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向讀者發出一個問題：
民族是什麼？
我看到很多人對於民族的瞭解都處於一個十分矇昧的狀態，有些人和近代人的思維模式類似，認為民族就是有著血緣關係的人群，有著血緣聯絡一般是家族，並非民族。家族最大的規模不過是以其血緣為紐帶組織起來的宗族勢力，民族卻可以使得千千萬萬的人聯絡在一起，這顯然無法用血緣關係解釋。在瞭解民族主義之前，我們要了解一個概念：“
民族
”。
民族實際上是想象的共同體，關於想象的共同體有一本書寫的比較好，那就是《人類簡史》。民族其實是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弄出來的概念，到現在為止都屬於難以定義的概念。我查到的論文裡也沒有公認的定義。按照目前公開的定義，民族是指在文化、語言、歷史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有所區分的一群人。也就是民族這個概念並不是以血緣為重要的因素，反而是三個要點：
文化、語言、歷史。
在西方，對於民族即nationality定義比較權威的著作有《美利堅百科全書》，此書對於民族的定義是：
作為一個文化術語，nationality指個人或集團的文化、種族、語言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狀況。這樣，一個人可以被稱為日耳曼人、波蘭人、義大利人或希臘人，而不用考慮他的公民身份、戶籍和法律國籍。
西方突出了民族的特徵，即
文化、種族、語言和意識形態
，解釋一下，意識形態的意思是對於事物的認識和理解，類似於我們平常所說的觀念。
我們透過上述的說法可以看到，
民族最為重要的是擁有相同的文化和語言
，這才是一個民族的特性。除此之外，民族思想誕生的也比較晚，早期人類只有比較樸素的民族觀念，比如中國古代的“華夷之辯”。直到近代法國由於大革命形成了民族思想，然後透過拿破崙戰爭散佈到其他歐洲國家，最後到19世紀時期才成為民族形成的浪潮，歐洲人殖民全球時民族思想被帶到了全世界。
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義大利。自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義大利長期處於分裂狀態，而且各個地區的族群差異性很大，義大利北部長期遭到歐洲大陸的侵襲，南方又分裂為數個小國。甚至還有比薩、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城邦國家。在義大利統一戰爭之前，就沒有義大利人這一概念。主要區分有西西里人、卡拉布里亞人、那不勒斯人等等，各集團之間往往語言不通。只是在統一戰爭之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由於存在統一的政府，逐漸形成了義大利人的概念。此後近代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新興的資產階級在定義民族，更多也是以文化和語言作為民族的特徵，比如德意志統一運動前期的思想中，哲學家赫爾德爾就是以語言和獨特的傳統強調德意志的民族性。而德意志境內的文學家也更加強調德意志人的文化認同。
所以民族實際上一種文化和語言概念，之後逐步用於政治，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民族可以用來團結和組織共同文化的人群，以此壯大力量，它也是人類不斷塑造的一個概念之一。對於一個地域的人民而言，在國家獨立和對抗列強入侵時，民族概念是具有一定進步的意義的，但是民族因為無法解釋一個問題：按照民族概念，民族之中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實際生活裡一個民族的各個成員實際上還是有上下級之分，這屬於嚴重的分裂，
這種分裂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在封建以及近代社會里沒有人認同民族概念，在古代社會階級中，大部分人只有地主和農奴兩個概念，假如地主和農奴同屬於一個民族，那麼地主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同胞變成“賤民”？為什麼地主要對於農奴肆意壓迫呢？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一些成員於1939年完成了一份研究報告——《民族主義》。報告第96頁有這樣一段話，表明了這種分裂的程度：“
在19世紀，克羅埃西亞的地主寧願把他的馬視為克羅埃西亞民族成員，也不願把他的農民這樣看。同一時期，波蘭和馬扎爾的地主們也是如此
。”
所以在封建社會階級對立的情況下，民族概念根本無從談起，雖然一個農民和地主說著同樣的語言，有著共同的習俗，相同的信仰，但是農民不會認為地主和自己平等，而地主也不會認為農民和自己的平等，兩者是階級對立，並非民族不同，這使得兩者之間的對抗性是十分猛烈，歷史各個地區都發生過農民起義，這使得統治階級藉助宗教和信仰來麻醉大眾，以此減少衝突。在西方世界天主教的精神世界寬慰著飢寒交迫的農民；印度教更是塑造了更為廣闊的死後世界，使得賤民和底層百姓心甘情願得在壓迫中生活一輩子。而在東方則是儒家思想來麻醉世人，儒家理教固守三綱五常，強調每個人安守自己的秩序，發展出了君權、族權、父權、神權，以至於產生“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變態思想。
在進入近代社會之後，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文思想的崛起，促使資產階級不斷壯大，隨後的工業化代替了大規模的體力勞動，社會結構的轉型和資產階級的崛起使得宗教和信仰開始喪失了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地位。工業化的一大成就就是把農民驅趕到了工廠之中成為工人，工人不同於農民，所以從農業社會轉換到工業社會時，社會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轉變。
其中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階級被資本家的壓榨程度，比地主對於農民的壓榨程度更為嚴重，這使得宗教和信仰作為統治階級的舊式麻醉劑，已經不被底層百姓所接受。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早期的工人的悲慘生活遭遇。比如棉花行業有大量的兒童被資本家強行送入工廠。這些童工的遭遇十分可憐，在1833年6月英國的一名10歲童工被儲存進入歷史記錄，這名童工名叫埃倫·胡頓，當時在國王工廠調查委員會作證，
出庭時埃倫已經進入工廠打工2年。她7歲進入工廠時，她先是做了長達5個月的無薪學徒，工作時間是早上5點半到晚上八點半，她在做事時旁邊有一個監工叫做威廉·斯旺頓，一旦埃倫沒有做好事情，斯旺頓便會瘋狂毆打埃倫，一週基本打兩次。斯旺頓有一次在埃倫遲到時，還在埃倫的脖子上掛了16磅或者20磅重的鐵圈作為懲罰。
埃倫只是童工到達一個縮影，在19世紀普通工人也沒有法律地位，並沒有任何法律保障工人的地位，1823年的英國頒佈《僕役法》明確規定：
“英國僱主可以將違反勞動協議的工人送到矯正所去從事苦力，最多可長達三個月”
這使得資本家可以任意盤剝工人。而且在資本家的控制下，工人的健康狀況也非常差：
在德意志地區的棉花行業，每週工作6天，每天工作14到16個小時都算是常態。1841年在普埃布拉，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達14。8小時，包括1個小時的午餐時間。在第二帝國時期的法國，平均工作時間為12小時，不過僱主可以隨意延長工人工作時間，直到1873年，巴塞羅那紡織工廠的工作時間仍然這麼長。
這種工作狀態在現代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當時的世界時候工人生活的常態。在沉重的剝削下，很少有工人處於健康狀態，從招募士兵我們也可以看出端倪，
19世紀50年代，薩克森政府試圖招募士兵時，只有16%的紡紗工和18%的達到健康標準。
所以工人的反抗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此起彼伏的，歐洲三大工人運動更是使得資產階級十分恐慌，
這個時候就需要新的麻醉劑來麻醉底層百姓，而民族主義則是被資產階級用來操縱底層民眾思想的一個典型概念。
其實斯大林曾經批評過喬治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指出了
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無恥，這些人最擅長拿著民族主義當幌子欺騙和愚弄百姓。
在封建時代，喬治亞歸併於俄國之後，喬治亞的封建貴族們喪失了所有的特權和勢力，他們對此十分不滿，畢竟讓曾經的封建貴族和喬治亞“庶民”一起生活太沒“面子”，於是喬治亞貴族高呼要“解放喬治亞”，大聲高呼“民族主義”，至於民族主義的領袖那自然只能喬治亞貴族充當，當然在失敗後，喬治亞貴族分裂為兩派：一派充當格奸投降俄國，做帶路黨獲取俄國的高官厚祿和相應的特權；另一派則是大修教堂，搞精神建設，希望未來能有一個“天降大任”的君主來帶著封建貴族重新回到封建時代的喬治亞。
這就是封建貴族搞出來的民族主義，不過貴族的軟弱性可想而知，他們深知自己是民眾的死敵，所以不敢發動帶著群眾鬧革命，因為一旦發動群眾，封建貴族的命運基本就完結了，這種民族主義自然不會有結果。所以封建貴族最後當了“帶路黨”和俄國的幫兇，或者大修教堂迷醉自己。至於平民的生死存亡，沒有貴族會關心。
與此同時喬治亞發展出來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商品生產的發展、農奴制度的廢除、貴族銀行的創立、城市。這使得喬治亞的資產階級開始發展壯大，但是喬治亞的資產階級很難和外國的資產階級進行自由競爭，於是喬治亞的資產階級就要求建立關稅壁壘以此保護自己的利益，於是喬治亞資產階級要求喬治亞“獨立”的口號立刻響起。但是從本質上講，這不過是維護資本家的特權和利益。
資產階級大肆宣揚民族主義，要求民族獨立和維護民族利益，就其本質而言，讓本民族的資產階級獲得最大利益，即要求把“本民族”（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對於資產階級來說，所謂的民族主義，依舊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工人的民族主義，與封建貴族相比，並無太大區別。而且民族也有另一種作用，那就是精神麻醉劑，借用民族的名義，所謂“民族資本家”可以動員更多的工人投入勞動，以所謂“同胞”的身份淡化自己的剝削者的色彩，以此減少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和衝突，這也是所謂的精神麻藥。而且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資本必須擴大再生產，一個民族的資本家在本民族索取足夠的利益之後，必然會侵入其他民族索取更多的利益，這勢必會有反抗，但是這種後果卻是由全民族買單。
資本家藉由民族之名義，綁架一個民族的所有人為民族資本家服務，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本質。
其實對於當代社會來說，民族主義到底壞不壞，好不好，就要看這個民族主義是誰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