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
（1645）
三月，已經擊潰李自成大順軍的清兵以兩路大軍同時南下，對江南開始了攻勢，拉開了剿滅南明的帷幕。正當督師揚州的史可法困守危城，緊急請求朝廷派兵救援時，位於長江中游的重鎮武昌卻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訊息：左良玉兵變了！對偏安南京的弘光朝廷來說，左良玉的兵變無疑是災難性的。
縱觀1645年三至四月間的局勢，此時此刻正在逐鹿中原的四大軍事集團：清，南明，大順，大西——其中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退縮至西南一隅，南明的弘光政權佔據著長江中下游地區，清對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戰爭則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弘光政權亦已成為清即將去征討的下一個目標。
四大軍事集體割據形勢。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此刻，作為大明帝國碩果僅存的重兵集團，左良玉既是弘光朝廷最重要的武裝力量，也是控扼長江防線至關重要的一道屏障。左良玉的兵變，不僅使得長江防線門戶洞開，弘光朝廷同時還要撤防江北四鎮用以堵截左良玉的部隊，江淮一帶的守軍為之一空，客觀上等於配合了清兵的進剿，造成了清兵如入無人之境的局面。
從軍事的角度去看，弘光朝廷的覆亡與左良玉的兵變有著莫大的干係。左良玉的部隊之所以發生兵變，則與弘光朝廷的亂象有著直接的關係。左良玉在檄文中首先舉出時任首輔馬士英的七宗罪，並說明了他之所以率兵東下與朝廷本身並無仇怨，只因奸臣當道，所以他要清君側。
（明）周鼎 左良玉出師圖（區域性）
實際上，此時的左良玉已經重病在身，他率兵東下，剛到九江，就病逝了，諸將推舉了左良玉的兒子左夢庚繼續率領軍隊東進，被總兵黃得功擊潰於銅陵，左夢庚隨之在九江率部降清。大明碩果僅存的重兵集團就此煙消雲散，且調轉槍口，成為清軍攻打南明的急先鋒。
明末這段歷史，令人扼腕嘆息之處可謂良多。但左良玉兵變，讀起來則有另一番心境，首先，左良玉不是奸臣，也談不上是誓死捍衛明朝的軍人。他既為大明王朝立過汗馬功勞，卻也恃功而驕、跋扈難制；他既是被朝廷倚為肱股的一方諸侯，卻又縱兵擄掠。可以說，在明末軍事強人中，左良玉有一定代表性，明末軍人身上所存在的諸多問題，諸如驕橫囂張、濫殺無辜，諸如擁兵自重、尾大不掉，諸如打滑頭仗、缺少作戰意志，均能在他身上看出一些端倪。
欲探究明末軍人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不妨細細探究左良玉一生之行狀。
平步青雲，驕橫初現
據侯方域的《寧南侯傳》所載，左良玉乃是遼東人，從小投軍——左良玉曾經在侯方域的父親侯恂府中做事，侯恂對左良玉有著知遇之恩，說左良玉是遼東人，且從小投軍，應該可信。另據《明史》所載，左良玉“少孤，育於叔父。其貴也，不知其母姓”，可知左良玉很小失去雙親，靠叔父養活長大成人，並早早投軍吃餉，乃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苦命人。
從小投軍的左良玉因驍勇善戰成為遼東都司，卻因為苦貧偷獵，搶了軍用物資，失去了官職。走投無路的左良玉遂轉投於時任兵部右侍郎的侯恂門下，成為侯府的一名雜役。機遇出現在崇禎四年
（1631）
的
大淩河之戰期間，朝廷派兵增援大淩河，總兵尤世威卻因護陵無法前往，關鍵時刻，侯恂破格提拔左良玉為副將軍，並當著眾將領的面，贈左良玉金三千兩，賜了他三杯酒和一支令箭，且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左良玉也不負所望，他接連奮戰於松山與杏山之間，“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
影視劇中，大淩河之戰的清軍。來源/電視劇《孝莊秘史》截圖
短短一年的時間，時年三十二歲的左良玉即以戴罪之身，成為明軍高階將領，侯恂可謂慧眼識人。左良玉亦從此對侯恂執禮甚恭，將其視為一生的“恩公”，甚至左良玉的字崑山，也是侯恂所賜，侯、左二人的淵源，亦成為後面許多大事的緣起。
左良玉出任總兵官不久，即奉調關內，開始了他後半生“剿賊”的生涯。作為關寧鐵騎出身的職業軍人，左良玉“雖目不知書而多智謀”，他打仗兇狠，身先士卒，卻馭眾頗寬，其部下每每劫掠子女金帛，大多不去追究，他只是告訴他們：“你們只要為我殺賊就好。”左軍軍紀敗壞，此時已然留下惡名。
從崇禎五年
（1632）
開始，左良玉率部征戰于山、陝、豫等省，先後歷經了無數戰陣，曾經與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幾乎所有的農民軍交過手，有過大勝，也有過大敗。從崇禎十年
（1637）
開始，在左良玉的履歷上，已經屢屢出現“驕蹇不奉調”的記錄，彼時正值熊文燦總理明軍軍務時期，張獻忠聯合羅汝才率軍圍困安慶，左良玉自河南發兵救援，在六安附近獲得大勝。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檄調左良玉乘勝搜剿，左良玉置之不理。總理熊文燦親至安慶，兵部傳令左軍聽其節制，因為左良玉很看不起熊文燦，他對兵部的傳令依然置之不理。
養寇自重，不聽調遣
崇禎十一年
（1638）
正月，左良玉協同總兵陳洪範在鄖西大敗農民軍。張獻忠準備假扮官軍偷襲南陽，被左良玉識破。張獻忠拔營而逃，左良玉緊追不捨，並射中張獻忠兩箭，復揮刀砍中張獻忠面部，血流如注，幸虧張獻忠的部將孫可望趕到，才將張獻忠救出。張獻忠逃至谷城，見官軍勢大，遂向熊文燦求撫。左良玉懷疑張獻忠是假降，力請將其剿滅，被已經收受了張獻忠賄賂的熊文燦制止。到了崇禎十二年
（1639）
，張獻忠已經“反跡大露”，左良玉再次催促熊文燦發兵襲擊，但依然被熊文燦以各種理由搪塞過去。時隔不久，張獻忠果然復叛，並率部進入鄖、竹山中，倉促之間，熊文燦疾命左良玉冒暑進討，導致左軍進入張獻忠的埋伏圈，遭遇重創。
崇禎十三年
（1640）
春，楊嗣昌出任督師，駐紮襄陽，並向朝廷舉薦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隨後不久，左良玉即配合友軍擊敗張獻忠，在追剿的方向上，左良玉與楊嗣昌的意見相左，“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是，遂從之”，左良玉因此取得了瑪瑙山大捷，且暫時扭轉了官軍處處被動挨打的頹勢。
正當明軍的局勢逐漸好轉，督師楊嗣昌卻在協調部屬關係方面犯下了一個致命錯誤。如前所述，楊嗣昌本來已經舉薦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他後來見左良玉桀驁難馴，又想以賀人龍取代左良玉的位置，及至朝廷批准，楊嗣昌竟然又一次反悔，仍然想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此舉不僅得罪了賀人龍，同時也得罪了左良玉。以至在追剿張獻忠的最後關頭，左良玉聽信張獻忠的使者所謂“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獻忠滅，公亦不久矣”的勸說，對張獻忠圍而不攻，並故意網開一面，放張獻忠逃出了官軍的包圍圈，使本來已經陷入絕境的張獻忠就此絕處逢生，進而席捲四川，隨之奔襲襄陽，害死襄王，最終逼得楊嗣昌以自縊謝罪而收場。
影視劇中手握重兵的左良玉。來源/紀錄片《開封之戰》截圖
放走張獻忠的左良玉開始稱病怠工，養寇自重。楊嗣昌召其合兵進擊四川，他居然陽奉陰違，袖手旁觀，“九檄而不至”。說左良玉的部隊多殺掠或是事實，說楊嗣昌其人猜且專也是事實，但此時的左良玉亦已不是當初那個一心殺賊的左良玉，他先是縱敵逃逸，繼而拒不聽命，已經徹底顯現出一個軍閥的面目。
敲詐藩王，縱兵劫掠
崇禎十五年
（1642）
三月，李自成圍困開封。崇禎皇帝命左良玉率部解圍。為了督促左良玉進軍，崇禎皇帝還特意放出了彼時尚被關押在獄中的侯恂，並起用為督師，發帑金十五萬犒賞左軍將士，以期左良玉能夠真正領命。左良玉抵達朱仙鎮之後，馬上派遣部將去迎接侯恂的到來。然而，崇禎皇帝為流言所惑，中途又改變了對侯恂的任命，轉而以呂大器出任督師。左良玉失望之餘，憤憤地說道：“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隨即在朱仙鎮之戰中被李自成擊敗。
開封戰前，左良玉與主帥衝突。來源/紀錄片《開封之戰》截圖
朱仙鎮之役失利，李自成乘勝追擊，左良玉則一路狂奔，望風而逃，先後丟失了襄陽和承天等重鎮，崇禎皇帝只能遷怒於侯恂，卻對左良玉無可奈何。
在襄陽，左良玉大造戰艦於樊城，準備赴荊州逃避農民軍，襄陽民眾怨恨左軍擄掠，趁夜將其焚燬，後來甚至出現了襄民焚香牛酒迎接農民軍的局面。在武昌，左良玉向楚王開口討要二十萬軍餉，被楚王所拒，左良玉於是縱兵大掠，甚至將漕糧鹽舶劫掠一空。
崇禎十七年
（1644）
三月，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崇禎皇帝封左良玉為寧南伯，其子左夢庚掛平賊將軍印，並許諾平定流賊之後，讓他們父子世代鎮守武昌，目的自然是為了讓他們儘快發兵勤王。左良玉雖然發誓報效，卻並沒有北上勤王的打算——其實即便左良玉有心北上，在當時的條件下也已很難成行了。左良玉只是制訂了一個詳細的出兵計劃上報朝廷，然而，朝廷尚未收到左良玉的奏疏，北京已經被李自成攻破，而“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的崇禎皇帝，亦已自殺殉國。
景山公園，崇禎自縊處。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北都失陷之前，左良玉曾有過率部去南京“就食”的打算——剛剛聽到風聲，沿江的降將叛兵即開始假冒左兵的名義攻殺劫掠，駐紮在南京上游的留守明軍，則盡列沿江兩岸，不問是兵是賊，一個也不放過。
弘光朝廷初立，左良玉手下部將再次請命：“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左良玉則以嚴詞拒絕：“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旨乎……封疆之臣，應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為效，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且將平生所藏的金銀財物散之諸將，並說：“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至此，左良玉手下的部眾方始安定下來。
引兵東進，自毀長城
弘光元年
（1645）
初，立國只有半年時間的弘光朝廷已是黨爭迭起、亂象叢生。左良玉雖然遠離朝廷中樞，卻對馬士英、阮大鋮黨同伐異、朋比為奸的作為深感不滿。他一方面上書勸誡弘光帝“勿聽邪言，致興大獄”，另一方面要求朝廷保全逃亡江南的崇禎太子。但他的建議均沒有引起朝廷足夠的重視。之後，又發生了阮大鋮裁減江楚兵餉之事，左良玉手下部將群情洶洶，左軍的兵變如同箭在弦上，已呈一觸即發之勢。
影視劇中的弘光帝。來源/電視劇《秦淮悲歌》截圖
對於部下鼓譟起兵，左良玉起初並不同意，他明白開弓沒有回頭箭的道理，尤其在清兵即將南下的關鍵時期，一著不慎，他就有可能成為明朝的罪人。然而，曾經當面彈劾馬士英權奸誤國、併為馬士英派人追捕的監軍御史黃澍，卻已在暗中召集左軍諸將，並與他們私自訂下舉兵的盟約。一位將領甚至直接對左良玉說道：“疑事無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不能鬱郁久居此矣。”自此，左良玉終於下定兵變的決心，並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舉兵東下，兵鋒直指南京。為了防守來自左良玉的攻擊，南明在江北佈防的兵馬，大多調到西線。與此同時，八旗鐵騎一路南下，根本無人防守。
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清兵即佔領了江北大片土地，隨即攻破揚州，史可法死節，弘光朝廷亦隨之覆亡。
事實上，左軍雖然舉兵東下，但剛到九江，已經病重難行。他寫信給駐節九江的總督袁繼鹹，請他一起參與兵諫，被袁堅拒。袁繼鹹曉之以理，告誡左良玉說：“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袁繼鹹既與左良玉約定駐軍候旨，說好左軍不得進入九江城。但此時的左良玉已經無法控制局勢，左軍悍然進入九江城，而有殺掠。深感愧恨的左良玉病情驟然加劇，他召集手下諸將說：“我不能報效朝廷，諸君又不甚用吾法制，故憤懣以至於此。自念二十年來，辛苦戮力，成就此軍。”他最後很痛苦地表示，我死之後，大家能出死力保衛朝廷，上也；守一地以自效，次也。若各奔東西，不能殺敵效力，我左良玉死不瞑目矣。說完遺言，左良玉嘔血數升，撒手人寰。
清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左良玉死後五十四年，著名文人孔尚任寫出一部風靡一時的劇作《桃花扇》。在這部志在總結弘光朝廷覆亡的歷史劇中，左良玉被塑造為一位系國家安危於一身的大忠之臣，左良玉的兵變，則被描寫為誅殺奸黨、報效朝廷的正義行為。這顯然是孔尚任想當然的結果——左良玉出自侯恂門下，多被後人視為東林一脈，孔尚任則對東林黨人充滿了同情，將左良玉視為東林遺忠，事實卻與真相相差甚遠。
說左良玉是大忠之臣未免有溢美之嫌，但說左良玉是奸佞卻並不符合事實。縱觀左良玉的一生，他雖然不識字，卻是聰明人，正因為聰明，他能夠養寇自重——是敵是友，端賴是否對自己有利；他能夠一潰千里——是勝是敗，只看能否儲存實力。左良玉其實與南宋名將張俊和劉光世更相仿，既善於見機行事，亦擅長打滑頭仗，所以處身於明末極端的環境下，左良玉更容易脫困避險，違害就利。誠如《明季北略》的作者計六奇所言：“予謂張、李大亂十載，諸將或死、或降、或遁，不可勝計，而良玉能與之戰，遲久獨存，亦將材也。”這其實正是他善於自保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