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俄國入侵土耳其帝國控制的巴爾幹地區，至少當時的俄國外交家看來，英國在土耳其帝國沒有多少具體利益，而且英國與土耳其之間從未有過明確的軍事盟約，由此認為英帝國不會介入戰爭，這實際上是沙皇尼古拉一世誤判的原因，結果事實上恰好相反，英國很快介入戰爭，俄羅斯帝國在戰爭中慘敗，國家陷入動盪，沙皇尼古拉一世含恨而死。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的英德開戰也是如此，德國政府從首相霍爾韋格到皇帝威廉二世，都認為英帝國不會介入戰爭， 因為英帝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具體的利益，而且英法俄三國協約從未以條約的形式規定英國的戰爭義務，德國外交家當時信心十足地相信英國將保持中立，但實際上，當戰爭進入八月份，隨著德軍的推進，英帝國以整個世界的資源隨即對德國宣戰，這注定了霍亨索倫王朝的滅亡。

1939年9月1日，德意志帝國元首和他的外長裡賓

特路斌

相信，英帝國在波蘭走廊和但澤自由市沒有利益，而且英帝國也從未給予波蘭明確的軍事義務保證（英國首相張伯倫1939年3月31日在議會中表示，“一旦波蘭被攻擊，英國將給予力所能及的所有援助”），所以德國決策者認為但澤危機不會導致德國與英帝國的戰爭，由此義無反顧地發動了對波蘭的攻擊，結果卻由此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德國政府從未想過要為了但澤打一場世界戰爭。

1948年6月，斯大林發動第一次柏林危機，他試圖以此戰爭威脅逼迫美國在德佔區問題上妥協，他認為遙遠的美國在歐洲德國佔領區特別是西柏林沒有具體的重大利益，而且美國一直以來都沒有對西柏林政策的具體保證（那個時代的美國並未像現在這樣習慣在歐洲駐軍部署），但是卻遭到了來自華盛頓強硬的針鋒相對，最終推動了北大西洋公約的誕生和冷戰的爆發。

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實際上是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先後聲稱美國的亞洲國防圈不包括南韓，美國不對其承擔軍事義務，這促使斯大林下決心同意金日成的向南進攻，但戰爭爆發後，隨著南韓的潰敗，美國政策隨即轉變。

後人往往從成王敗寇的簡單視角看問題，在他們眼裡，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年與英帝國的戰爭、德意志帝國在1914年、1939年與英帝國的戰爭、1948年與1950年斯大林在西柏林和朝鮮發起與英美的貿然冷戰甚至熱戰，都是愚不可及的重大誤判。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對此，我不止一次地與研究歐洲歷史的研究者交流，發現他們都將這些災難性的失策歸咎於當事人的愚蠢，卻忽略了英美均勢外交對大陸國家來說的目標抽象和保證模糊使得後者常常陷入重大誤判。

畢竟，在以上數次重大災難性決策中，英美所要捍衛的利益不是具體的，而是抽象的，英美公開做出的保證不是明確預防性的，而是模糊防禦性的，這就使得大陸國家的外交精英陷入致命的錯覺和誤判，最終使得整個國家走向無可挽回的外交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