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孫權數次率領“十萬之眾”作戰，卻往往“不克而還”與“奪命狂奔”，尤其是發生在建安二十年
（215）
的合肥之戰，更成就了“張八百大破孫十萬”這一經典名場面。
影視劇中，孫權逍遙津被圍。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巧合的是，在孫權主導的六次合肥之戰中，投入兵力有確切記載的另外兩次合肥之戰，同樣都號稱“十萬”。這讓我們對孫權軍事感到懷疑，更不免生出幾分好奇：合肥到底有啥“魅力”，會讓屢戰屢敗的孫權一直對著它死磕？
欲求“全據長江”
江東國祚始於孫堅、興於孫策、成於孫權，可謂“奮三世之餘烈”。從孫策到孫權，正是孫氏家族的重要轉型期——是僅限於割據一方，以“叛逆軍閥”自居；還是先立足江東，“制荊、揚而奄交、廣”，以圖北上王興之業？
毫無疑問，孫權選擇了後者，但這並非是孫權重視合肥的理由。從江東政權不斷調整的戰略出發，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孫權主導的一系列“合肥之戰”，目的和動機不是始終如一的；因此，這六次合肥之戰也就不能一概而論。由此，不妨先下一個大膽結論：建安年間的孫權，或者說割據期的江東政權，對合肥沒有“志在必得”之心。
再出色的船長，也需要一名能為他規劃正確路徑的“引航員”。亦如荀彧之於曹操、諸葛亮之於劉備。
那江東方面，有沒有這樣的人呢？不僅有，而且孫策、孫權兄弟倆人手一個。最早為孫氏提出切實可行戰略的，正是與張昭並列為“江東二張”的張紘。當時，張紘以精通儒家經典聞名，又曾拒絕過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的徵召，可謂一時高士。孫策渡江之前，畢恭畢敬向其請教，終於得到了他的青睞。
據《三國志·孫策傳》注引《吳歷》記載：“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彼時，揚州丹陽
（楊）
郡是著名的“精兵之地”，曹操、劉備皆曾來此募兵。方詩銘先生則認為：丹陽人陶謙一個外來戶，在得罪本地大族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其統治地位，其從家鄉招募的丹陽精兵發揮了重要作用。張紘建議孫策以丹陽為軍事重地，而後轉戰人才輩出的吳郡、會稽二郡，便能以此為基，解決宿敵
（指盤踞在江夏郡的黃祖）
，進圖荊、揚。
丹陽郡地圖。來源/譚其驤 《中國歷史地圖集》
事實證明，自孫氏割據江東之始，到孫權稱帝建國，確如張紘所言，長期以丹陽、吳會為基。君不見，東吳執政軍方的巨頭，前期如徐琨、吳景，後期如呂範、諸葛恪等人，皆曾出任過丹陽郡太守。而吳郡四姓
（顧、陸、朱、張）
與會稽四姓
（虞、魏、孔、謝）
等江東大族，則又支撐起了東吳政權的文官體系，是其完成“江東化”的必要保障。由此可見，孫權延續了兄長孫策的未竟之業，以張紘提出的“東據吳會”之策，作為其割據早期的主要發展戰略。
只可惜，張紘並未明確指出如何才能“荊、揚州可一”。所以，孫權在建安十三年
（208）
時擊敗黃祖後，張氏構想便暫時告一段落了。而魯肅此前提出的“榻上策”，卻完美續接上了“東據吳會”。參見《三國志·魯肅傳》：
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這便是魯肅提出的“全據長江”戰略，也是孫權在建安年間的主要行動方向。其核心之處在兩點：首先，趁著北方戰亂不休，滅黃祖、伐劉表、奪荊州，完成“鼎足江東”的第一步；其次要逐漸西進，拿下荊州、揚州、益州，“竟長江所極”，與北方“二分天下”。待時機有變，方可揮師北上，以圖帝業。魯肅提出的構想，退可偏安自守，進可一窺帝業，堪稱真知灼見；百十年後，南北朝劃江而治的政治格局，亦可證其先見之明。
正因如此，周瑜、呂布、甘寧等骨幹將領，皆曾提出過“西進計劃”。而在此之前，打下荊州，控制江陵、襄陽等重鎮，即是孫權等人的首要目標。
建安十三年
（208）
末，孫權、劉備達成聯盟，與曹操大戰於赤壁、烏林一帶。在周瑜、黃蓋的“苦肉計”下，曹操大敗而回，只好留下曹仁、樂進分別鎮守江陵、襄陽兩大軍事重鎮。緊接著，周瑜直攻江陵，又令甘寧進取夷陵；與此同時，劉備也開始略定江南四郡。在此情形之下，孫權第一次向合肥發起的進攻，顯然是為了分擔周瑜等人的壓力。
影視劇中，周瑜兵出荊州。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換言之，孫權對合肥沒有志在必得之意；他此次出兵，主要是策應周瑜的軍事行動，若能順道“打打秋風”，甚至拿下合肥，自然再好不過。但在蔣濟的矇騙下，孫權卻誤以為曹操將派四萬大軍到來。彼時，孫權雖號稱“十萬”，但他不可能直接“梭哈”出動全軍；加之周瑜也分走了一到三萬人，可知孫權在面對曹魏“四萬援軍”時，自忖其麾下實際兵馬在數量上不佔絕對優勢、甚至尤有劣勢，這才會匆匆離去。但他卻沒想到，這次的機會，才是最難得的。
轉而“進圖淮南”
赤壁之戰期間，雖然劉備集團曾加入其中，但江東仍一直以“西進”為目標。“鷹派”周瑜對劉備的“梟雄之姿”頗為忌憚，也未把“取蜀，並張魯，聯馬超”的機會讓給他。怎奈天意弄人，周瑜經過赤壁、江陵兩場大戰，又身受箭傷，未能痊癒，致使其最終倒在了“西進”途中。
周公瑾去世後，主持孫劉聯盟的“鴿派”魯肅上位，並同意孫權出借南郡給劉備。憑藉這個機會，劉備得以立足荊州。期間，孫權仍有意繼續“西進”，但劉備卻採取荊州主薄殷觀之計，雲“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導致孫權“不敢越
（劉備）
而獨取蜀”。至劉備入蜀，孫權這才回過神來，不由怒罵道：“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可罵歸罵，孫權也知道，“西進計劃”因劉備的“橫插一槓”，變得不再現實。
隨著劉備在荊南、西蜀的坐大，孫權也只能被迫調整“先西后北”的戰略，並嘗試攻略淮南地區。如建安十九年
（219）
時，孫權便帶著呂蒙、甘寧二小弟進攻皖城，打了一波秋風，還藉此控制了江淮南部。次年，劉備成功打下益州，孫權見狀，便要求劉備歸還荊州；後者本不欲歸還，但礙於曹操已定漢中，擔心腹背受敵，故不得不與孫權瓜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影視劇中，劉備與孫權瓜分荊州時，攛掇孫權攻打合肥。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在荊州之爭暫時落下帷幕後，孫權立即擁兵十萬，包圍合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建安十七年
（212）
時，曹操便遷徙了淮南的大批民眾。在皖城也被孫權拿下後，江淮地區便成了“無人地帶”，可見孫權攻合肥，無法獲取到大量的人口、經濟資源。
是以，孫權在建安二十年
（215）
二徵合肥，必然是奔著其發達的交通樞紐地位而來的。《水經注》雲：“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淮水以南有施、肥（淝）二水，孫權若沿江北上，需經由濡須水先抵達巢湖，而後透過施水、淝水進入淮水，方才能經略淮南地區。在此過程中，合肥是當之無愧的水陸要衝之地。誠如顧祖禹所言：“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與孫吳首都建鄴之間的地理位置關係。來源/譚其驤 《中國歷史地圖集》
早在西漢時，這裡便是南來北往的商業聚集之地。及至漢末，南北爭雄，位於施、肥交會處的合肥與濡須水入江的濡須口，自然成了南下北上的最優選擇。因此，孫權欲奪合肥，而曹操、曹丕父子則多次對濡須口用兵。
這次出征，本是孫權暫時放棄西進計劃，對進圖淮南的一次嘗試。但他沒想到，因自身指揮失誤加之疫病等客觀因素，反倒讓張遼“威震逍遙津”。在“張八百大破孫十萬”後，他便有了“能止小兒夜啼”的威名。此役過後，孫權大為驚駭，對合肥的攻略計劃暫時擱淺，轉而將目標重新放到了荊州上。
至建安二十四年
（219）
，關羽圍困襄、樊，斬龐德、擒于禁。如此鋒芒，讓孫權大為忌憚，所謂“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荊州上游被蜀漢握在手中，於江東“百害而無一利”，加上關羽這麼一位強權人物的存在，讓孫權不得不背棄聯盟，選擇與曹操合作。
是年，孫權佯攻合肥
（見《三國志·溫恢傳》）
，迷惑關羽；而呂蒙、虞翻卻趁機襲取了南郡、公安、零陵三郡。力爭上游之後，江東想要北上，便擁有了襄陽與合肥兩個選擇。奇怪的是，孫權付出了這麼大代價，但他此後的北上方向，也多以合肥
（期間孫權又曾三次進攻合肥，皆“不克”而還）
為主，偶爾攻略六安，而非從襄陽北上，“直取宛、洛”，這又是為什麼呢？
漢晉時，南北間的大規模戰爭多用水路，所謂“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其對兵員、糧草的運輸效率得到水、風等自然力加持，運輸效率自然會大大提高，故而當時單純使用陸路交通的情況較少。以此而論，可通航的南北水路大致有三：一是淮東中瀆水道，自荊湖、射陽湖入廣陵；二是從夏口溯漢水而上，直達襄、樊；三即兵出濡須口，而後逆江北上，從巢湖、施水、肥水網路進入淮南。
影視劇中浩浩蕩蕩的東吳水師。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這其中，淮東中瀆水道深受降雨量影響，無法保證隨時得通；且以關鍵地段位於江北，東吳無法派人疏通，故淮東一線當首先排除。其次，以襄陽為目標，雖然有利於江東水師能更好發揮出其優勢，卻不是最優選擇。一方面，襄樊之後多為山川平原，如此地勢，有利於曹魏鐵騎馳騁，而不利於江東水師橫行；另一方面，關羽的“前車之鑑”，讓孫權意識到：就算江東能拿下襄樊，也要面臨曹魏集中河南一帶的兵力進行反撲。如此一來，孫權便需要固守襄陽、江陵、西陵三地，方能同時兼顧到江北、江西兩側防禦。
相較而言，進圖淮南不僅有利於東吳水師能快速抵達前線，減少運輸壓力，還能讓孫權儘可能減少分散兵力的威脅。倘若奪取淮南，以守淮代替守江，便能保障長江下游安穩無虞，進而避免首都建業被曹魏“偷家”。其次，孫權後來發起的三次合肥之戰，皆在其正式建國稱帝以後。彼時，吳蜀已重修於好，共誓擊曹。孫權進攻合肥，也能呼應諸葛亮面向祁山的北伐；曹魏兩線作戰，便不能集中力量收拾東吳。而且，礙於諸葛亮的威脅更大，蜀漢遭遇的阻力將會更大，這無形中減少了孫權的“對線”壓力。
被迫“限江自保”
話雖如此，孫權仍未能在合肥之戰中取得勝利。彼時，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經非常穩固，故孫權將“進圖淮南”當作下一步戰略，對合肥是在必得。可他稱帝以來，雖然曾先後在黃龍二年
（230）
、嘉禾二年
（233）
與嘉禾二年
（234）
三次出征合肥，但最終還是無功而返。看來，孫權的軍事指揮能力的確有些“蹩腳”，屬於典型的“人菜癮還大”。
正如孫策所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誠然，孫權善於用人，長於防守，即便他面對的是當世英雄曹操、劉備，也能安保江東無虞，以至於曹操、辛棄疾讚歎道：“生子當如孫仲謀。”
只可惜，孫權從防禦方轉為進攻者的過程中，仍採取了相對保守的戰術思想。君不見，孫權數次進攻合肥，大多圍而不攻，缺少“賭一把”的勇氣。他雖號稱“十萬”，但也經常是“虛張聲勢”。所以，心裡門清的孫權便沒有多少底氣強攻合肥。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江東雖少受戰火侵襲，但人口基數畢竟遠不如中原，能拿出“十萬”已殊為不易。在軍隊數量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孫權每次進攻，勢必要抽取江防部隊，這就讓他更加謹慎，不願在戰鬥中付出較大代價。在他看來，曹魏耗得起，江東卻耗不起。進攻合肥若能勝出，自是極好；可萬一強攻合肥仍無法取勝，導致江防部隊損失慘重，這就會危及江東存亡了。
正因如此，後世史家如司馬光、胡三省等人皆以為孫權無進取之心。如《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五》中記載：“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對比上文張紘所言，此處將“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一句刪除，改“高帝之業”為“王業”，可見在司馬光眼中，孫權是沒有爭霸之心的。胡三省亦云：“
（孫權）
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然而，從江東“全據長江”到“進圖淮南”的戰略看，孫權早年確有進取北方之志；但礙於形勢與諸多因素制約，加之進攻合肥接連受挫，他這才放棄自己的雄心，轉而“限江自保”。那麼，除了孫權自身的能力外，阻礙其“上進”的因素還有哪些呢？
01
難克“合肥防務”
作為江淮地區的戰略樞紐，合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曹魏也不可能不重視它。如魏明帝曹叡所言：“先帝
（曹丕）
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早在建安初年，揚州刺史劉馥便注意到了合肥的戰略意義。其在任期間，“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宋傑先生便認為：劉馥積聚的經濟、軍事力量為後來合肥以及淮南的固守奠定了基礎。
劉馥去世後，孫權於建安十三年、建安二十年兩次進攻合肥，暴露了這個揚州新治所守備不足的問題。於是，在張遼“威震逍遙津”後，曹操大壯之，“乃增遼兵”，令其繼續鎮守合肥。至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
，曹操攻孫權，不克而還”，在意識到江東在濡須口的戰略部署後，曹操察覺到孫權對淮南的進圖之心，遂再次增兵合肥，令夏侯惇、張遼率二十六軍屯於居巢，嚴防江東進攻。此後，歷經曹氏三祖
（曹操、曹丕、曹叡）
時代，淮南地區始終是魏吳兩國的主要戰場，以至於曹魏對合肥屢次增兵。其嚴密的防務措施，使孫權“進圖淮南”的計劃屢屢受挫。
當然，以江東政權自身角度出發，它想要攻取合肥，也面臨很多難題。這其中，兵種剋制與派系鬥爭兩大難題，是孫權沒法妥善解決的。
02
喪失“兵種優勢”
江東擁有發達的造船業，掌握了不少“黑科技”，加之東吳健兒多善水性，從而造就了強大一時的東吳水師。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江東水師固然強大，但也深受地形影響。合肥雖為水陸交通之幹道，城池卻在陸地上。這便意味著，孫權想要進攻合肥，便必須要上岸。而上了岸，又免不了被曹魏騎兵“吊打”。尤其是在滿寵營建合肥新城後，孫權想要再攻城略地，便需要被動拉長戰線，深入陸地與曹魏軍隊作戰。在喪失了“兵種優勢”後，江東軍隊顯然非常非常吃虧。孫權在第二次合肥之戰的失利，便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張遼首次以八百死士進攻孫權時，確為步兵；但隨著張遼“衝營”成功，剩餘的數千合肥守軍也曾掩殺而出。按《三國志·甘寧傳》：“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可見，張遼在逍遙津之戰中大破孫權，在一定程度上仰仗了騎兵之勢。須知，張遼是幷州軍閥出身，與呂布同為出色的騎兵統帥。曹操北征烏桓期間，張遼便曾帶領曹純及虎豹騎，成功襲殺了烏桓首領蹋頓。
影視劇中，逍遙津一戰魏軍的騎兵。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李碩先生認為：衛青、霍去病在率領騎兵出征匈奴時，沿襲了中原步兵、車兵交鋒之時橫衝直撞的思路，常帶領騎兵直衝敵軍大營。這種騎兵戰術的變革，對漢末騎兵的運用的產生了 深遠影響。如公孫瓚、孫策在征討羌人、黃巾軍時，亦曾身先士卒，縱馬馳奔。因此，跟隨孫策、孫堅父子倆的淮泗武將，也大多擅長指揮騎兵。如程普“驅馬疾呼，以矛突賊”，韓當“便弓馬，有膂力”，包括後起之秀丁奉，也曾“跨馬持矛，斬首數百”。既然如此，孫權為何就不能組建起一支騎兵呢？
從客觀角度看，江南地區不僅不產馬，還多丘陵水澤，不利於訓練騎兵。儘管孫權曾努力與曹魏、蜀漢、遼東進行貿易，以期獲得戰馬，但無論是維持穩定的戰馬輸入渠道，還是供養騎兵訓練所需花費，都不如多造幾條大船來得實在。當然，若從主觀原因考慮，孫權就算能訓練出一支騎兵，其最大受益人也會是淮泗武將，而非是掌控了江東當地多數資源的世家大族。事實證明，對於孫權進取北方之志，以陸遜為首的江東大族，常常表現出消極甚至是反對。
03
進擊的“江東化”
孫氏一族割據江東相對較早，稱帝卻是最晚，其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孫權少年登位，即面臨三大難題，一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二是“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三是“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不堪徭役的山越渠帥、世代經營的大族豪右、避難揚土的寄寓士人，都對孫氏立足江東產生了深遠影響。
山越雖活躍在險地，卻與江東大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大部分山民是受地方大族掌控的。至於外來的寄寓之士，雖擁有一定名氣，但根基不在江東，無法對左右江東時局時。因此，孫權想要立足江東，便需要放下成見，與地方大族打好關係。而隨著孫氏與江東大族合作的加深，其稱帝建國的道路才會愈發舒暢，故田餘慶先生將其形容為“孫吳政權的江東化”。唐長孺先生則認為：孫吳的建國乃是以孫氏為首的若干宗族對於另外各個宗族集團即宗部的勝利。
問題的關鍵是，富春孫氏同譙縣曹氏一般，為“寒門地主”出身，很難真正融入到世家大族當中。這也是為什麼孫堅出身吳郡，麾下卻多江西人氏的主要原因。在轉戰中原途中，孫堅以“淮、泗精兵”為發家資本，後歷經孫策、孫權兄弟倆，淮泗舊將雖損失大半，但新加入的寄寓之士因為政治立場偏向於淮泗武將，故而也被歸屬到淮泗集團之中。孫權掌權後，以宗室、淮泗集團為臂助，並在朱治、張昭等人的斡旋下，與江東大族展開合作。
影視劇中的朱治（左）和張昭（右）。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儘管如此，淮泗集團仍想要“進圖淮南”。他們是外來戶，與其與江東大族爭權奪利，平白增添內耗；不如著眼於全域性，打下一塊屬於他們自己的根據地。孫權早年頗有進取之志，所以就政治目標而言，他更傾向於淮泗集團。然而，對於風險較高的北伐，江東大族卻充滿消極態度，他們力圖自保，不願平白消耗實力。故而孫權主導的六次合肥之戰中，輔助其參戰的主要人員，要麼是宗室，要麼就是淮泗集團。但江東意志無法凝聚，執行力自然會受到嚴重影響，這同樣是孫權屢徵合肥而不克的一個重要原因。
彼時，孫吳實力雖然在逐步增長，但政治權利卻逐漸下移到江東大族手中，這進一步導致對外擴勢頭減弱。朱桓曾提出“進取壽春，隔有淮南，以規許、洛”的戰略構想，但陸遜卻表示反對。作為江東之主，孫權雖暫時呈現出妥協態度，但他仍不滿足於現狀，並嘗試繼續對淮南用兵。怎奈淮泗武將早已凋零大半，隨著呂蒙、甘寧等人的去世，無人難當大任。
在多次嘗試未果後，孫權只好將目標轉移到國內。不曾想到，頗受江東大族尊崇的太子孫登竟然在而立之年暴斃。苦心培養的繼承人去世，孫權大受打擊；念及其餘諸子遠不及孫登之名望，孫權只好採取“非常規”手段扼制江東大族的發展。在“暨豔案”“呂壹案”後，孫權又一手掀起了“南魯黨爭”。圍繞著魯王孫霸與新太子孫和的奪嫡之爭，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之間的“荊揚之爭”也愈演愈烈。在孫權的刻意而為下，這一出鬧劇最終以陸遜憂憤而死、江東大族遭受重創為宣告結束。
04
最後的“孫十萬”
及至赤烏十三年
（250）
，伴隨著太子孫和被廢、魯王孫霸見誅，南魯黨爭終於落下了帷幕。經過數年內耗的東吳，國力大損；是年十一月，“孫十萬”再次面世，但這一次，他沒有再“進圖淮南”。據《三國志·吳主傳》記載：“
（孫權）
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
彼時，年事已高的孫權面北而立，良久之後，不由長嘆一聲，命十萬大軍淹沒了魏軍南下的交通要道。誠如胡三省所言：“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摹而已！”英雄遲暮，竟以“限江自保”為良策，何其無奈？