

王安石初入政壇時擔任揚州府僉事判官，當時的揚州知府正是韓琦。雖然王安石在政見以及處理問題上多與韓琦不合甚至爭吵不堪，但是韓琦並沒有與王安石一般見識，反而賞識王安石決定受其為幕僚，面對韓琦賞識。

王安石非但沒有感到欣慰，而是提出韓琦屬於“非知我者”，因此拒絕了韓琦好意。

這一則故事記載於宋代司馬光《涑水紀聞》，可見雖然司馬光實為王安石政敵，但是對待王安石剛正不阿這件事情上確實敬佩有加。

王安石不僅不媚上，對於趨炎附勢的下屬亦是極其鄙夷，熙寧八年，王安石重任宰相，呂惠卿徹底倒臺，呂惠卿部署親信轉投王安石，並且上書宋神宗對於王安石以及其親屬加官進爵，

根據宋代魏泰《東軒筆錄》記載，當時王安石聽聞之後暴怒，嚴格懲處呂惠卿親屬，對於賞賜一概推辭，“即乞推劾，遂落綰中丞，奪亨甫校書。”

當然評價任何一個人都需要以辯證眼光進行審視，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同樣如此，正所謂人無完人，王安石人格中亦是有著爭議的一面，這亦是為其變法失敗埋下了隱患，那便是王安石的“執拗”性格，王安石亦是被稱之為“拗相公”。其政敵司馬光聽聞王安石去世時評價其為

“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

可見王安石並無大錯，唯一爭議之處便是其如同石頭一般的執拗了。

結語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先哲思想亦是熠熠生輝，或許由於年代問題無法“即插即用”，然而以史為鑑，能夠避免現代人誤入歧途，重蹈覆轍。因此古代先進思想能夠為現代化建設提供極其重要的借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