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傳奇的歷史人物,是一位自他以後都視他為榜樣的英明君主

因此他在任期間,為中國盛世大唐創下了堅實的基礎,無論是對百姓的態度,還是具體政策方面,

都是值得讚揚和歌頌的一位封建君主。

他的功績真的做到了封建帝王都想要完成的,例如安定天下、例如開疆拓土、例如建立盛世等等,今天來探究一下唐太宗在唐朝初期對秘書工作做了什麼,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唐朝前期的秘書制度

1,設立弘文館

公元621年,被授予天策上將的秦王李世民,等於當時的第二位太子,因為他的府邸擁有開府之權,可以自己設定官署,所以她在這一年設立了一個“文學館”,

目的是招攬能人志士。

這個文學館就是李世民登基之後的秘書機構前身,能進入此館為官者,都是後來唐朝盛世的功臣之一,例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陸德明、孔穎達、虞世南等,這些人就是李世民的得力助手,

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政治秘書工作。

同時唐高祖李淵在朝廷設立了修文館,

在公元626年登基之後,李世民將自己父親設立的修文館改成宏文館,至此宏文館成為唐太宗的政治秘書機構,

入弘文館的學士都是可以參政議政的。

根據《唐會要·弘文館》的記載說李世民安排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等人,這些人都會以自身本有的要職兼任弘文館學士,還記錄這些人經常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到凌晨,乃至天亮才回去。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2,禁止形式主義

因為在南北朝時期的混亂政治局面,在官場形成了一股不正之風,特別是撰寫公文方面,喜歡溜鬚拍馬、各種浮誇的讚揚,全篇下來沒有任何實際的內容,

盡顯形式主義。

這個現象在隋朝時期也沒有很好的改善,一直延續至唐朝初期,李世民屬於執行力非常高效之人,肯定不允許手下大臣只懂得諂媚君上,

而不知為國為民。

於是李世民對“撰寫公文”一事,特意立好規矩,其實在唐高祖時期出臺過《誡表疏不實詔》,旨在改革公文的形式主義,但是效果甚微,所以李世民為了進一步深度改變這個現象,

做了許多具體的工作。

例如有一次錄取官員的議事會上面,

李世民因為要考核的大臣所寫文章盡顯假大空,

所以直接指出對方難成大器;

又例如在李世民以身作則,親自寫的面向天下求才詔令-《令州縣舉孝廉茂才詔》,全篇言簡意賅、只有75個字,卻把自己求賢若渴之心表現得淋漓盡致,

成為當時唐朝官府撰寫公文的範文!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3,不忌避諱和創立執論制度

首先,

這裡指的“避諱”,是因為在古代的封建王朝,在文章裡面不能有皇帝的名諱,這是封建王朝的一種政治常態,但是在李世民時期,特意頒佈詔令-《二名不偏諱令》,他在此詔令中說過只要文章裡沒有連寫“世民”二字,就不用避諱。

例如唐太宗麾下名將李世勣,

在唐太宗任期一直叫李世勣。

其次,

所謂“執論”是指李世民要求大臣們在與皇帝商議國家大事時,要堅持自己的看法;

因此李世民下發過多次相關的詔令,例如《大水求直言詔》和《祈雨求直言詔》,要求大臣們一定要堅持己見,只有這樣才能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而不是靠皇帝的一言堂,

所以才有了流傳千古的唐太宗與魏徵之故事。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4,完善史館制度和建立甲庫制度

公元629年,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李世民把之前一直隸屬於秘書省著作局的史館給獨立出來,

還專門安排當朝宰相監修史館的工作。

所謂監修,其實是史館的最高負責人,只是不做具體事情;除此之外,還完善史館的官員體系,在館內設立令史、亭長、掌固、熟紙匠等職務,做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

所謂“甲庫”,是唐朝時期用來專門收錄官員人事檔案的庫房,在唐朝之前都是由吏部下面的一個部門兼管,而李世民把此項工作摘出來,作為秘書制度的昇華和完善,

並且讓這個甲庫獨立出來。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唐太宗為何要進行秘書制度的改革

1,為什麼設立弘文館

第一個

目的是李世民為了昭告天下,表明李世民自己是極為重視有才之人,希望有更多的能人志士為朝廷效命,表達的是一種求賢若渴的政治態度;

第二個

目的是給予重臣一個隨時與自己商議國家大事的名義,所以那些與李世民晝夜處理政務的官員都兼任弘文館學士,因為若是不兼任弘文館學士,就是外朝大臣,不奉召不能隨意出入大內,而兼任學士就有名義進出大內,而且也是表達皇帝對大臣的信任。

第三

是因為實際工作的需要,主要工作是負責校正圖書、教授生徒、參議朝廷制度及禮儀等。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2,為何糾正形式主義

首先,

站在李氏皇朝的角度,一個剛剛建立的王朝,百廢待興,最需要的是朝廷上下努力向上的奮鬥,而不是隻有一片虛假繁榮的互相吹捧,一旦如此下去,李氏皇族恐怕很快就會走上滅亡之路,這是李世民作為一代明君看得非常清楚的問題,所以登基後立馬著手糾正官場的形式主義。

其次,

站在百姓的角度,形式主義沒有任何益處,李世民曾說過一句:

“民為貴君為輕”,

至今被人所樂道,就是因為李世民認識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正理;

因此

李世民不是想想而已,

而是要切實地做到,所以要先正官場之風氣、糾正形式之主義。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3,為何不避諱又為何立執論制度

第一,

李世民允許臣民不避諱自己之名,是為了讓大臣們認真地為朝廷效力,而不是寫篇公文還要一心考慮自己是否涉及到皇帝的名諱,這樣大臣們沒有諸多後顧之憂,有更多的精力去考慮國家大事;

第二,

李世民支援大臣們固執己見,因為李世民希望在討論國家大事時,不要只有一家之言,這樣既不利於朝廷政務執行,也不利於國家全面發展,只有吸收不同的政見,

才能找到最適合國家的發展之路。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4,為何要獨立史館和建立甲庫制度

第一,

因為在唐太宗之前,史館一直是有些遊離於朝廷之外的存在,有些過於跳脫和理想化,但是不利於唐朝的思想統一,思想不統一,就會影響政局的不穩定;

而且設立史館是因為李世民曾說過一句話: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所以深知歷史的重要性,因此李世民要把歷史的編寫掌握在自己手中。

建立甲庫制度,是因為在此之前天下官員的檔案管理極為不到位,有很多漏洞。

例如刻意造假,諸多官員利用此項工作的漏洞為自己謀私利,既影響朝廷在百姓心中的權威,又破壞唐朝整個的官員體系,等於是在危害李氏皇族的政權。

因此李世民要設立甲庫制度,專門管理天下官員的檔案,

以便皇帝及時且準確的瞭解到官員的情況,更好的選拔人才。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唐太宗的做法對唐朝秘書制度的積極影響

1,為後來的秘書機構打下堅實的基礎

李世民建立的弘文館,本意是招攬天下英才為國效力,但實際上就是唐太宗的政治秘書機構,因弘文館建立在前,而且效果也不錯,到唐玄宗時期,

唐玄宗選擇擅長文詞的大臣進入翰林做起草詔制的重要工作。

後來隨著皇帝的信任和職能增加,慢慢演變成草擬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而具體的工作人員被稱作待詔。本來起草詔制屬於中書省長官中書舍人的專職工作,但是唐玄宗認為中書舍人做草擬詔制的工作難以保密和應急。

因此挑選擅長文學官員進入翰林院待詔,以備起草急詔和撰擬詩文,在公元738年,正式設立翰林學士院,專門待詔們居住,統稱翰林學士,此乃唐朝完善的秘書機構,

因此唐太宗的弘文館為唐朝中期完善秘書機構打下堅實基礎。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2,為秘書正確的辦公定下正向的標準

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最重要的一項事項就是文字撰寫工作,

而皇帝所要涉及的文字內容都是關乎一個王朝發展的關鍵資訊。

因此編輯工作極為重要,所以不應該假大空,而是要務實,而李世民在這個方面特別強調,公文不能拖沓冗長、拖泥帶水、廢話連篇、詞不達意,但是在李世民提出改變之前,

唐朝絕大多數的公文就是存在以上情況。

因此李世民帶頭做出改變,為秘書機構的人員在撰寫公文時立下規矩,也為整個唐朝的皇帝秘書立下規矩,為皇帝撰擬公文重點是要表達清楚皇帝要表達的,然後

底下官員效仿中央朝廷的簡潔公文。

如此一來,李世民不僅為秘書撰擬公文立下正向規矩,也為唐朝官場公文立下規矩!例如唐朝名相房玄齡寫的一篇《兄弟緣坐配流議》,全文只有80個字,很輕鬆地把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上奏皇帝,

皇帝也能欣然接受。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3,為秘書機構降壓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

作為皇帝的秘書,除了工作之外,需要承擔的心理壓力也是極其巨大的,正所謂:伴君如伴虎!

因此李世民頒佈《二名不偏諱令》,對於秘書機構的工作來說,就是一個天大的福音,他們收到的不僅僅是皇帝讓大臣不用過於忌諱,更是表達皇帝對臣民的仁愛,這樣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秘書門的工作壓力,

讓工作更加輕鬆自在。

其次,

執論制度的出現,李世民是表明自己願意接受不同的意見,這樣皇帝的秘書們集思廣益,可以總結出更適合的方案,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否則一言堂行事,即使推行下去,一旦發現問題,反而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4,更為完善秘書機構的工作內容

也許在之前的秘書機構只是做簡單的文書工作,但是史館的獨立和甲庫的確立,讓秘書機構的工作內容更為豐富,同時給了後棉的皇帝一個訊號,例如唐玄宗繼位之後,

把更多重要的工作交給秘書機構來做。

唐太宗對唐朝初期秘書工作的積極影響

綜上所述,

唐太宗李世民在繼位之後,

僅僅是在秘書機構所做的工作,對於整個唐朝的秘書制度都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其實對於整個唐朝的政權發展都有著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